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在批评停止、悲观、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时，指出这些论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不符合上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和整个自然界发展的历史事实。这段话可以作为毛泽东重视学习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的一个印证。

毛泽东关于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建议，从延安以来就照着做了。后来中央规定干部必读十二本，就有一本《社会发展简史》，是根据一些外国书编写出来的。全国解放初期，在全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中广泛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学习。学社会发展史，学“猴子变人”（这当然是一种通俗但不确切的说法），形成热潮。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一文中讲到，对知识分子“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他还说：唯心论者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艾思奇那时为适应这一学习需要而写的一本书，就叫《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这个学习对于五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确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心投身宏伟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的解放和进步服务，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

关于哲学通俗读物

毛泽东很重视哲学通俗读物。给胡乔木的信中说到他“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要找来看看，便是一例。这是指《人怎样变成巨人》这部书，它是讲人类发展史（包括从猿到人）的通俗读物，用了生动的文学笔调（但还不好说是小说），作者是苏联的伊林和谢加尔。一九八三年，北京科普创作界还开过伊林的纪念会。

毛泽东几次提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前篇介绍过他曾经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给当时在西安的叶剑英、刘鼎去信：“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提的《街头讲话》之类）”。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他给当时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去信①，并给他们和同他们在一起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其中就有一本《大众哲学》。

毛泽东对李达的《<实践论>解说》也很赞赏。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给李达的信中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②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给李达的另一封信中又说：“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

①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6页。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页。

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③

一九六○年，毛泽东写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林克一封信：“冯契著《怎样认识世界》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一九五七年出版，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请你找一找。如找不到此书，则找别的青年人能够阅读的哲学书，要薄本小册子，不要大部头。”①

哲学通俗读物的重要性，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所决定的。这种哲学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并要为他们所掌握的，它必须“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而哲学，又是探讨最一般规律，具有最高的概括程度和抽象程度的，因此又比较最不易懂。这样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宣传的重要任务。抓住思想方法论来学哲学，从社会发展史来学历史唯物论，就一个方面的意义来说，也可以说是有利于通俗宣传，有利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接触和掌握。文字表达和体裁形式的通俗化，也非常重要。一本《大众哲学》，曾经在抗战前到解放初的几茬进步青年中发生影响，就足见其重要性。

要哲学书为青年和群众所愿读，所爱读，单是文字表达的通俗易懂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科学地、准确地（而不是简单地、庸俗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探讨和分析当前人们所关心的从政治、社会、科学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新的实际问题。一九八三年通俗政治读物评奖，有几本哲学书得奖，都是值得称道的成果。

组织老一辈的、中年的和青年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努力写出更多“真正的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具有吸引力而为群众所爱读的理论书籍；通过各种报刊和其他途径，热心地向群众推荐和评介好的书籍；运用各种形式（包括组织各种读书会，组成读书会网），在群众中开展和推进读书活动——这些，都是要我们认真去做的工作。

③同上书。第487页。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