人才济济 灿烂辉煌：——明清竹刻名

家和他们的竹雕笔筒

自明代以来，作为文房用具的笔墨纸砚等，也随着文人风气渐盛而兴。其中始见于明嘉靖后，为搁置毛笔专用的“文房第五宝”——笔筒，当属最迟者，是雅舍、书斋案几的必备陈设器具。进入明末清初后，笔筒日益普及，其材质亦现多样，有见竹、瓷、木、漆、玉等诸种，制作工艺愈趋精细。竹雕器作为笔筒之大宗，以其材质虚心劲节之性颇合文人雅趣，常用于表现文人隐逸之情怀。其时，竹刻名家辈出，竹雕笔筒亦为世人推崇，可谓繁盛一时。Dylw. net

明代的嘉定派竹刻名家和名作

被誉为“嘉定竹刻之父”的朱鹤，为嘉定派竹刻创始人。其字子鸣，号松邻，是活跃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书画家和竹刻家。他善诗书画，精于雕镂，并在“北宗”的雕刻之中糅合了“南宗画派”技法，从而独创了深刻一法。他还常以笔法进行雕镂，且可于细小的竹木上，随意雕刻精美的纹饰，作品古朴高雅。朱鹤的传世之作绝少，今南京博物院藏有其作“竹雕松鹤笔筒”（图1）。该竹根雕成的笔筒，有松、竹、鹤、梅等纹饰刻于筒身，雕刻细腻，写实逼真。

朱鹤之子朱缨（1520—1587），是嘉定派竹刻的一位承上启下者。而朱鹤之孙、朱缨之子朱稚征（号三松，上海嘉定人），则活跃于明万历、天启年间，对明代竹刻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使得嘉定竹刻技法大备，声名显赫。所刻笔筒、臂搁、香筒等物在当时便是极珍贵的珍玩，嘉靖帝对朱三松的作品也是情有独钟，尝题“传神只作萧疏笔，经久由来以朴存”。

在“嘉定三朱”中，朱稚征的传世作品较朱鹤、朱缨略多。如故宫博物院的两件藏品。一件是高9.9厘米、口径最大13.6厘米、底径最大8厘米的“竹雕人物笔筒”（图2）。笔筒的技法采用了高浮雕和镂雕结合，以简练的刀法雕刻了松下老人对弈的图案，所刻人物神形兼备。另一件是高13.7厘米、口径10.8厘米、足径10.5厘米的“竹雕春菜笔筒”（图3）；笔筒筒身纹饰婉转流畅，运笔如刀，玲珑剔透，笔意深峻，颇见功力。又如明万历四十三年朱稚征作，高14.8厘米、口径

7.6厘米的上海博物馆藏品“竹雕高士图笔筒”（图4）；作品镂空雕刻，人物高浮雕，在有限的平面上充分表现人物景物的立体感。 于明万历、天启年间活跃的，还有字仲旭、禹门，号禹川的沈大生。身为嘉定人的他精通医术，诗画俱洒脱不凡。沈大生与兄沈汉川并传朱氏竹雕深刻之工，尽得其法。现传世的有高14.9厘米、口径15.5×13.1厘米，上海博物馆藏“竹雕庭院读书图笔筒”（图5）。笔筒参酌了高浮雕、透雕、浅浮雕三种技法，且平刀、圆刀融合互见。特别是笔筒中疏密、虚实和曲直，以及繁简、刚柔、轻重等要素的对比，强烈分明，充实丰富。

清早期的嘉定派竹刻名家和名作

清康熙年间，嘉定马陆村有一封氏竹刻家族，形成了以竹刻圆雕为主的重要流派。家族中以封锡爵（字晋侯）、封锡禄、封锡璋（字汉侯）兄弟三人，成就最高，号称“封氏三鼎足”。其中老二封锡禄最为杰出，人称“竹刻王”。

封锡禄字义侯，晚号廉痴，世居嘉定城南。他擅长竹根人物圆雕，上承朱氏“三松派”，但能刻意经营，自立风采。其存世的笔筒不多，故宫博物院藏有高15.1厘米、筒径10厘米的其作“竹雕人物笔筒”（图6）。笔筒以去地高浮雕技法表现松溪赏月的情景，其刀法老辣，可见封锡禄技艺的过人之处。

清顺治、康熙年间，为嘉定竹刻的璀璨期。吴之璠作为领军人物，《竹人录》称其作“秀媚遒劲，为识者所珍”。乾隆皇帝曾亲自题诗赞其高超技艺，并让匠师刻于吴之璠的作品上。吴之璠字鲁珍，号东海道人。他早年在故乡刻竹，师法“三朱”，工画人物花鸟，书法秀媚犹劲，尤以竹刻擅名。他多用深浮雕或透雕，人称“三朱之后嘉定竹刻第一名手”。

由于乾隆皇帝的推崇，朝野上下掀起了“吴之璠热”，故其传世馆藏较为丰富。既有故宫博物院藏，高15.2厘米、口径10.5厘米的“竹雕对弈图笔筒” （图7），和高14.5厘米、筒径11.4厘米的“竹雕御题刘海戏蟾图笔筒”（图8），以及高15.2厘米、筒径7.4厘米的“竹雕松荫高士笔筒”（图9）；又有上海博物馆藏，高15.4厘米、口径12.4厘米的“竹雕二乔并读图笔筒”（图10）。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高15.4厘米、口径7.4厘米的“牧马图笔筒”（图11）；其筒壁浮雕一马

仰卧翻滚，旁一养马的马夫，马张目露齿，掀鼻仰首，鬃鬣及尾毛四散，作腰腿用力滚转的姿态，充满动感。

嘉定派与吴之璠齐名的竹刻家，是字晋瞻，号芷岩、雪樵等的周颢（1685—1773）。他在朱氏刻竹的基础上，独出心裁，新意迭出。其一般采用浅浮雕、平刻为主的技法，一变前法地不借画稿，而是直接在竹筒或竹片上，以刀代笔刻出画面纹饰，从而独创了“凹凸皴法”。如上海博物馆藏其作“竹刻松壑云泉图笔筒”（图12）。笔筒作于清乾隆九年（1744），高14.9厘米、口径11.5厘米。作品构图满密而繁复，洋溢着生机勃勃之气。作为周颢竹刻山水的代表作品，集中体现出他刻竹有继承有发展，“朱、沈一灯隐隐相继，而又神明变通乎其间”的独到成就。

特别是他在竹壁上刻出的竹石图，自然流畅，极富笔情墨趣。以上海博物馆藏其作“竹刻竹石图笔筒”（图13）为例。其高12.4厘米、口径5.3厘米。一刀剜出的山石、屈铁的竹叶、苍劲的竹枝，意境清轻，生动浑成。此直接刻竹的“南宗”画法，于当时首屈一指。故《竹人录》将周颢比作“诗圣”杜甫，赞誉他是清代竹刻上“开创新法第一人”。 盖与周颢并称的，是以艺名扬中外的沈全林。其字榕盘，晚号西池老人，嘉定人。他画花鸟草虫，无不工妙，工刻花鸟于竹玩。故宫博物院藏有他的“竹雕草虫白菜图笔筒”（图14）。平面向内深刻表现纹饰的立体感，体现了沈全林作品的特点。

清中后期的嘉定派竹刻 名家和名作

时至清代中期，嘉定派竹刻继续名家辈出，成熟发展。在大量涌现出的名家中，最为突出的当为竹刻家邓孚嘉之子，有“乾隆朝嘉定竹器刻字第一高手”之誉的邓渭（1736—1795年）。其字得璜、德璜，号云樵山人。他自幼师承家学，擅长刻竹和治印。竹刻工薄地阳文，又善刻行楷，字迹秀丽。今上海博物馆藏有他在清嘉庆元年（1796）的作品“竹刻行书赤壁赋笔筒”（图15）。其高11.1厘米，口径5.6厘米。笔筒刀法细腻圆顺，字底洁净，神采照人。

佼佼者中，还有清中期活跃的马国珍、秦时敏、徐裕基等。其中马国珍字鸣玉，号珂亭，嘉定人。他善刻竹，工镌花鸟、山水。如上海博物馆藏他的两件作品。其一为高14.5厘米，口径8厘米的“竹雕兰亭高会图笔筒”（图16）。其二为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作，高15厘米，口径12.2×8.6厘米的“竹雕春圆夜宴图笔筒”（图17）。两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