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鹊巢》与《驺虞》分别是《诗经·国风·召南》的首篇和末篇。《国风·召南》之诗体现了诸侯之风，是召公在其封地进行教化而致。

这两组诗歌体现了周室正道初行、王基始奠的气象。

第二节 王充

一、生平

27年——97年，字仲任。朴素唯物主义者，无神论奠基人。 1、“细门孤族”：农民。

祖籍在魏郡（河南），祖父王泛迁居会稽郡（浙江）钱塘县，做小商贩。

王泛有二子，王蒙、王诵，迁居上虞县。27年（光武建武三年）王诵生子王充。 2、幼小敏慧，八岁能文。

博览群书，过目成诵。得名师指点，学业大进。

同乡谢夷吾：“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后汉书·王充传》） 做小官，屡遭贬。“位不进，亦不怀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淫读古文，甘闻异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实虚”。 安于贫穷，从事著述。

3、《论衡》85篇，20余万字。现存84篇，佚《招致》。 “《论衡》者，论之平也。”“论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

《知实》16个事例说明“圣人不能先知。”——“子畏于匡，颜渊后。孔子曰：‘吾以汝为死矣。’如孔子先知，当知颜渊必不触害，匡人必不加悖。见颜渊之来，乃知不死。未来之时，谓以为死。” 4、蔡邕，王朗。

二、《论衡》的中心：批判谶纬神学。

1、董仲舒的官方经学与社会上的谶纬迷信结合形成。

“经”，织布的纵线，汉人解释为“常道”，用来尊称儒家典籍。 “纬”，织布的横线，汉朝儒生用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学说对儒家经书所作的神学解释。 天人感应：人事活动会从“天”那里得到反应，特别是代天治民的君主行为的好坏，“天”会直接降下祥瑞以资奖励，或降下灾异进行谴告。百姓更要按照天道行事，不忠不孝，得罪君父就是得罪了天，会受惩罚。

“谶”，又称谶语、符命、图谶。是一种用隐秘的语言来“预决吉凶”的宗教性迷信。假托神的启示，预告政治事变。

①秦始皇32年，方士卢生，《录图书》，“亡秦者胡也”。北伐匈奴，实际是二世胡亥。 ②刘秀“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劉）为天子”（《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中元元年（56），“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③尹敏，“君无口，为汉辅。”

“孙咸征狄”，“平狄将军”。

④王充一生经历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炟——和帝刘肇四朝 章帝建初四年（79年），白虎观会议，班固《白虎通义》。

“天子受命于天，不可更易”。 董仲舒《天人三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国家将有失道之政，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 《白虎通义·灾异篇》“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 天地自然是有意志的东西，能够支配人的祸福。 2、王充认为天地无知，天地无为。《论衡·自然》“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 《谴告》“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 《明雩》“世之圣君莫若尧、汤，尧遭洪水，汤遭大旱。如谓政治所致，则尧、汤皆恶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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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虚》“雷为天怒，虚妄之言。”举五例，说明“夫雷，火也”。

①有光如火②石头经雷击，赤红，投于水，声如雷；③房屋焚烧④中雷死，须发焦；⑤人伤寒，激气，腹中雷鸣。 三、文学思想

1、提倡真实，反对虚妄。 《对作》“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 《佚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1）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肯定司马迁“书汉世实事”。 2）虚构、夸张与真实的关系 《艺增》——经书（六艺） 《儒增》——诸子传书 《语增》——世俗传说

相信经书中的夸张。《诗经·大雅·云汉》“维周黎民，靡有孑遗。” 否定：荆轲刺秦王，“中铜柱，入尺。” 养由基，百步穿杨，杨叶“败穿不可复射”。

3）产生原因：①不知道文学真实与生活、科学真实的区别， 所说的真实并非艺术的真实，而是生活的真实、科学的真实。 A．艺术真实 生活真实

内蕴（本质） 外显（现象）

假定 原生态 沈括《梦溪笔谈》“予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

宋僧人惠洪“雪里芭蕉失寒暑”；明俞弁证明广东广西雪中确有芭蕉。围绕生活真实。 袁安：东汉人，严明。

芭蕉空心，——身世空虚。以之象征袁安的高洁。

清王士祯“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旨矣。” B．艺术真实 科学真实

主观 客观 诗艺 自然 杜甫《古柏行》“孔明庙前有古柏，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彩黛参天二千尺。” 沈括《梦溪笔谈》“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 黄朝英：沈括、杜甫，尺不同。

②谶纬泛滥，对传书不信任；③虚构、夸张和“虚妄之言”，难以区分。 2、增善消恶，有补世用。

1）有真才有美，真与善不分。

《自纪》“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篇无补。” 2）经学家标举“通经致用”。实际上生搬硬套。 ①吕步舒“以春秋决狱”；②《禹贡》“禹疏九河”，“以禹贡治河”。 3、胸有“实诚”，内外一致。 批评汉赋：

《自纪》“深复典雅，指意难晓，唯赋颂耳。” 内容与形式统一：

《超奇》“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 4、反对复古，提倡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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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齐世观”，“上世治者圣人，下世治者亦圣人也。” 2）《超奇》“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 贬“述”赞“作”，不同于“述而不作”。 5、言文一致，通俗易懂。 反对“华伪之文”。 《自纪》“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

第三节 对屈原的评价

屈原（约前340—约前277） 名平，字原，楚王宗室。 楚国政治家，抗秦；“修明法度”、“举贤授能”。

诗人，《离骚》

一、贾谊（前200—前168），最早对屈原和《楚辞》作评价。《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屈原、贾谊两个人的传记，他们虽然不是同时代人，但是二人的遭遇有不少共同之处。他们都是才高气盛，又都是因忠被贬，在政治上都不得志，在文学上又都成就卓著。所以，司马迁才把他们同列于一篇。

1、《吊屈原赋》，为朝中元老排挤，被贬赴长沙时经湘水感念屈原而作，名为吊屈原，实为自己抒发愤懑，但充分肯定不与黑暗现实妥协、不与谗佞小人同流合污的高尚精神。 2、不赞同“自沉”汨罗江，身殉楚国。

出路：⑴隐居，远离浊世。

表现道家观念，代表老庄哲学的达观思想：《鵩鸟赋》：“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纵躯委命”、“达人大观”。 ⑵到别国施展才能。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吊屈原赋》：“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

贾谊自己身处统一时代，已经不可能任意游历翱翔，施展才华，所以他借此表示自己的自由理想。 新法家功利主义的思想。

二、刘安（前179—前122）的评价见于班固《离骚序》：

“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 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皎然泥而不滓，推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引刘安，在 * 处加入：

“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 刘安、司马迁的见解：

⑴人格力量：赞扬“出淤泥而不染”，不与统治者合作，寻求超越现实的美好世界。 “死而不容自疏”。

合乎道家的人生理想、处世态度。 ⑵思想意义：突出“怨刺”特点。“怨诽而不乱”、“以刺世事”。

“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 司马迁：“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发愤著书”

道家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儒家的《诗经》传统——“诗可以怨”。

⑶艺术成就：寄托深远的比兴方法。 “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浪漫主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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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为主、儒道合流。

三、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

批评屈原及其作品，写了《反离骚》 ⑴①人生态度上，屈原不应“自沉”，不应弃绝朝廷，应明哲保身。 “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 ②作品艺术上，浪漫主义不合儒家经典。“过以浮”、“蹈云天”。 ⑵肯定品德的高洁，“如玉如莹，爰变丹青。” 同情遭遇。“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 儒家思想的内在矛盾。 四、班固（32—92）

批评激烈。最保守。 1、“怨”过分，违背“发乎情，止乎礼义”。是“露才扬己”，对君不敬。 2、缺乏明哲保身，非“明智之器”，“忿怼不容，沉江而死”是示威、决裂。 3、“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 排斥浪漫主义。

五、王逸

《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 把屈原儒家化，把《楚辞》提到经的地位。 1、“忠”。敢于直谏，“杀身成仁”。

如果“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终寿百年”，也是耻辱。

“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2、作品不违背“温柔敦厚”之旨，“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 3、艺术手法继承《诗经》，描写有现实基础。 六、屈原

1、为了政治理想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应肯定。 2、“楚辞”是战国时代南方楚文化的产物。是《诗经》之后的新诗体。

把深沉、热烈、高尚的社会道德情操与个体的奔放、自由的想象情感，以及对给人以感官愉悦的声色之美的追求三者完美结合。

既坚持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又吸收了道家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取得了不依附于两家的独立地位。 3、屈原美学是北方儒家理性主义美学与南方充满自由想象和激越情感的原始巫术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批评

第一节 曹丕的《典论·论文》

一、曹丕（187－226年） 字子桓，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之子。

汉献帝延康元年（２２０）曹操死，他嗣位魏王、丞相。同年冬，代汉自立为帝，国号魏。在位七年卒，谥文帝。

其生平事迹详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及裴松之注。据本传云：“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 二、《典论·论文》

《典论》是曹丕做魏太子时所著之书。约在建安22年至延康元年之间（217—220）。

《文选》吕向注云：“文帝《典论》二十篇，兼论古者经典文事”。“典”可作“法则”、“制度”解。

这是一部集论性质的书，以专题分篇，每篇选定专题作专门研究，选择古今有关事类发表评论。 《论文》所谓“文”，包括文学作品、各类学术著作和应用文，所以严格意义上讲，《论文》是一篇杂文学理论专论。

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第一篇文学专论。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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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注：

傅毅（？年一８９年）——字武仲，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人，东汉文学家。汉章帝时为兰台令史，拜郎中，曾与班固等共同典校书籍。著有诗赋２８篇。《后汉书》有传。

班固（３２年一９２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其父班彪。明帝时为兰台令史，后迁为郎，典校秘书，主持修史。著《汉书》。《后汉书》有传。

兰台，汉代宫廷中藏书之处。兰台令史，主持整理图书和管理书奏工作。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注：

七子，即“建安七子”，又称“邺中七子”。关于“七子”人员，历来有两说，曹丕所说为其中一种；另一说见《三国志·王粲传》，其区别是无孔融而有曹植。明人许学夷认为这是由于曹氏兄弟彼此相忌之故。

王粲（１７７年一２１７年）——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诗赋成就很高。刘勰称其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

徐干（１７１年一２１８年）——字伟长，北海（今山东寿光县）人。有《中论》二卷。 陈琳（？年一２１７年）——字孔璋，东汉广陵（今江苏江都县）人。初为何进主簿（掌管文书、办理事务的官员），后归袁绍，典文笔，曾作檄文骂曹操。绍败为曹操所俘，曹操爱其才，使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曹操的军国书檄，多出其手。

阮瑀（？年一２１２年）——字元瑜，陈留（今河南陈留县）人。曹魏时为司空军谋祭酒，与陈琳管记室，其时军国书檄，多出两人之手。

应玚（？年一２１７年）——字德琏，汝南（今河南汝南县）人。

刘桢（？年一２１７年）——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曹丕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后世将他与曹植并称为“曹刘”。

孔融（１５３年一２０８年）——字文举，东汉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二十世孙。汉献帝时为北海相，后为曹操所杀。

本篇写作的缘由和主旨。

因为“文人相轻”，所以提出文学批评的正确态度。

⑴“善于自见”；⑵“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审己以度人”。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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