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通过程中，如果分析家表现出支持的态度会引起患者的移情阻抗。患者为了获得分析家的好感和认可，会加倍地努力。但这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患者并非发生了内心实质性的改变，而是将内心隐藏得更深，进而陷入幼儿期欲望之中。如果发生类似的移情阻抗，分析家应把它作为修通过程中的一个新课题。
3、分析的终结
制定分析结束的时间或结束的方式同样不可忽视。分析的结束方式有多种情况。
患者对分析终结的时间以及对终结的动力反应是多种多样的，会因患者的人格、症状、过去的经验而不同。患者对终结分析的反应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意识到现实原因的反应，另一个是神经质原因的反应。
1）对终结分析的反应
患者会因疗效的不同，对终结分析表现出不同的反应。疗效较好时，患者满意；疗效不明显或无效时，患者会表现出失望和不满，会对自己无法克服神经质症状而感到失望或抑郁。即使疗效较好，也会担心症状复发。
影响患者终结治疗反应的另一个现实原因，是患者失去了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分析家，尤其是当治疗有效时，这种缺失感会更沉重。由于分析家曾在患者的现实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患者对此心存感激，因此，一想到再也见不到分析家，会表现得很伤心。加之，在许多方面分析家和患者的关系十分特殊，使得后者很难割舍。分析的结束意味着患者将失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对那些有过幼时和重要人物分离经历的患者，治疗的终结再现幼时失去了一个深爱的人那样的悲痛和心理冲突。
此外，有的患者虽然在接受精神分析期间保持健康成熟的适应，但在分别的时刻会突然怀疑起自己的能力来，会觉得未来迷茫一片，会担心“治疗效果能否持续下去”当然，也有的患者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觉得自己终于摆脱了时间和金钱的负担。
由于神经质的或无意识的动机可能产生许多终结反应，分析家未来取得最佳的治疗效果，需要了解终结反应。决定终结反应最重要的因素是患者如何处理移情。
当患者产生强烈的移情反应是，终结反应会表现出较强的神经质因素。即这些患者终结治疗，与分析家分离，就如同幼儿时离开父母一样，无法满足神经质移情愿望。这种移情挫折，是希望继续满足童年时期神经质症状欲望的挫折。这种挫折最终会给患者带来痛苦和失望，而且也可能因此产生负移情。
这时，患者的负移情反应可能会比治疗初期表现得更为强烈。对于那些在治疗期间得到分析家青睐的或者来说，分析的终结意味着希望的破灭，因此，他再也无法抑制负移情反应。
基于以上原因，在终结分析期间，患者会用很多方法努力回避由于分析终结而带来的挫折、痛苦和负移情，并可能由此产生诸多的反应。例如，有些患者认为，立刻结束分析较之经历分离的痛苦要好得多；有些患者利用压抑、否定、置换或反相形成等心理防御机制；不想结束而提出新的问题，借故延长治疗时间；认为治疗对自己无用，结束了也无所谓，这是患者否认失去了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的心理防御，以至于对精神分析做出过低的评价。在治疗终结期间，患者也可能反复出现既有的行为方式。
分析家在最终阶段必须帮助患者解除移情关系。不少患者移情欲望的幻想在准备终结分析时持续存在。从动力学角度来看，分析的终结是患者移情欲望挫折的终结。为此，准备终结精神分析的患者需要放弃与重要人物（分析家）的客体关系。
失去重要人物时，患者会因客体的重要程度而体验到程度不同的悲痛。但当悲痛减轻时，患者则会具有与新的客体结成关系的能力。即使失去了重要客体也不感到悲痛的人，往往属于那种经常压抑悲痛情绪的人，这种情绪可能会持续较长的时间，甚至成为神经质障碍的病因。在分析终结期，患者会体验到失去分析家的悲伤，同时，患者也会意识到，这种悲伤、
31
忧郁、愤怒和无助感可以在修通过程中得以解除。相反，患者越回避悲伤情感，就越无法彻底消除移情关系，也就无法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导致日后神经质障碍较高的复发率。
患者的移情反应越强，，精神分析过程中自我支配下的退行越明显，失落感和悲伤就越重。在治疗过程中，如果患者回避移情关系，移情变质了或被弱化了。由失落感带来的悲痛虽会因此而减轻，但这并不能有效地解除心理冲突。因此，在分析终结时期分析家应为患者提供机会，让患者将被试倾诉出来，便于解决。
2）终结分析的指标
分析终结的通常指标，是达到或基本达到指定的目标。当然，也有只能部分达到预期的目标。由于某种原因，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或部分达到目标，患者也会有所满足。
患者处于危机状态时、发生重大生活变故时，应保持治疗。 患者的人格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是精神分析终结的动力指标。
超我机能的变化也是终结分析的指标之一。此时，超我对自我过分的惩罚减少了，不合理的道德行为减少了，患者能够按照自己的道德观念积极主动地做出个人的决定。患者从超我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超我帮助自我做出符合现实的判断，做出适宜的决定，并从中享受快乐，表明分析达到了终结时期。
分析终结的另一个指标是，患者的无意识中较少地使用病理的防御机制，在解决了深层次的冲突之后，可以独自地分析其他冲突的性质和根源，做出独立地判断。
此外，患者的症状明显减轻，人际关系有所改善，工作能力提高。也是终结的指标。当然，最重要的终结指标是拥有自身分析的能力，即拥有内省的能力，能对自身进行自主的分析。
进入分析终结期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终结分析的指标不是完全消除了冲突，而是指具备了发现和处理冲突的能力。换句话说，即使精神分析终结了，患者依然能够独立地进行自我分析的治疗。
第七章 精神分析的效果
精神分析的疗效从人格的成熟，即人格的成长中表现出来。 弗洛伊德强调，通过治疗关系获得人格成长体现了精神分析的疗效，这种分析过程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无意识中，甚至连自己都意识不到。在人的正常成长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导致成长中断而表现出的人格病理部分，可以通过精神分析获得成长。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也会发生脑的生理、生化变化。
第八章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案例 1、多拉案例 2、老鼠男子案例
小时候常被父亲毒打，有杀掉父亲的欲望。四五岁时抚摸过家庭教师的性器。 3、狼男子案例 4、审判员案例。
第九章 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
科胡特（1913-1981）是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分析家，为德裔美国人。在弗洛伊德派学习精神分析后成为分析家，但后来的见解与弗洛伊德不同。这主要是因为他所接触到的患者。这些患者对自尊心受损伤特别敏感，对个人的失败和他人的不予理睬极度敏感且表现脆弱。
使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技法进行分析时。这些患者常有中途退出或精神症状恶化的现象出现，他们的问题并不是弗洛伊德学派认为的本能欲望或攻击欲望所导致的矛盾冲突，更应该是幼儿期缺乏照顾的问题，即自体结构问题。
32
科胡特将这类患者称为自恋型人格障碍，这与美国诊断方法DSM-IV的自恋型人格障碍名称相同，但内容并不同。采用DSM-IV的诊断标准时称为回避型人格障碍更确切。
科胡特把自己的理论体系称为自体心理学。
1、自体的定义和自体的精神病理
自体是所有的心理结构中占最高地位的执行器官。自体作为一种心理结构，能够进行主观感觉和判断并决定是否行动。具有鲜明、稳定、统一的自体的人就是健康的人。
科胡特认为保持自尊心和自体统一比性和攻击的欲望更重要。他还认为，保持自体不受损伤，维持自我统一的前提是遇到好的父母。父母要做好共情和合适的反映，还要成为孩子的理想化对象。幼儿心理生存所必需的是能够领会同情他的母亲的存在。缺乏这种成长所必需的反映所造成的后果比弗洛伊德学派重视的心理结构之间的矛盾冲突更深刻。
科胡特说，在精神分析中最重要的是共情。弗洛伊德学派所使用的技法，对本能性欲望的解释或对心理结构的解释大部分与患者内在的经验相脱离，可能会带给患者另一种挫折感。所以他认为应该给与患者与现实经验相贴切的解释，也需要一种与之相符的新理论。
科胡特对移情概念的了解也与传统不同。他认为移情不是歪曲现实，而是患者通过分析家补充幼年时缺乏的东西，努力成为完整的自己。移情不需要通过解释消除掉，反而对患者很有帮助。
自体病理是由作为心理环境的“反应-共情的自体客体”的缺乏造成的。即缺乏能够做出合适的反应和共情的母亲是性格障碍的原因。遇到良好自体客体的孩子会把自体客体内在化（变化的内在化）将其作为自体的核，通过自体客体（母亲）的选择性反应（禁止和奖励）和新生儿的先天素质的相互作用产生自体。
2、自体客体
在他的用语中，“自体客体”一词令人费解。科胡特将这一用语定义为“如同我的手足一样的自体”。即“我”和“自体客体”统一到无法区分的程度。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自体客体就是作为保护者的母亲，孩子相信母亲会按自己的意图来感觉和行事。
例如，有的父母认为孩子必须顺从自己，子女就是她们的自体客体。 自体客体有两种：
第一种是反映自体客体。是可以对自身的完善和伟大给与肯定和理解的自体客体。 第二种是理想的父母像。这种自体客体可以使人在危险处境下毫不动摇地保持平衡心态，是一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的全能感、可以给与绝对信赖的自体客体。缺乏这种自体客体时会产生病理性自恋，招致损伤，使自体支离破碎。这种自体像玻璃器皿一样单薄、易碎。这时只要父母做好反映，让他经验理想的父母像，他仍然能够成为坚强和统一的自体。
3、移情的两种形态
科胡特发现患者们表现出两种特征性移情，他将之称为自恋移情。 第一种是反映移情。即把分析家视为能够接纳和安慰自己的对象，如同照镜子时照出了优秀的自己。
因为幼儿十分自恋，总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而且有必要得到确认。这个过程称为反映，缺乏它，人就会在长大成人后患上自恋性性格障碍。反映移情是由分析家起反映作用的移情，患者幼时未能从母亲那里得到的爱在分析家处得到，并被医治。
第二种是理想化移情。在孩子眼里，父母应该是在任何攻击面前也毫不动摇的坚强的理想化人物，这样孩子才能安心生活。孩子将父母的力量和平安认同后变成自己的力量，这样，即使遇到了困难和挫折，孩子也能维持自体。而不具备这样理想性客体的孩子很容易崩溃，因为他们缺乏自体安慰。自体安慰的功能是把父母安慰功能内在化，这就需要分析家成为患者的理想性人物，使孩子的自体健康成长。
4、原发性自体障碍和继发性自体障碍
33
原发性自体障碍出现在自体结构存在根本性缺陷的患者中，举例如下： 精神分裂症状：由于出生初期的经验而为形成自体核状态的人。 边缘状态：自体虽被严重损伤，但用复杂的自我防御加以掩盖的人。 自恋引起的行动障碍：性倒错者或非行者，他们可以像药物依赖者一样在社会和身体上陷入深刻的危险中，但还能维持具有相当弹性的自己，即使有时自体破碎和衰弱也是暂时的。
自恋引起的性格障碍：担心不被理睬而回避、畏缩的人。 以上情形中只有后两种有望进行分析治疗。继发性自体障碍指的是虽然无自体结构的损伤，可是在遇到挫折时则容易消沉或愤怒。
5、形成自体核的条件
父母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十分重要。父母要成为孩子的健康土壤。父母有自信感才能认可、接受孩子的幼儿显示欲望。当孩子遭受挫折、惊慌失措时，父母能够毫不动摇地保持平衡，孩子就会觉得自身是有用的，从而保持自信和内心安定，健康成长。即使长大后对父母失望，也会因儿时根治在内心的这种自信和内心安定冲破困难，向目标前进的自主性自体。要形成健康的自体核需要以下过程：
第一，善于接受反映，拥有理想化客体。
第二，自体客体应给与孩子适当的挫折。是不至于引起损伤的挫折。
第三，遇到适度的挫折时，他需要具备把自体客体所拥有的能力变成自体能力的经验。 但这种正常过程常被自体客体的病理反应所破坏。首先是反映失败的例子。其次是理想化父母像的失败的例子。
6、自恋引起的性格障碍的治疗技法
由自恋引起的性格障碍者以脆弱的自体结构为核心病理，是自体的病。治疗重点应放在对脆弱的自体结构的强化和复原上。
1）对自恋引起的行动障碍的治疗
这些患者表现为要求过多，喜欢夸耀自己，牢骚满腹，分析家因此总想说服他们放弃不现实的要求而接纳现实的约束。但那样做是不行的，因为这种表现正是他们的症状。不能把这些行为看成是原始的自恋的显露。相反，这些患者的本质是无法接近幼儿时的自恋。他们要重新学会面对幼儿期原始的自恋、接受自恋的方法以及表现自恋的方法，他们正把羞耻心和软弱性藏在浮躁的自我夸示背后。
自恋患者无视对方的感情，只顾提出利己的要求，不厌其烦地反复要求对方称赞自己，一不顺心就发火。自恋引起的自恋行动障碍患者一生都在让周围人遭受痛苦。分析家遇到这种事情是不能采取批判性的态度。把它解释为情感的不成熟，口腔期欲动，未中和的攻击性都不会产生治疗效果。因为患者无法产生治疗性的反映移情，反而将其隐藏起来。
自恋引起的性格障碍患者是失败的共情所隐藏的牺牲者。幼时已成为牺牲者，在分析过程中不被理解则再次成为牺牲者。
获得共情时，患者隐藏已久的需求开始慢慢地显露出来。患者将摒弃恐惧和羞耻心，更加露骨和放心地经历生的初期未能接受的健康的自恋欲望，容纳夸大的自体核经验全能的自体客体。
通过分析可知，分析家要努力让患者继续暴露曾有的需要。此类需要应允许他放心表现出来。这样经验到的需要将逐渐发展为自我的、正常的自体主张，转化为为了达到人生理想进行正常有效的努力和献身。
2）治疗的两个阶段
治愈的过程和正常发展的过程是一样的。
第一阶段是与共情的“万能的自体客体”相逢的过程，在此阶段患者感到自己和分析家成为一体，是通过共情产生一体感的阶段。这时候还不能向患者解释产生问题的原因。只要
34
让患者获得共情和一体感以及被认可的感觉就可以了。换句话说，这是不对发生的原因进行解释的阶段。
第二阶段，患者要经历对自体客体（分析家）的失望。这种失望应该是及时、适度的失望，不至于给患者带来精神损伤。这时患者如同幼儿期发展过程，把自体客体（分析家）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即产生变形内在化，从而使自体结构得以发展。这个时期患者已经形成自体客体的移情，在分析过程中期待分析家对自身的自恋需要给与完美无缺的共情。这是若觉得分析家未予共情，患者心中会浮现出幼时共情失败的记忆。这正是给与发生性和动力性解释的时机。换句话说就是发生性解释阶段。
自恋引起的行动障碍和自恋引起的性格障碍的精神病理相同，因此分析过程也相同。
3）治疗的预期结果
治疗的预期结果是使弱化的自己坚强起来，具有表达自体欲望的自信心，同时能够为实现人生目标倾注有效的努力，带着自信心和热情主动向前，享受富有创造性和效率性的人生。
第十章 克莱因学派
英国的梅洛尼·克莱因是第一个使用“投射性认同”的精神分析家。她擅长用精神分析治疗儿童，把积累的资料整理成理论，进一步发展了弗洛伊德理论。
1、梅洛尼·克莱因的生平
一生是孤独和具有悲剧色彩的。个人生活十分不幸，她与1882年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名教士，后来做了牙医，40多岁时，父亲和母亲结婚，母亲比父亲小15岁。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父亲自学了十国语言，而且具有渊博的知识，这对她影响很大。父亲在她18岁时逝世。
克莱因与母亲非常亲近。母亲既眉毛多情，又富有进取心。很会安排生活，在丈夫年老、经济苦难时，自己做生意，支持整个家庭。母亲晚年和克莱因一起生活，1914年母亲被长期的慢性病夺去了生命，面对死亡，她十分平静。克莱因从中得到了极大的感动。
克莱因在母亲的关怀下度过了幸福自由的童年。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知识的渴求和成就欲，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进取心和富于创造的个性。她几乎没有受过宗教方面的影响。在攻击自己理论的反对者面前，她大胆对抗。
她经历过很多失去亲人的痛苦。姐姐9岁（她五岁）死，哥哥才华横溢也英年早逝，使她产生应该取得他们未能取得的成就的义务感。后来她的大儿子也在一场事故中死去。许多亲人的离去使她变得抑郁起来。
19岁经哥哥介绍订婚，未婚夫是工程师，经常变换工作场地，她放弃了读医科大学的梦想。她说这是令她后悔终生的一个决定。她只在维也纳大学读了两年人文专业，便于21岁结婚了。结婚之初，她的婚姻就出现了问题，她认为随丈夫在乡下生活很不幸，还时常怀念知识氛围浓厚、富于刺激的维也纳生活。单调的乡下生活使她备受煎熬。生下三个孩子后她与丈夫分居，终于在40岁离婚。
1910年，她第一次拜读了《梦的解析》。从弗洛伊德的直系弟子sandor frenenczi那里接受了个人分析，并在他的劝导下开始了儿童精神分析。1917年第一次见到了弗洛伊德，那年她35岁。
1920年，38岁的她遇到了Karl Abraham，她对克莱因的儿童分析很感兴趣，她于翌年搬到了他居住的柏林。24年，因为抑郁症接受了他的分析，因为他的突然死亡与14个月后中断。她回忆说从他那里学到了精神分析的真谛，他的死使她再次遭受重大打击。由他的死引发的缺失感，以及没有人支持她的理论，她在柏林的生活备受煎熬。因为安娜·弗洛伊德也在进行儿童精神分析的研究，大多数人支持她。25年，43岁，应Ernest Jones的邀请到英国讲学三周，她回忆说这是她人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45岁，移居英国，在那里生活了33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