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胡教法”的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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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瑗是北宋著名学者、教育家、思想家,与孙复、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他精通 《周易》,儒道双修,形成了其独特的思想价值体系。被王安石誉为“天下豪杰魁”。胡瑗毕生从事教育, 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三十年左右,对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以“明体达用”为指导思想,坚持体用为本,严立规章,首创分科教学,建立了一套独特的、 完整的教学方法和理论,史称“苏湖教法”。

胡瑗采用分斋教学制度, 在中国教学制度发展史上, 第一次在同一学校中分“经义斋”和“治事斋”；第一次将自然科学于儒学放在同等地位上；第一次创立实施分科教学和必修、选修制度。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可谓是独树一帜和标新立异的。这种教学制度完全改变了过去学校“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弊端。对于胡瑗为实学实用而采取分斋教学的方法, 清代杰出实学家颜元在《四存编》中也大加褒扬:“秦汉以降,则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惟安定胡先生独知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其主教太学也立经义治事斋, 可谓深契孔子之心矣。”由此可见“苏胡教法”对教育史的重大意义。 “苏胡教法”具体体现为： 一、首创分科教学, 大胆改革教育：分斋教学法,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意义, 并在世界教育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他最先创立并实施分科教学和必修、选修制度,早于世界各国四百年之久。

二、因人施教,分组教学：胡瑗按照学生的个性和才能特长,以及内心的真实要求,把“崇尚经义的、喜欢讨论兵战、爱好文艺的、喜好节义”的分类编组,对他们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教学。由于这种组织形式,他取得了“人皆乐从而有成”的教学效果,培养出了许多各有所长的济世人才。 三、愉快教学,寓教于乐：《邵氏闻见录》中记载:“胡先生瑷判国子临,其教育诸生皆有法。先生每语诸化,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皆于气血有伤,当习射投壶游息焉。”胡瑗对于音律、古乐器也有很高的造诣。在太学任教时,每当考试完毕,他便“掌义率诸生会于肯善堂,雅乐歌诗,乙夜乃散。”甚至学生在自己的学舍里也经常歌诗奏乐,琴瑟之声不息。胡瑗的愉快教育方式,正合《学记》里,“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乐,退息必有居学。故君子之于学也, 藏焉,修焉、息焉、游焉??”的阐述。

四、重视社会实践,强调直观教学：他认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有益于学者矣。 五、严立规章,以身先之：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注意言传身教,并规定师生之间的礼节,自己常常“以身先之”,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去感化学生。据《宋史·胡瑗传》记载:“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中吴纪闻》记载:“先生居学,严条约,以身先之,虽大暑,必公裳,终日延见诸生,以严师弟之礼,解经有至要义,恳恳为诸生论,其所以治已而治乎人者。”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到“苏湖教法”对当代教育教学的启示有： 一、树立创新理念，革新教学方法

胡瑗是集教育理论、教育实践、教育改革于一身的一代宗师，他的“明体达用”思想、分斋教学法等都具有创新意识。在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应不断地进行教育改革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树立创新理念，革新教学方法，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才能。注重自身修为，提高教学艺术。胡瑗的教学实践表明，教师知识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教育教学艺术的好坏，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学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懂得教育教学艺术、谙熟

教学方法的教师能够较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较少的时间里让学生接受较多的知识。学生的模仿力极强，他们多把老师当作自己心目中的样板，如果教师能时时以规范的道德行为去感染学生，往往会使学生终生受益。因此，教师要加强自身修养，在各方面为学生树立榜样，用榜样的力量去熏陶和指导学生。成功的课堂教学不应是“填鸭式”教学，而应是引导式教学；不应呆板沉寂，而应通过精妙设计，有所创新。在课堂上，语言是最直接最广泛的信息载体，一个教师的语言表达方式和语言质量直接影响着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因此，教师的教学语言要准确、规范和简洁，尽量做到生动有趣，深入浅出，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教师还要注意运用恰当的肢体语言（如鼓励的眼神）来激励和打动学生。 二、注重课堂设计，激活学生个性

教师授课，课堂设计是基石。胡瑗认为：“尚智在于知机识时，可动则动，可进则进，可静则静，可退在退，动静进退皆不失正。”（见《周易口义·恒上六》）一节好课，不仅要有很强的科学性，而且还需要较高的艺术性。因此，教师进行课堂设计时要深入钻研教材，抓住关键，突破难点。在课堂上，教师要针对学生个性因材施教，全面开发各个层次学生的智力；应重视思考教学，引导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应注意将知识传授、能力训练、情感陶冶和意志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 苏湖教法”的社会价值

一种教学方法能够流行,如果仅凭行政干预,这种教法就很可能是短命的。胡瑗的“苏湖教法”在宋代能够迅速流行,一方面与宋王朝的支持有关,另一方面也是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那么,“苏湖教法”的社会价值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反对浮靡,注重“实学”。宋代初期,学风浮靡,而这种学风肇始于唐代的科举。唐代的科举所考内容以经义为主,所用方法不外口试、帖经、墨义、策问、诗赋五种。考试的要求也十分刻板,如: 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韩愈在《送陈秀才彤序》中说:“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 文所以为理也。”浮靡的学风严重地影响着宋代初年的教风。胡瑗深知浮靡之风的危害,奋起匡正祛邪。他认为读经不能只在记诵上花功夫,而应在理解应用方面下功夫。他教经,注重让学生结合现实去读经。薛艮斋《与朱晦翁书》曰:“教以安定之传,盍不出于章句诵说,校之近世高明自得之学,其效远不相逮。要终而论,真确实语也。”胡瑗结合实际研究经义,讲授经义,对扭转宋代浮靡学风教风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第二,分斋教学,务求实效。学校教育要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明确自己的办学目标, 明确自己的育人标准。受科举取士的影响,学校教育受到了科举考试的严重制约。科举考《帖经》、《墨义》,学校就要传授《帖经》、《墨义》;科举考诗赋、杂文、策论,学校就要教授诗赋、杂文、策论。一切为了科举取士。唐自中叶以后,政治混乱,战争频临,财政困难,学校教育日益衰落。专一的经学教育, 浮靡的教风、学风又使学校教育雪上加霜。胡瑗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了分斋教学,他把经义教育一分为二,设立“经义斋”、“治事斋”。今天看来,这样划分十分正常,但在当时这是了不起的创举。因为胡瑗第一个把大一统的模糊的人才培养模式变得清晰了。分斋教学可以使学生集中精力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三,分科教学,一专多能。分科教学始自孔子,孔子曾将儒学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四科实际上是儒学的四个侧面,并没有真正形成四个学科。唐代的国子监就设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多学科的设置为培养专门人才提供了方便。胡瑗承袭了唐代分科教学的传统,又将其发扬光大之。在苏州府学、湖州州学教学时,胡瑗就开设了治民、军事、水利、数算等多个学科。一个学科就是一个庞大的知识系统,一个人掌握一门知识不难, 但要掌握多门知识就有可能力不从心。胡瑗提出“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这样避免了学识的单薄,又使学生能够一专多能。专门人才的培养适应了社会分工的

需求,复合型人才又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胡瑗的学生中间,有水利方面的专家刘彝,有军事方面的专家苗授。胡瑗分科教学是对前世的承袭,而一专多能则是他大胆地创新。

第四, 革新教法,注重实效。教学方法是教师指导学生达成教学目标的手段,选用的方法恰当,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宋代初期,基本上沿袭了唐代的教学方法,京师讲经以讲解法为主。枯燥的讲解往往会令学生感到索然无味。胡瑗革新教法,给教学增加了活力。具体地说,他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改革: 1.采用讨论法。宋元学案附录上说:“先生初为直讲, 有旨专一学之政,遂推诚教育多士。以甄别人物。故好上经术者,好谈兵术者,好尚节义者, 使之以类群居讲习,先生亦时时召之, 使论其所学, 为其定理。钱穆指出:“汉代五经已增为九,岂胡瑗一人所尽通。一国之事如历法水利,皆需专家,项目繁多,又岂胡瑗一人所尽知。而胡瑗独一人为师,明体达用,综其大纲,令来学者分类群习,而胡瑗为之折衷指导,仍不失为孔门四科设教之精神, 亦即西汉儒林之所谓通经致用。”讨论法可以让学生畅所欲言,以平等的身份与先生探讨学问, 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学生的欢迎。2.直观教学法。教三礼中所载礼仪器物时, 有些器物已失传,学生对书中所载不容易理解, 胡瑗就亲手绘制图画,或制作实物,让学生有个直观的认识。3.愉快教学法,也叫快乐教学法。胡瑗很会调节学生的学习情绪, 他时常带领学生唱歌诵诗, 娱乐身心。《安定学案附录》记载:“先生在学时,每公私试罢,掌仪率诸生会于肯善堂,和雅乐歌诗。诸斋亦各自歌诗奏乐,琴瑟之声彻于外。”胡瑗诸多教法的变革,给学堂带来了欢乐, 给学生带来了欢乐。胡瑗毕一生于一役,精心打造“ 苏湖教法”,成了宋代官方推行的方法,胡瑗也被统治者奉为“先儒胡子”。胡瑗的“苏胡教法”对宋代的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明体达用”的教育哲学思想更为“宋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研究胡瑗的“苏湖教法”,对今天的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仍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