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主义的遗产——自由与国家 '内容提要：\\xa0 本文探讨的主题是 自由主义思潮中自由与国家的关系。 首先追溯了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在 历史 上的消长轨迹，印证了一时代经济思想乃是一时代经济 和历史 的客观反映的论断；作者接着以经济自由主义的经典作家斯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切入点，以独特的视角剖析和澄清了经济自由主义在自由和国家关系上诸多长期纠结不清的论点，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对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xa0 关键词\\xa0 经济自由主义\\xa0\\xa0\\xa0\\xa0国家干预主义\\xa0\\xa0\\xa0\\xa0经济秩序\\xa0\\xa0\\xa0\\xa0制度安排\\xa0 \\xa0\\xa0\\xa0\\xa0\\xa0 \\xa0\\xa0\\xa0\\xa0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Milton\\xa0Friedman）在一篇 演讲 《 经济学 与 学中的看不见的手》中，曾经引用了英国 家A.\\xa0V.\\xa0Dicey于1899年出版的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分析了决定政府政策的各种要素以及 公共 观点（public\\xa0opinion）在形成这些政策中的巨大作用\\xa0。Dicey的核心论点是，立法行为影响 公共政策 ，而公共观点会影响和左右立法行为，当公共观点发生变迁的时候，立法行为就会随之发生转移，从而公共政策也会发生变化。而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J.\\xa0M.\\xa0Keynes，1883-1946）也以不同的方式 了同样的论点：“从事实际事务的人相信他们自己完全能够免受任何智者的影响，但他们却往往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当政的狂人自以为凭空可获得政见，然而他们的狂想却往往是从数年以前某些经济学者的思想中汲取而来。”\\xa0弗里德曼和凯恩斯恰恰是当代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两个旗手，从他们的论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某一时期的经济思潮和经济理论会形成一种流行于 的公共观点，而这种公共普遍接受和被大量 传播 的公共观点会对当时或者若干年后的公共政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和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作用，正是经由了这样的途径。而 金融 自由化在20世纪60年代以至于今日的 ，也印证了以上的论断。\\xa0 一．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沉浮\\xa0 \\xa0\\xa0\\xa0\\xa0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沉浮消长，始自经济学和经济思想的滥觞时代。综观整个经济思想史，这两种思潮其实一直处于一种竞争性的此消彼长的状态，这种互为消长的趋势是与不同时代的经济形态和发展状况相联结的。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所指出的：“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发展的科学，它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趋势的变化”\\xa0，这个论断正确地阐明了经济思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并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的完美的经济思想，可以长久地绝对性地在任何经济时代都占据优势的统治性的地位，验之于经济思想史，这个论断是可以得到历史支持的。\\xa0 \\xa0\\xa0\\xa0\\xa0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陈岱孙先生曾经在一篇经典性的文献中为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下过精辟的定义，并对这两种思潮在历史上的消长关系作过系统的考察\\xa0。按照陈岱孙先生的定义，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即是一种主张最大限度地利用商品 市场 的机制和竞争的力量，由私人来协调一切社会经济活动，而只赋予国家以承办市场机制和竞争力量所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极少量经济活动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所谓国家干预主

义，则是一种主张削弱私人经济活动的范围，由国家干涉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多种生产、交换、分配等经济职能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最早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尽管在许多有关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著作中，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并没有被视为现代经济学的滥觞时期，而被贬抑为现代经济学的史前期思想（pre-historic\\xa0thoughts），与此同时，一般经济思想史著作几乎都一致将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亚当·斯密（Adam\\xa0Smith,\\xa01723-1790）教授的《国民财富性质与原因的研究》（An\\xa0Inquiry\\xa0into\\xa0the\\xa0Nature\\xa0and\\xa0Causes\\xa0of\\xa0the\\xa0Wealth\\xa0of\\xa0Nations，1776）作为现代经济学的真正开端。作为古典经济学派鼻祖的斯密所提出的基于国家契约理论和经济上的个人主义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学说，是对于重商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经济主张的一种反动，而这种经济思想上巨大变化的根源，仍然在于17世纪末期以后以至于18世纪中期欧洲尤其是英国的经济形势与经济地位的变化。\\xa0 \\xa0\\xa0\\xa0\\xa0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派对于作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xa0hand）的市场机制的膜拜，其理论基石有四，即他们相信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制度里，公私利益必然是协调而不是冲突的，市场可以自动地对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调节从而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均衡价格可以指引不同产品的相对生产数量和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最适度分配，同时自由市场经济可以达到分配的公平性。虽然经济自由主义的这些假定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证明和系统的论证，但是，经过李嘉图（D.\\xa0Ricardo,\\xa01722-1823）、约翰·穆勒（J.\\xa0S.\\xa0Mill,\\xa01806-1873）和巴斯夏（F.\\xa0Bastiat,\\xa01801-1850）等后古典学派的发挥，中间经过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边际学派（marginalism）在分析方法上对古典学派的补缀\\xa0，再次经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以马歇尔（Alfred\\xa0Marshall,\\xa01842-1924）\\xa0为代表的新古典派的折衷式的整合 ，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最终成为主宰欧美的正统的主流经济思想。\\xa0 \\xa0\\xa0\\xa0\\xa0假如将眼光从欧洲的发达国家转移到欧洲比较后进的德国，我们就会发现一种与流行于英法等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相对立的另一种经济思想的传统，那就是可以与欧洲经典的经济自由主义分庭抗礼的以主张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有效干预为主要特征的德国浪漫主义、国家主义和历史主义学说。李斯特（Friedrich\\xa0List,\\xa01789-1846）是这个理论的最集中和最典型的体现者，他从德国经济发展落后和产业资本薄弱的具体经济现实出发，认为应当重视政府在保护国内产业和扶植经济成长中的积极作用，而不是简单地因袭发达国家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国家主义的经济学说出现在经济后进的德国本身，似乎暗示着某种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中的一般规律，这种规律就是，越是在经济落后的不发达国家，从自身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出发，就越是强调国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越是主张以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干预和 化来代替经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市场竞争。这几乎成为一切面对经济赶超使命的国家的一致的经济政策取向。这个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规律在我们分析经济落后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所采取的带有浓厚计划色彩和国家主义倾向的经济政策的时候，也同样适用。\\xa0 \\xa0\\xa0\\xa0\\xa0经济自由主义所受到的最致命的攻击来自于凯恩斯（J.\\xa0M.\\xa0Keynes,\\xa01883-1946），20世纪30年代空前的经济萧条为凯恩斯登上经济学的历史舞台提供了机遇，这段历史已经为经济学的研究者所熟知。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xa0General\\xa0Theory\\xa0of\\xa0Employment,\\xa0Interest\\xa0and\\xa0Money,\\xa01936）中，以就业不足均衡来反对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奉为圭皋的完全竞争条件下充分就业均衡的理论，提出克服“市场失灵”（market\\xa0failure）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以及与此相匹配的一

整套 和货币政策，长期以来成为欧美国家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参照，并在事实上使得欧美国家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并带来 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凯恩斯革命的意义在于，它对古典学派以来奉为神明的完全竞争、市场机制和自由放任提出了挑战，它在某一时期成为取代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正统和主流思潮，而即使在凯恩斯主义遭受攻击的时代，国家干预主义也理所当然地与经济自由主义处于分庭抗礼的同等地位，直到今天，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仍然是一种强大的足以影响国家决策的经济思想。举例而言，如果我们追溯当代金融理论和金融控制的实践的话，我们发现，在这个时期，为了尽快摆脱经济萧条和经济衰退的影响，为了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