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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前小学历史教科书看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

作者：王 志

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8年第05期

[关键词]历史教科书，军国主义，皇国史观，武士道

[中图分类号]C5 1[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0-0096-05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建立了带有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发展为带有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至20世纪30年代，进一步发展为法西斯主义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政府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由于历史教育具有加强民族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因此，日本政府把小学历史教育作为强化民族意识、忠君爱国意识和普及军国主义思想的工具，使其在国家政策中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战前日本人盲目地相信日本是神国，崇拜天皇，以及他们在侵略战争中所表现得狂热，称得上是近代民族主义现象的最极端的事例。战前日本的小学历史教育，对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

一、以民族主义为指导的历史教育观

近代日本是东方落后国家实现近代化的典范，其以尊王攘夷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在摆脱民族危机建立统一国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统一国家的建立，明治政府中武士出身的领导人，很快将日本封建时代固有的武士道传统与近代军国主义结合起来，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这样，日本的民族主义随之堕落成为军国主义扩张政策服务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武器。由于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民族与国家具有同一性，所以在日本，民族主义

(Nationalism)常常表现为国家主义或日本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其极端表现形式。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曾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大量吸收西方的近代思想和学术，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一度取代了过去的儒学和国学而流行起来。但是自由民权运动发展后，明治政府却趋向保守，为清除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1879年由明治天皇的侍讲元田永孚发表《教学大旨》一文。文章宣布以封建道德“仁义忠孝”为教育的基本精神，批判政府开明文教政策的错误，提出：“自今以后，基祖宗之训典，专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人人崇尚诚实品行，则各科之学随其才器益进，道德才艺，本末全备；如大中至正之教学布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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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于我邦独立上，将不耻于宇内。”强调了继承日本固有道德的重要性，以此来重新确定国家教育的方向。从此，儒教主义和国家主义教育开始主导政府的教育方针。

政府在镇压自由民权运动过程中，认识到了通过教育控制国民思想的意义，决定修改教育政策，1880年(明治十三年)12月发布了《改正教育令》，否定了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制度，强调国家干预教育，教育是为国家，不是为个人。同年，调查各地教材，开始实行审定教科书制度，由国家统一规定教育的内容，以此来强化教育的政治功能，将其作为统一国民思想的根本。从而，确定了国家主义的教育路线。

在这种国家主义教育路线中，小学的历史教育作为“民族主义教育的一环”被赋予重要地位。1881年5月文部省制定了《小学校教育规则纲领》。该纲领规定，历史课只讲以天皇史观为中心的日本史，而不再学习世界史。这种课程变革本身便反映了其小学历史教育所具有的狭隘民族主义特色，而学习这种历史的目的就是培养尊王爱国精神。《纲领》第15条规定：“历史至中等科开始授课，就日本历史中，授以建国体制、神武天皇即位、仁德天皇的勤俭……其他古今人物之贤否、风俗变更等大要。凡讲授历史，在于使小学生了解沿革的原因及结果，特以养成尊王爱国之志气为要。”

明治政府对小学历史教育的这种要求，就是期待以此“作为国家主义的、神秘主义的天皇制教育的支柱”发挥其教育的政治价值。国家主义的教育观就是国家通过控制教育来培养国民对国家的忠诚，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义务感。近代日本的教育，在推动日本近代化的进程方面，有其值得借鉴的经验。“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普及教育政策，曾经使“人人享受知识之光辉”。就小学历史教育而言，向学生讲述本国的历史以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本是合乎常理的教育行为。然而日本的教育指导方针却是国家主义的，其教育目标也不是培养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的近代公民，而是培养“尊王爱国”的忠顺臣民。

19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逐渐确立了以侵略亚洲邻国为目标的大陆政策，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说，将对外侵略扩张定为日本政府的基本国策。他强调，在帝国主义时代，为维护国家之独立，仅仅防守主权线是不够的，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山县指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是朝鲜。他进而提出：“为捍卫这条利益线，不可或缺的，第一是军备，第二是教育。”教育和军备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这架战车的两轮，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山县所说的教育是指“爱国主义”教育，他认为，国民的“爱国”精神必须用教育的力量来培养和保持，《教育敕语》就是鼓吹这种日式“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他计划发布。1890年10月30日，以天皇的名义正式颁发《教育敕语》，它是在山县有朋的一手策划和指导下，由元田永孚和井上毅合作制定的，成文后由天皇亲自签署，以敕语的形式公布。其内容首先明确“教育之渊源”在于天皇制“国体”，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忠良之臣民”，“一旦有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这样，所谓“爱国主义”教育就变成了军国主义的御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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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敕语》规定了日本教育的基本方针。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小学校教育规则纲领》对小学历史教育作如下规定：“日本历史以使其知本邦国体之大要，养国民之志操为要旨。”内容包括“建国体制、皇统之无穷、历代天皇之盛业、忠良贤哲之事迹、国民之勇武、文化之由来等概略”。进一步强调了天皇主义和封建武士道在历史教育中的价值。因而，根据此纲领编纂的历史教科书自然成了一部以“万世一系”的天皇为中心，从建国神话到王政复古的“尊王爱国”史。

在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由东九世通禧编写的检定教科书《高等小学国史》一书的绪言中，作者认为：“我国古来独立于东洋之中，丝毫未曾受过外国的侵略，是以，民安其土，自古称之为浦安之国。”日本何以能永保独立呢?这是因为日本有“上是万世一系的天皇，常施德政，下是忠勇的臣民，常卫国家”这种“冠绝的国体”。这完全是以天皇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的历史观。在内容上，为使这种天皇制国体显得神秘和令人敬畏，教科书竞荒唐地将民族神话当成历史，而且天皇制君臣关系即“君臣之分”也是由源于神话的“三种神器”所规定。以此强调天皇的地位是由神决定的，“万世一系”，永不动摇。

在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的历史教科书《新撰帝国小史》的绪言中，也大谈日本历史上常保独立是由于“代代天皇仁圣，惠民之心不浅和我先祖尊王爱国之心敦厚”。因此，这种历史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讲述这些“不易之国粹和尊王爱国之美风”，使少年儿童在知道历史的同时，“涵养忠君爱国之志操”。

日本政府为进一步加强国家主义教育体制，1896年、1897年和1901年，贵族院和众议院再三要求对小学教科书采取“国定制”。1903年，修改《小学校令》，其第24条规定：小学教科书的著作权属于文部省。修身、历史、地理和国语课本均须由文部省编定，国定教科书以《教育敕语》为指导思想。此后歌颂对外侵略战争，鼓吹皇国史观和武士道，成为小学历史教育的中心内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和持续萧条。在世界革命形势的影响下，日本的群众斗争空前高涨，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面对经济危机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日本统治者对内加紧镇压，对外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国外市场。在国内外矛盾激化过程中，日本帝国主义走上了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道路，国家主义教育也发展为法西斯主义教育。

1917(大正六年)日本政府设立临时教育会议是“走向法西斯教育体制的第一步”，政府关于小学教育的方针是：“小学教育应彻底贯彻国民道德教育，巩固道德的信念，尤有必要大力培养作为帝国臣民之基础。”尽管以前的修身教育和历史教育都是以皇室为中心实施的，但军部首脑依然认为“做得不彻底”。为此，会议决定对小学历史教育应更加重视。

1920年(大正九年)使用的小学历史教科书，是国家检定的第三期教科书。其名称由以前的《普通小学日本历史》改为《普通小学国史》，课时也大幅度增加，由原来的41课增加到52课；增加的内容：一是在“建武中兴”时站在天皇一边作战的武士首领楠木正成父子、新田义贞等5人；幕末主张尊王论的国学家本居宣长等2人。二是增加了幕末攘夷活动的历史内容。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