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儒林外史》中的名利观

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吴敬梓通过托明写清，通过对

追名逐利与淡泊名利两类人物形象的对比，不仅揭露科举取士制度的罪恶，还细腻地刻画了在功名利禄的影响下，人们为了功名利禄、名望利益而不折手段，丑态百出的卑劣行为。作者清醒地认识到各种追名逐利行为对人性的毒害，对追名逐利的各种手段进行了辛辣的嘲讽的同时，还塑造与之相对立的真儒贤士，对他们高尚的品行给予热情的褒扬，从而表达了作者对淡泊名利、乐善好施、蔑视功名利禄等名利观的倡导。

关键词：《儒林外史》；追名逐利；淡泊名利；名利观

所谓“名利”，指的就是功名利禄、名声与利益。从古至今，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人们对名利都非常向往。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也”，荀子说：“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非相》），陆游在他的《长相词》里说“名也成，利也成，利也成时不似名，名成天下惊。”近代才女张爱玲也说：“出名须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传奇》），《列子·杨朱篇》中孟氏问杨朱：“人而已矣，奚以名为？曰：以名者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为贵。既贵矣，奚不已焉？曰：为死。既死矣，奚为焉？曰：为子孙。”这段话讲述了追求名利的人不仅考虑到活着时的幸福生活，还希望死后风风光光，流芳百世，恰如谚语说的“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因此许多人都希望“名垂千古”。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名利就像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催人上进，也可以把人诱入罪恶的深渊，故从古至今，人们对名利都有自己的看法。《老子》四十四章：“名与利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告诫人们，功名、财物、生命都是人生所需要的，但人应该知足，适可而止，过分追逐功名、财物将会危及人的生命安全。孔子也曾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厌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面对名利，没有人不心醉神驰的，但孔子提倡要用正确的途径和手段去获取它，也就是俗话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后汉书·种暠传》“其有进趣名利，皆不与交通。”可见，过分追求名利的行为都会被世人唾弃。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第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闲斋老人在给《儒林外史》作序时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1]（ｐ５）吴敬梓将他的人生经历和人生理想，结合艺术的虚构，勾画出一群形形色色的儒林众生相，“他们在科举制度追名逐利之风盛行的影响下，或以科举考试攫取功名；或以科举为招牌，欺压纯朴乡民；或淡薄名利，傲然独立于浊流之中。”[7]

作者站在人性的角度，深入到他们灵魂的深处，生动地刻画他们生活和精神的方方面面，揭示了科举制度下中国知识分子丑恶嘴脸。通过对两类人物生活经历和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作者的名利观。

一、对追名逐利、以权谋私、沽名钓誉的行为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批评。

小说开篇的第一回，吴敬梓便在词的下片说：“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睡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表达了作者对功名富贵的看法，就是 “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它，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哪一个是看得破的。”[2]（p1）既然看不破，那么世人又是怎样去追求功名、名望和财富呢？通过对《儒林外史》全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追名逐利的手段光怪陆离、千奇百怪。士人们有的把自己一生的荣辱系于科举之上，皓首穷经，坚定不移地在科举的征途上匍匐前行，孜孜以求功名，一旦功成名就，便中饱私囊、以权谋利、置天下苍生于不顾；有的则巴结权贵，仗势欺人，鱼肉人民；有的则结交名士，滥竽充数，充当名士，待机敛财；有的则在封建礼教的毒害下变得迂腐僵化、泯灭人性。作者对他们的这些名利观极尽讽刺和鞭挞，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3]（p57） （一）醉心功名，以权谋私。

名与利，特别的名，成为古代读书人追求的终极目标，十年寒窗苦读，为的就是金榜题名，一举成名天下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立名者，行之极也。”名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必要条件。对于利，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吴敬梓的笔下，那些醉心功名的儒生，大都是利欲熏心的伪君子。在小说中，周进和范进是两个经历颇为相似的文人，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寒士，通过科举获取功名是改变他们命运的唯一途径，于是他们用尽全部生命去博取功名。在考试的过程中屡遭失败，人格尊严遭到了严重的侮辱和摧残，尽管在世人的嘲笑和轻视下抬不起头来，但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又奔走于科考之路，积极参加考试。周进丢掉馆后，为了生计，只得跟随妹夫做生意，当他来到贡院，看到号板，想起自己科场失败的伤心往事，便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嘴都哭出血来，当别人说借银子给他纳监进场时，他就不哭了，和大家又说又笑。“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爬到地上就磕了几个头，众人还下礼去”。[2](p15)范进中举前，经常被丈人骂，到乡里考试回来，家里已经饿了三天，出榜那日把家里唯一生蛋的母鸡拿到集上去卖，换米煮粥吃，贫困潦倒，可想而知。中举之后，所有人对他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范进的人生也发生了巨大的转

变，从不相与的张静斋与他称兄道弟，又是送银子，又是送房子，从此与乡绅串通一气，穿梭于府衙之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这些原本忠厚的举人们，踏上仕途之后，便开始以权谋私。周进高中后，因同情范进，把他的文章看了一

[2](p15)遍又一遍，把对文章的评价由“这样的文字，都说的什么话，怪不得不进学”

逐渐提升为“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

[2]（p16

）的高度赞扬。南昌太守王恵，

做官的信条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到任上就像前太守儿子打听“地方人情，可还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还有什么通融？”并“订了一把头号戥子把六房书办，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许欺隐，都派入官”,“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的魂飞魄散。全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2](p47)。而这样的酷吏却被朝廷表彰为“江西第一能员”，可见当时官场非常黑暗。

（二）沽名钓誉，伺机敛财。

吴敬梓笔下的名士，除杜少卿、庄绍光等少数是名副其实的名士外，其他的多是沽名钓誉的假名士，他们为了出名，经常哗众取宠，故作清高，或假说与某某权贵或名人交好，以此自吹自擂，抬高自己的名望，从而在人际交往中浑水摸鱼，伺机谋利。对于这类人的名利观，作者或通过其自身言行或借助他人的谈话；或以其言行前后矛盾不攻自破的方法，对他们这类庸俗的名利观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和讽刺。张铁臂是娄氏兄弟眼中“仇必雪、恩必偿、言必行、行必果”的英雄侠客，他以报恩为由，骗取娄氏兄弟五百两银子，从此销声匿迹。他这样的侠客，只不过是一个以侠士之名到处行骗的恶徒罢了。杜慎卿被誉为“江南王谢风流，天下第一才子”的雅士、名士，表面上持“我若不是妇人生，天下妇人皆杀尽”的观点，说“妇人哪有一下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她的臭气！”然背地里却叫媒婆跑遍全城，替他寻找标致的姑娘作妾，且变态到喜欢英俊娇气的男生；他一面说最厌恶人们张口就是纱帽，一面又准备几千两现银以备科举考试用。赵雪斋是一个“学书不成，弃而学剑；学剑不成，弃而学医”的医生。做不好八股文，学了几句诗就充当名士，结交官场人物。“倒是我这赵雪斋先生，诗名大，府、司、院、道现任官员那一个不来拜他！人只看到他大门口，今日是一把黄伞的轿子，明日又是七八个红黑帽的吆喝了来，那蓝伞的官员不算，就不由得不怕”。他正是凭借这种诗名，与统治阶级为伍，在社会的底层飞扬跋扈。景兰江是个开帽子铺的生意人也要作诗，以便传名。而真正的原因，则如潘三说的,“只借这做诗为由，遇着人就借银子，人听见他都怕”[2]（p111）还有相当数量的“名士”在科场失意后，也凑点七言八句来招摇撞骗，以求在社会上有头有脸。

（三）结识权贵，借势欺人。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除了对文人、名士的描写之外，还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进行了精心的刻画。这些小人物由于自身或其他的原因，导致与功名、名望无缘，但他们却不满足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只要一有机会便巴结权贵，或吹嘘与某位老爷、名士交好，借机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壮大自己的名声。范进未中举前，胡屠户骂他“尖嘴猴腮”、“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范进中举后，胡屠户改口称他为“贤婿老爷”，向别人称赞“我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2]（p19）范进母亲去世时，范进拿了几两银子交与胡屠户，托他到集上寺里请平日相与的和尚做揽头，于是他又借此机会在众人面前吹嘘一番。为了在和尚面前显示自己的名望，硬说“张老爷周老爷在那里司宾”，“只拉着我说闲话，陪吃酒吃饭”。好让和尚们对他起敬畏之心，而实际上司宾是魏好古，“穿着衣巾，在前厅陪客”。胡屠户则是一听到张乡绅来了，就“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哪敢于张老爷一同吃饭饮酒？通过胡屠户对范进中举前后态度前倨后恭的鲜明对比，展现了胡屠户趋炎附势的丑恶嘴脸。他这样做，乃是想借这些老爷的名声，抬高自己在下层人民中的名望。严贡生是小说中花了大量篇幅描写的龌龊人物，他胡作非为，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但他却仕途顺畅，横行乡里。究其原因，主要是他善于巴结权贵，自抬身价，抬高自己的名望。如汤知县并不认识他，可严贡生却对范进和张静斋说“去岁宗师案临，幸叨岁荐，与我这汤父母是极好的相与”。仗着自己贡生的地位和谎称于权贵交好的名望，讹诈“紧邻”王小儿家的猪，打折其兄的腿，以空头契约讹诈黄梦统的利钱银子，讹诈儿子娶媳妇开支的船钱，霸占弟弟家产。 （四）欺世盗名，唯利是图。

在《儒林外史》中，为了获取名望于利益，许多人便盗用官名或他人姓名，以此来抬高自己身份，便于在社会上行走，畅通无阻，达到自己的企图。牛浦郎与祖父开着个小香蜡店，祖孙俩相依为命，艰苦度日，牛浦郎最初念诗的原因，并不是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乃是“我们经纪人家，哪里还想什么应考上进，只是念两句诗破破俗罢了。”[2](p122)显然只要念两句诗，便可以改变自己是俗人的身份，让别人对自己刮目相看，当他看到牛布衣诗集上的题目都写着“呈相国某某大人”、“怀督学某大人”、“娄公子偕游莺脰湖兮韵，兼呈令兄通政”、“与鲁太史话别”、“寄怀王观察”、某太史、某司马、某明府、某少尹，不一而足”时自想，“这相国、督学、太史、通政、太守、司马、明府，都是而今现任老爷们的称呼。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这时他的理想不再是为了破俗而念诗，已经上升为同官老爷们交往，为了荣耀而做两句诗，且突发奇想把“布衣”当作自己的号，自此便盗用牛布衣的大名。结

交官员，装名士，摆阔气，混吃骗喝，无耻至极。在河路上运粮的刘老爷的仆人们，冒用娄府“相府”和“通政司大堂”的官衔灯笼，手拿鞭子，打挤河路上的的船，便自己行船畅通无阻。万里原是个秀才，不是个中书，“只因家下月计艰难，没奈何出来走走，说是个秀才，只好喝风屙烟；说是个中书，那些商家同乡绅财主们才肯有些照应”

[2](p294)

于是盗用中书的名号，游走于乡绅、官员家里,混

吃骗喝。这些欺世盗名之徒，在作者的精心安排下，一个个丑态百出。 （五）追逐浮名，泯灭人性

众所周知，马纯上、王玉辉是两个迂腐可笑的人物，他们虔诚信奉封建礼教，并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马纯上是柳州最有名的名人，讲了半生举业，却不能中举，最后只被提了个优行，究其原因，主要是他只讲理法，不知道揣摩，“他晓得‘揣摩’二字，如今也不知道做到什么官了！”[2]（p287）从小说的阅读可知，人们之所以知道有马纯上这个人，不可没有他的功劳。首先他亮出招牌向所有读书人介绍他自己，“本坊敦请刘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云科乡会墨程，凡有同门录及朱卷赐顾者，幸认嘉兴大街书坊不误。”其次极力维护自己的名声，蘧公孙要在他的选卷上添上自己的名字，他便婉言拒绝，正色道：“这不过是名利，小弟一不肯自己坏了名，自认做趋利。假若把你先生写在第二名，哪些世俗人就会疑惑刻资出自先生，小弟岂不是个利徒了？若把先生写在第一名，小弟这数十年的虚名，

[2](p79岂不都是假的了？还有个反面文章是如此计算，先生自想，也是这样算计”。)

最后，大力宣扬举业、鼓吹功名。他向无心于举业的蘧公孙劝解道：“你这就差了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之道也就不行了。蘧公孙听了，如梦方醒，结为性命之交，相别而去，自此日日往来”。[2](p79)他已经在科举制度的毒害下变得非常迂腐，连女人都不敢看，反而见到皇帝的御书，便吓了一跳，拿出一把扇子当笏板，恭恭敬敬朝着楼上扬尘舞蹈拜了五拜。他是功名利禄的受害者，可他却把追求功名富贵的思想不停地宣传给下一代。他对匡超人说“贤弟，你听我说。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要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古语说得好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匡超人终不违他的教导，最后如愿以偿，升官发财了，但却成了一个满口谎言、停妻娶妻、巴结权贵、自私势利的小人。王玉辉做了三十年秀才，甘于平淡，与世无争、专心著书，是礼教的捍卫者。为了女儿能在青史上留名，当女儿提出以死守节时，他不但没有阻拦，反而大加鼓励：“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阻拦你？你竟是这样做吧，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闻讯女儿已死，他昂天大笑“死得好！死得好！”王玉辉为了这无谓的浮名，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情和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