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工业革命：重塑还是颠覆？

2016-02-19克劳斯·施瓦布战略与政策论坛

不平等不仅是关键的经济问题，也是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最严峻的社会问题。创新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是智力和实物资本的提供方，这会导致资本依赖者和劳动力依赖者的财富鸿沟日益扩大

作者 克劳斯·施瓦布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我们即将迎来一场新的技术革命，这场革命将彻底改变我们生活、工作和社交的方式。无论从其规模、影响范围还是复杂性来看，这场转型都将和人类以往经历的任何一次革命截然不同。我们尚不清楚这场革命将如何展开，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从公共部门到私营部门，到学术界和公民社会，全球各利益相关方必须协调一致，采取全方位的综合策略共同应对这场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采用水蒸气为动力，实现了生产的机械化。第二次工业革命通过电力实现了大规模生产。第三次工业革命则使用电子和信息技术，实现了生产的自动化。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是一场发轫于二十世纪中叶的数字革命。在此基础上，我们正在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这场革命的主要特征是各项技术的融合，并将日益消除物理世界、数字世界和生物世界之间的界限。

本次转型不仅仅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延续，还象征着一场有着自身特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这是依据其速度、影响范围和对系统的影响得出的结论。当前各项突破性技术的发展速度可谓史无前例。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此外，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颠覆所有国家几乎所有的行业。这些变革将产生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彻底改变整个生产、管理和治理体系。

各种移动设备拥有前所未有的处理和储存能力，能够轻易获取相关知识，并将数十亿人连接起来，从而释放出无穷的潜力，而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无人驾驶汽车、3D打印、纳米科技、生物科技、材料科学、能源储存和量子计算等科技领域的最新突破更创造了无限的可能性。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无处不在，从无人驾驶汽车到无人机，再到虚拟助理和能够进行翻译和投资的软件等等。人工智能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主要得益于计算能力的指数级提升和大量可用的数据。这既包括可用于研制新药物的软件，也包括预测文化倾向的算法。与此同时，各类数字制造技术正与生物世界进行日常互动。工程师、设计师和建筑师正在综合运用运算化设计、增材制造、材料工程和合成生物学等科技知识，率先实现微生物、人体、消费品，甚至住宅之间的和谐共生。

挑战与机遇

与历次工业革命一样，第四次工业革命可望提高全球收入水平，改善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截至目前，最大的受益者是能够负担并接触数字化产品的消费者；技术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提升个人生活的效率和幸福感。无论是预约出租车、订购飞机票，还是购买商品、付款，或是听音乐、看电影、玩游戏，现在都可以远程实现。未来，技术创新也会引发供应侧奇迹，实现效率和生产力的长线增长。交通和通讯成本将下降，物流和全球供应链将更高效，贸易成本降低，这些都将打开新的市场，促进经济增长。

同时，如经济学家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c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所言，工业革命也会加剧不平等，特别是有可能颠覆劳动力市场。由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自动化逐渐代替人力，机器对工人的总取代（net displacement）可能扩大资本回报和劳动力回报的差距。另一方面，整体而言，被技术取代的工人将可能会使安全而有意义的岗位出现净增长。

目前，我们还无法预见可能出现哪种情形，历史告诉我们，结果可能会是两者的结合。但我坚信，相比资本，人才更能代表未来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这将导致就业市场日渐分隔，出现“低技能/低收入”和“高技能/高收入”两个极端，进而加剧社会关系的紧张。

不平等不仅是关键的经济问题，也是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最严峻的社会问题。创新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是智力和实物资本的提供方，包括创新者、股东、投资者，这会导致资本依赖者和劳动力依赖者的财富鸿沟日益扩大。因此，技术成为高收入国家中多数人收入停滞乃至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由于对高度熟练工人的需求上升，而对教育和技能较低工人的需求下降。最终，就业市场上对高低两端的人力需求强烈，但对中间层的需求则空心化。

这有助于解释为何许多劳动者幻想破灭，担心自己以及下一代的真实收入会继续停滞。也解释了为何全球中等收入阶层普遍感到不满和不公平。赢家通吃的世界给中等收入阶层提供非常有限的机会，由此导致民主衰退和虚位。而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技术和信息共享（以社交媒体为典型）也会点燃不满情绪。现在，全球有三成以上的人口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相互联系，学习知识，分享信息。在理想状况下，这种互动会为跨文化理解和凝聚力提供机会。但是，这也会使人们对构成个人和组织的成功要素形成并传播不切实际的期望，为极端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提供温床。

对企业的影响

在我与全球CEO和企业高管的对话中，一个根本主题是，创新加速和颠覆的速度难以理解，无法预料，这些推动因素常常给人不断带来惊讶，即便是见多识广、消息灵通的人士也概莫能外。事实上，在所有行业里，都有明确证据显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导技术正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

在供应侧方面，许多行业中涌现出新的技术，不仅创造了满足现有需求的全新方式，也瓦解了当前的行业价值链。颠覆行为来自于灵活机动、善于创新的竞争对手，他们由于能接触研究、开发、营销、销售和分销的全球数字化平台，得以改进质量、加快速度或提高价格，以空前的迅猛势头将既有企业取而代之。

需求侧方面也出现重大变化，由于透明度增加、消费者参与以及消费行为出现新模式（越来越依赖于访问移动网络和数据），这迫使公司改变自己设计、推广和交付产品及服务的方式。

一个关键趋势就是技术驱动平台的发展，将供给和需求相结合，颠覆现有的行业结构，例如在“共享”或“按需”经济中出现的情形。这些技术平台可在智能手机上轻松使用，汇集人、资产和数据，在过程中创造全新的商品和服务消费方式，也降低了企业和个人创造财富的门槛，改变劳动者的生活和职业环境。这些新平台业务快速衍生出许多新服务，从洗衣到购物，从家务到停车，从按摩到旅游，不一而足。

总体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企业会产生四大影响，体现在客户期望、产品优化、协作创新和组织形

式方面。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企业，客户越来越成为经济的核心，关键就在于改进服务客户的方式。此外，还可利用数字功能，优化实体产品和服务并提升其价值。新技术让资产更加耐用，数据和分析则改变资产的维护方式。同时，大量客户体验、基于数据的服务和资产绩效全面分析要求新的协作形式，特别是考虑到创新和颠覆发生的速度。最终，全球化平台和其他新业务模式的出现意味着需要重新考虑人才、文化和组织形式。

整体而言，从简单数字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到基于技术组合的创新（第四次工业革命）这种巨大转变已是大势所趋，迫使公司重新审视经营方式。但其中要旨始终如一：即企业领导者和高管需要理解不断变化的环境，挑战运营团队的固定假设，坚定、持续地推动创新。

对政府的影响

随着物理世界、数字世界和生物世界的不断融合，新的技术和平台将日益帮助公民与政府进行互动，发表看法，协调行动，甚至能够避开公共部门的监督。另一方面，政府也将获得新的技术手段，利用无处不在的监测体系和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控制力，加强对民众的控制。但从整体来看，随着竞争对手的增多以及新技术推动权力的再分配和分散化，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的角色将淡化，它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不得不改变其公众沟通和决策的方式。

最终，政府系统和公共部门能否适应这一形势将决定它们未来的命运。如果它们能够积极拥抱颠覆性变革，实行透明、高效的公共治理架构，就能保持竞争优势并继续存在。如果它们不能实现变革，将会遭遇更多问题。

这一点在监管领域尤为明显。当前的公共政策和决策体系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当时，政策制定者有时间来研究某一特定问题，并且制定出必要的对策或建立恰当的监管框架，整个监管流程呈现出“线性”“机械”和严格的“自上而下”特征。但这一方式已不再可行。由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非常快速的变革，并产生广泛的影响，立法机构和监管部门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多数难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这场革命。

那么，他们如何既能保护消费者和公众的利益，同时又能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呢？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已经采取灵活措施，来促进软件开发和整体业务经营，政府部门也应该像私营部门一样，积极采取“灵活的”治理方式。这就意味着，监管者必须持续适应瞬息万变的新型环境，实现自我改造，以真正了解其监管对象。为此，政府和监管部门需要和企业以及公民社会携手合作。

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将深刻影响国家和国际安全格局，影响冲突发生的概率和状况。战争和国际安全的历史就是技术创新的历史，今天也不例外。涉及主权国家在内的现代冲突日益呈现出“混合型”特点，传统的战场技巧与原属于非国家主体的各种要素日益结合。战争与和平、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甚至是暴力与非暴力之间（比如网络战争）的界限日益模糊，这让相关各方难以适应。

在这一进程不断展开、自动化或生物武器等新技术日趋易于操作的背景下，个人和小型组织将和国家一样，拥有大规模杀伤能力。安全体系的这一全新漏洞将会引发公众新的恐惧。但与此同时，科技进步也有望催生新的保护模式（比如能够更加精准地锁定目标），降低暴力级别并缓解暴力带来的影响。

对公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