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从而使效率失去环境保障。改革开放以来，过分地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差距，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共同富裕却无实质进展。“效率优先论”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效率上去了，公平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却忽视了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低估了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难度。 （2）公平优先论

主张“公平优先论”的学者认为，公平是“天赋权利” “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47]经济、受教育条件的不平等造成竟争机会的不平等，进而造成人格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损伤积极性，降低工作效率。市场机制本身的固有缺陷，使得按劳分配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人们过分地追求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效率的实现是建立不公平的基础之上，因而也是非正义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48]“公平优先论”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利益，不承认许多人享受了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总之，一项制度安排无论多么有效率，只要它不能保障公平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而且认为只有先保障公平才能真正提高效率。

针对我国贫富差距严重的状况，国家分配政策也调整为“初次分配讲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了进步。然而，持公平优先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走入正轨，不必再强调效率优先，应该确立公平的优先性，以是否公平、平等判断一切政策的合理性。“公平优先论”不赞成以生产要素、个人能力、天赋作为分配的依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知识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参与国际竞争不可或缺的要素。而“科学工作者的劳动力是具有最高价值的劳动力”，“科学劳动是具有创造性和探索性的劳动，是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认识、把握和运用，它与一般的生产劳动相比较，更加复杂，更加曲折，更加艰辛，需要更高级更先进的科学劳动能力的付出”。[49]可见，过分强调平等必然导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分，严重影响人们各种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而像过分强调效率一样背离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导致民族创新能力低下，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就是典型的例证。

(3)应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

如前所述，无论是“效率优先论”还是“公平优先论”都是形而上学的，应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达到二者的辩证统一。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我国学者李闽榕认为,市场经济有7个基本特征:即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

开放性、趋利性、排他性和局限性。从不同方面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个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的有机统一体。在市场经济中,一方面,平等性要求为市场主体进行竞争和实现利益最大化提供平等的基础，但竞争的优胜劣汰必然导致差距，使市场主体在新一轮竞争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就将公平与效率蕴涵在市场经济基本特征的对立统一关系之中。公平与效率不存在那种非此即彼、非长即消的严重对立、不可协调的关系。[50]阿瑟·奥肯认为，“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要“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中增进平等”[51]效率与公平属于不同的范畴：效率对应生产力，而公平则对应生产关系。效率和公平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效率决定公平,公平反作用于效率。一定历史时期的公平总是和一定的效率相适应的，无论是超前的还是落后的公平观念和公平状态都会制约效率。没有效率的公平只能是原来计划经济时代普遍贫穷的“大锅饭”， 公平就会失去现实的物质基础而陷于空想；没有公平的效率就会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从而导致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动荡并最终会影响社会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所以，只有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才能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使二者达成良性互动循环。

“效率与公平并重论”认识到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关系，并提倡二者的良性互动，这无疑是对前面理论的纠正与深化。然而，对公平与效率关系认识的深化和进步，并未使我们立竿见影地看到我国财富分配趋向公平正义的结果。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从1997年的0.371上升至2006年的0.496。“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居民财产分布的不平等程度低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但是到了新世纪初期，财产分布的不平等程度已明显超过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近几年的情况表明，社会财富正在向少部分人群集中，造成了财富积累的更加不平等，也造成了财产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52]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在强调公平与效率统一性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公平的重要性。认为公平是效率的重要源泉。蔡昉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公平本身就可以创造效率。当一种机制(如再分配)把收入向穷人转移后，就会增加穷人的消费，导至国内总需求的扩大，从而为经济增长或效率的提高提供源泉。[53]沈晓阳认为，效率源自公平。因为，从本质上说,效率就是资源的合理配置，而资源的合理配置本身就要求公平配置。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种种矛盾，无不是离开公平追求效率的结果，所以，我们应将效率深深地植根于公平的土壤之中。[54]洪银兴认为，推进以社会公平为目标的改革能达到提高效率的结果。同时，根据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要求,改革也需要转到公平为先,在此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55]

学者们反反复复地探究着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力图找到二者最佳的结合点。“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那么，出现贫富差距没有缩小反

而进一步拉大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效率与公平并重”这一理论是对收入分配而言的，是单从经济角度出发得来的，忽视了广义与狭义公平正义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因而，虽然正确，但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缺乏将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实现机制，从而在实践中为效率与公平相分离提供了机会。这也证明了，仅仅从经济角度入手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是很难实现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2、利益表达机制缺陷

利益表达是指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或个人，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式向执政主体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并有效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一个社会能否给予不同利益群体公平表达自身利益的机会并做出适当的反应，取决于该社会是否具有完备、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现阶段，我国现存的利益表达机制缺陷与社会不公平正义现象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1）各利益群体政治力量不均衡。客观地说，我国现阶段不同利益群体现实地存在，并已分化为不同的阶层。从占有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资源的程度和赢得社会机会的能力等方面，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强势群体，主要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精英组成，处在社会的上层，他们的地位日益稳固，形成事实上的既得利益集团；二是中间阶层，主要由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小职员、一部分境况较好的工人和农民组成，由于机会不均等等因素的影响，其个体有可能上升到社会的上层或沦落为社会底层；三是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城市失业者（包括失业工人和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出现的失地农民）、农民工（保留农民身份的进城打工者，通常歧视性地称为“民工”）、境况较差或半失业状态的工人、普通农民组成，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一般难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三大阶层的群体自我意识发育程度、组织化程度、政治参与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强势群体群体意识强，对群体利益有明确认知，结成了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团体，有能力利用各种资源、各种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影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制定。中间阶层组成复杂，利益诉求各异，互相之间缺乏联系，难以形成统一意志。弱势群体基本上没有群体意识，其个体往往只注意个人利益的得失，群体内部缺乏相互联系的纽带而始终处于涣散、游离状态，极低的组织化程度限制了其利益要求的充分表达和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

（2）各利益群体表达机会不均等。由于占有社会资源的差异造成了各阶层利益表达机会的不均等。强势群体拥有最广泛的社会资源，因而具有较多的利益表达空间，有机会影响公共政策的走向，具有其他阶层不可比较的表达优势。我国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均由社会各界精英担当，不仅可以同官员直接对话，而且可以利用掌握的社会资源，为自己的利益寻找理论支持和实现渠道。弱势群体组织化程度低、资源有限、力量薄弱，缺乏顺畅的表达渠道，其正当利益要求往

往被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非理性和极端的表达方式往往成为其最简单、直接的选择。由于缺乏组织的力量，非理性表达多以个人形式出现。由于某些偶然突发性事件的激发，他们也可能临时组织起来，引发群体性事件。中间阶层的复杂构成及其利益要求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彼此之间缺少联系的纽带，难以达成共识，追求个体利益的实现代替了组织化的利益表达，影响了他们表达机会的获得。 （3）各利益群体表达影响力不等同。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在输入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均衡不同群体利益关系的基础上，由执政主体制定相应的政治决策。强势群体依靠其掌握的社会资源和有利的社会地位，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中间阶层和弱势群体往往成为各种决策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他们承担着社会转型的巨大代价，却无法通过顺畅的表达途径来及时、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利益。此外，已经生成的政策在具体实践中往往被扭曲而走形，最终偏向于社会上层的利益。这一状况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实质背道而驰。恩格斯主张，要“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使“所

[56]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我国社会各阶层的特点决定了阶层利益

表达力量格局的失衡。我们必须建立完备的利益表达机制，拓宽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有效地平衡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

（4）应努力建设完备的利益表达机制。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其中“表达权”为首次提出。为此，首先要加快利益集团的均衡发展，着力推进各利益表达主体地位的平等化。目前，关键要加强培养中间阶层和弱势群体的维权意识，促使其通过建立合法的组织，进行合法、有序、制度化的表达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防范本阶层利益边缘化，从而将矛盾冲突化解在现有体制范围内。通过利益集团的相对均衡发展为实现各阶层利益最大化、动态平衡提供的有效途径。在制度上，实行基层民主制度，让群众有表达自己诉求机会；完善立法、决策听证制度，落实决策参与权；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落实知情权；完善监督制度，落实监督权，不断拓展监督渠道，搭建公民参政议政的平台。其次拓宽表达渠道，理性应对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现行的人大代表选举尚不能确保当选者与选民之间的利益的一致性，人大代表与政府官员的权力授受关系并未实质确定。现行的政治协商制度、信访制度、行政领导接待制度虽在局部范围内对利益表达起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但仍未摆脱过浓的人治色彩。因此，必须不断拓展表达渠道，引导表达方式的理性化、法治化。政府应引导弱势群体提高组织化程度，防止权利、资本结盟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产生不利影响。支持合法、正当、富有建设性的制度性表达，控制、疏导非制度性表达，确保各阶层相对均衡地分担改革成本、分享改革成果。再次要

提高政府的自主性和整合能力。要防止政府自身成为特殊利益集团或者政策制定上倾向于强势集团，保持政府的自主性和公共性。要善于调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不合理的利益结构，建立新的平衡关系，确保社会良序运行。

3、其它结构、制度等方面的原因

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现存的结构、制度等，对社会公平正义有着重大且深远的影响。一些不合理的结构、制度是造成社会不公平正义现象的重要原因。并且，由于这些结构、制度由来已久，相对稳定，往往在短时间内难以打破，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严重的阻碍。 （1）经济结构与阶层结构

关于经济结构，南开大学柳欣教授认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随着投资和投资存量的增加，利润和租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因此，收入分配将更有利于拥有更多财产的富裕阶层，而不利于工资收入者，这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加，并引发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衰退。”[57]二元经济结构是另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一方面，城市经济在工业化推动下发展快于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和机会高于农村，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居民市场竞争力就高于农村，这样城市居民的收入就会比农村居民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市场、资本、技术、信息、知识等生产要素市场也总是首先在城市发展起来，而农村的市场发育较为迟缓；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的附加值低，农民收入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剩余，他们纷纷到城市谋生，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大多只能从事收入不高的体力劳动。又由于就业压力大、维权意识差，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农民的收入与其他阶层的差距扩大。

关于阶层结构，前面已述及，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的深刻变革，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利益格局进行着深刻调整。伴随着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形成，原来那种简单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逐渐演化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关系。三大阶层的构成特点决定了强势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弱势群体则相反。中间阶层发育不良，难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并且处在不断地分化演变之中。从我国阶层状况来看，是典型的不稳定“金字塔”结构。阶层结构将对未来中国社会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因此，应抓住机遇努力扩大中间阶层，防止两极分化，促使“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结构发展，避免向“哑铃型”结构发展。 （2）财政制度与税收制度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税制下的五级财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对于稳定财政收入，确立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财政收支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