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为封建礼教 “杀人”的帮凶。

二、对淡泊名利、怡然自乐、乐善好施，不慕名利、蔑视功名富贵等名利观进

行了高度的肯定和热情的褒扬。

在明清之际，科举制度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科考不再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机制，反而成为人们谋取功名和财富的手段，再加上资本主义思想萌芽的影响，使得人们的私欲急剧膨胀，冲击着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人们唯利是图，遍生势利之心。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除了塑造了一群为了功名利禄，不择手段谋取名望和利益的假儒士、假名士外，作品还塑造了王冕、杜少卿、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四大奇人”等与之相对立的真儒贤人和真名士。他们在利欲熏心的社会里，依然洁身自好，讲求真才实学、讲操守、德行；淡定自然、坦荡真诚；不为名利阿附权贵、不为名利降志辱节、不贪图功名利禄；不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竭尽所能，力挽颓风，对整个社会有清醒的认识。在这些人物的身上，体现了作者对理想名利观下优美人格内涵的充分肯定。 （一）、淡泊名利，天怀淡定。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里说：“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他体现了一种不为贫贱而忧虑悲伤，不为富贵而匆忙追求的生活态度及名利观，《儒林外史》中虞育德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形象。虞博士从十四岁就开始坐馆教书糊口，到三十岁上没了馆，娘子道：“今年怎样？”虞博士道：“不妨，我自从来坐馆，每年大约有三十两银子，假使那年正月里只得二十两，我心里焦不足，到了那四五月的时候少不得又添两个学生、或是来看文章，有几两银子不足了这个数。假使那年正月里多讲得几两银子，我心里欢喜道‘好了，今年多些’，偏家里遇着事情出来，把这几两银子用完了。可见有个一定，不必管它”。[2]（p212）显然，虞博士从不为钱财的事担心受怕，奔波劳碌，而是顺其自然。在南京任满进京时，杜少卿单独送他上船，两个知己互诉衷肠。他说：“少卿，我不满你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只挣几两俸金，只挣了三十担米得一块田。我此番去，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二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子孙们的事，我也不去管它。”[2](p270)庄子认为，无论是贫富贵贱、生死存亡，得“道”的人都会自然任之。“道”是一切事物的起源，人只有缘法“道”，内心世纪才会不被外界事物所干扰，才能保持愉悦的心情，像自然一样永葆生气，达到逍遥的境界。虞育德被称为南京真儒，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虽身在仕途，却性情高洁，从不把功名作为谋取财富的手段。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道家“穷富贫达，自然任之”[4]的名利观。 （二）乐善好施，不慕名利。

许多研究者都一致认为，小说中杜少卿的形象是吴敬梓的化身，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目标远大，志趣高远、胸襟开阔、性情豁达、举止洒脱、情怀豪壮、为人桀骜不羁、充满自信，即使遇到人生挫折，也照样可挥斥八极、睥睨四海，大悲大喜、不遮不掩、不芥不蒂、不曾介怀。”[5]从杜少卿的性格和形象上看，对于功名利禄，他最为鄙视，又视钱财如粪土。对于下层人民，不管是谁，只要向他求助，他必定慷慨解囊，尽管有人乘机向他骗吃骗喝，甚至是骗钱他也不在乎。如要他结交权贵，他便严词拒绝。如王盐商请王知县吃饭，要求他坐陪，他拒不参加，说：“他要做这热闹的事，不会请县里暴发的举人、进士陪？我那得功夫替人家陪官！”托病拒绝朝廷征辟，由此可见，他对统治阶级已经恨之入骨，完全认清了社会的本质，决心与之决裂。他将家产散尽后，客居南京河房，携妻子凭栏看水、饮酒看花、日日游玩。贫居豪举，不改往日乐善好施的行为。从他身上更体现了道家淡泊名利，超然世外的人生价值观。 （三）辞却功名，力挽颓风。

自古及今，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持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态度。面对统治阶级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更多的人选择与统治阶级断绝来往，或归隐山林，不问世事，或不与统治者合作以示清高，如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而有的则为改变黑暗的社会积极奔走，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乃至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儒林外史》中，庄尚志、迟衡山、虞育德、杜少卿虽然辞却了朝廷的征辟，痛恨统治阶级，但面对“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了，放着经史

[2](p198)

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我朝太祖定了天下，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

的情况下，他们一面著书立说，一面筹资修建泰伯祠，主持祭拜。希望通过礼乐来感化人民，挽救日益沦丧的社会风气。作者通过对他们这一行为的描写，力图劝解知识分子在黑暗的社会里，不能随波逐流，加剧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应当尽平生之所学，踏踏实实为社会办实事、办正事，为改变社会面貌而奋斗，也就是作者所说的“正经事”。

（四）蔑视功名富贵，不为名利易秉性。

在作者看来，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及生活态度，只要不对社会、不对他人造成伤害，不违背自己的秉性，都是可取的，都应该倡导。小说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得到作者高度的评价，关键在于他自觉辞却功名富贵。他甘心放牛、刻苦自读、自学成才，不到20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他高尚的节操还在于他不受权势的诱惑和威胁，为了不违本性，宁愿漂泊异乡，卖画为生。而“四大奇人”中，季遐年每日写字

所得的笔资，除维持自家生活外，剩下的钱送给穷人，施御史叫他写字，他迎着脸大骂道：“你是何等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2](p319)王太下棋赢了自号“大国手”盛名的马先生，“众人大惊，就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大笑道‘天下那里还有过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理快活极了，哪里还吃得下酒！’说毕，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走了”[2](p320)。盖宽施恩不图报，安贫乐道，为圣贤祠宇宙无人修理而哀叹；荆元“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到不快活？”他们四人职业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畏权贵、不慕名利，活得自然、率性。

总的来说：《儒林外史》是一部集“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6]的讽刺小说，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对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进行褒贬。作者以犀利的笔锋，精心描绘了在功名富贵、名望利益的诱导下，在“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哪些贤人讲究；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凭你又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没有一个人问你”[2]（p318）的社会制度里，在仕途与功名富贵相等的取士制度下，人们有的以举业为命根子，皓首穷经，至死不悟；有的则假走“终南捷径”,想在名望和财富中分一杯羹；有的则丧志辱节，阿附权贵，为利益名望四处奔走；有的则笃信礼教，甘作殉道者。作者通过精心的安排，将他们各种无耻的谎言和下流的行为逐一拆穿，作者对他们各种病态名利观下所导致的悲惨命运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嘲笑。相对之下，通过正面人物的塑造，与假名士、假儒士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他们的身上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作者对他们高尚的节操给予高度的赞扬，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进行了充分肯定。作者将儒林中各种追名逐利的行为展现在读者面前，对儒林群丑的命运进行嘲讽时，更多的是想借儒林之丑，纠正儒林中的不正风气，恰如作者在小说的结尾提出的反问一样，“看官！难道自今以后，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入得《儒林外史》的么？”[2](p322)这句话不但体现了作者的辛酸，更多的是寄托了作者的希望。在真与假、高尚与卑劣的鲜明对照之下，更深刻地体现了吴敬梓对淡泊名利，天怀淡定；乐善好施，不慕名利；蔑视功名富贵，等名利观的倡导和推崇。

诚然，名利本身无好坏、善恶之分，人们拥有名望利益也没有错。可名利一旦成为人们狂热追求的目标，成为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价值尺度，成为被崇拜的对像，人们追名逐利的行为将扰乱社会秩序，阻碍社会发展，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造。对每个读书人来说，《儒林外史》就如一面镜子，如果你选择了追名逐利的名利观，小说中将会有你卑劣行为的缩影。因此对《儒林外史》中名利观的研究，对指导个人人生发展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 儒林外史（闲斋老人序本）[M].E书联盟.www.book118.com

[2]吴敬梓.儒林外史[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 E书联盟.www.book118.com [4]徐春根 论庄子的名利观[D] .求索，2005年第2期

[5]刘莉萍 浅论道家思想对《儒林外史》的影响——杜少卿、虞博士、王冕人物分析[N] 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6月第28卷

[6]杜贵晨.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论<儒林外史>的结构主线[J].齐鲁学刊，1986年第1期 [7]谢建英.儒林外史所反映的明清士人众生相[Z].文史杂志，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