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８日，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饱含激情地说：“他们的英名和功绩，将永远与‘两弹一星’事业的丰功伟绩融为一体，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决定，对２３位“两弹一星元勋”予以表彰。在追授“两弹一星元勋奖章”的７名功臣中，有一个为许多人感到陌生的名字，那就是郭永怀。
郭永怀，１９０９年４月４日出生于山东荣成，自幼聪颖好学，１９３１年７月，在“科学救国”思想的感召下，年轻的郭永怀选择了物理学专业，得到了当时国内知名教授顾静薇的垂爱。两年后，顾静薇推荐郭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光学专家饶毓泰教授门下继续深造。在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后，郭永怀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大物理系。
１９３８年３月，郭永怀离开了日寇铁蹄蹂躏下的北平，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南下来到了昆明，在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联合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半工半读。面对外敌入侵的痛苦现实，郭永怀由衷地感到：一个没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将永远会被动挨打。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爱国激情，郭永怀放弃了自己喜爱的光学专业，改学航空工程，立誓要为我国的军事科学奋斗终生。
航空工程是与力学研究紧密相连的，郭永怀为此加入了空气动力学的研究。这期间，他在周培源教授的指导下学习流体力学，研究流体力学中的一个难题――“湍流理论”。
１９３８年夏，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委员会举行了第七届留学生招生考试。考试结果，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被录取。经过一番周折，一直到１９４０年８月，郭永怀才来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并获硕士学位。这样。郭永怀与他的同学们成了该校攻读硕士研究生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
１９４１年，郭永怀又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和钱学森一起成为世界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弟子。１９４５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员。
１９４６年秋，冯?卡门的大弟子威廉?西尔斯教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科学部的基础上创办了航空工程研究生院，邀请郭永怀前去任教，共同主持学院的工作，常怀报国梦想的郭永怀欣然赴任。期间，郭永怀先后晋升为副教授、教授。
新中国诞生前夕，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进步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每逢协会集会，郭永怀和大家谈论得最多的，总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１９５３年８月，中美继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后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周恩来总理和美方进行了谈判。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美国政府不久被迫把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取消。
郭永怀的老伴李佩教授回忆说：“禁令一取消，老郭就坐不住了，整天和我盘算着回国的事。美国的许多朋友、包括已经加入美籍的华人朋友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很不错了，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什么总是挂记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不劝倒罢，劝的人越多，老郭越来火，他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一面是美国的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一面是祖国的需要，何去何从？他选择了祖国的需要。为了避免遇到美国当局制造的麻烦，他在和学生们聚会的篝火旁，掏出十几年来写成的没有公开发表的书稿，一叠一叠地丢进火里，烧成灰烬。这令在场的学生惊呆了，他的夫人李佩教授当时也感到可惜。
１９５６年国庆节的前一天，郭永怀动身返家了！
“看啊，五星红旗！”不知是谁高声喊起来，郭永怀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趋步上前，抬起头望着，久久不动。
历经波折，郭永怀带着对祖国的赤胆忠心，也带着非凡的力学和应用数学的复合智慧，偕同全家回到了祖国。他的一家受到了党和政府及科技界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他。中国科学院则安排他和钱学森一起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刚组建的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和钱学森、钱伟长一起投身于力学研究所的科技领导工作。１９５６年底，刚刚成立几个月的力学研究所迅速发展为全国力学研究中心。不久，郭永怀受命出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１９５７年，他又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同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学部委员。

１９５８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当时在北京，后搬到安徽合肥）创建了化学物理系，郭永怀出任首任系主任。这期间。郭永怀创办、主编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并翻译出版了《流体力学概论》等多部学术名著，先后开展了新兴的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电磁流体力学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其成果不断引起国际科学界的瞩目。
期间，在中科院组织的一次星际航行座谈会上，郭永怀提出我国要发展航天事业，并就运载工具、推进技术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不久，他当选为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
１９５６年，我国将研制发射地球卫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郭永怀负责人造地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５日，我国与苏联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在协定中苏联明确承诺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１９５８年，负责核武器研制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九局）在京正式成立（１９６４年２月，它发展成为负责核武器研制、生产整个过程的研究设计院――九院，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开始了“两弹”研制工作。
１９５９年６月，苏联方面突然致函中共中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技术资料。１９６０年７月，苏联政府又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全部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和合同，给刚刚起步的我国核工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我国政府决定，我们自己搞！郭永怀临危受命，他与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工作最初的“三大支柱”。
１９６０年，中国自己的１０５名专家学者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郭永怀历任九所副所长、九院副院长，负责力学和工程方面的领导工作。为了便于科技攻关，九院成立了四个尖端技术委员会，郭永怀领导场外试验委员会。场外试验涉及到结构设计、强度计算和环境试验等任务，负责进行核武器研制的实验和武器化。郭永怀一方面为科研人员传授爆炸力学和设计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致力于结构强度、振动和冲击等方面的研究，加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组织开展一系列的前试验。
在郭永怀的倡议和积极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郭永怀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郭永怀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爆法为主攻研究方向”的思路。为确立核武器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为整个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所一直沿用。
１９６１年初春，郭永怀和彭桓武、王淦昌被周总理派专车接进中南海西花厅赴宴。席间，周总理深情地勉励：“我们刚刚起步的国防尖端事业，需要尖端人才，你们是当之无愧的尖端人才，党和人民寄希望于你们啊！”同年７月，郭永怀科技报国的热情得到了党的认可，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６３年，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党中央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专业科研队伍，陆续迁往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由于工作的特殊性，郭永怀必须经常奔波于北京和研制基地之间，他的身体承受

了太多的因为地域气候、饮食不同和工作过度紧张劳累带来的考验。
爆轰物理试验是突破原子弹技术的重要一环，当时已经年过半百的郭永怀与年轻的科研人员一起，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经常在试验现场风餐露宿；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才钻进帐篷恢复一下体力。好几次郭永怀都差点晕倒了，稍作休息，又硬挺着和试验人员一道作业，一道攻关，指导科研人员反复进行物理引线、引爆方式、环境试验和炸药爆轰波理论计算及安全论证等研究。
攻关在继续。中央领导同志深知科学家的艰辛。一天，郭永怀和彭桓武、钱三强、王淦昌等被周总理请进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周总理、陈毅元帅、聂荣臻元帅亲自作陪。宴会上。聂帅举杯宣布：“各位辛苦了！为感谢大家，总理要我和陈老总请大家来开会，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吃肉！”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旬，在我国第一颗原

子弹爆炸前夕，为缓解科学家们的紧张情绪，周总理指示试爆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派专机接送郭永怀、彭桓武、钱三强、王淦昌等人进行一次短暂的旅游，顺便观看我国第一次原子弹试爆实况。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下午３时，是中国人民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在浩瀚的沙漠上，一声巨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炸响了！当蘑菇状怒云扶摇升腾之时，郭永怀和他的战友们无不欢呼雀跃！
１９６５年５月３０日，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贺龙等七位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郭永怀等参加第一、二次核武器试验的专家和学者，并为他们设宴庆功。
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党中央的鼓舞激励，使郭永怀等同志士气大振，紧接着，他们又投入了新一轮战斗……
１９６５年９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在郭永怀牺牲一年多后，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在核弹武器化的后期研究中，郭永怀相继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到见解的主张，后来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郭永怀这些主张的科学性和严密性。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７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
对氢弹，郭永怀也从结构形式、弹体重量、减速装置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科学见解，从而保证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的圆满成功。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郭永怀致力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８年多时间里，从原子弹到氢弹装置再到核航弹、导弹核武器，他究竟倾注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又有谁能说得清楚！然而，在生前谈及这些时，郭永怀经常挂在嘴边上的却是这样的话：“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中国强大了，在世界事务中就会发挥更大作用。”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日，郭永怀又一次来到试验基地，为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可谁会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来到倾注了他４年心血的试验基地了。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４日，在研制基地整整呆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就争分夺秒地要人抓紧联系飞机。他匆匆地从研制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郭永怀拖着疲惫的身体登上了赶赴北京的飞机。５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在离地面４００多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失去平衡，偏离降落的跑道，歪歪斜斜地向１公里以外的玉米地里一头扎了下去――只听“轰”的一声，飞机前舱碎裂，紧接着，火焰冲天而起……
当迎接郭永怀的人们从惊骇中醒过来的时候，急忙向出事现场飞奔过去。当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他往常一直穿在身上的那件夹克服已烧焦了大半，他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
中央领导震惊了。整个科技界震惊了！人们为这位惨遭不测的伟大科学家仰天顿足，扼腕垂泪！
郭永怀牺牲的第２２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又一朵中华民族的蘑菇云状精神之花，为我们的英雄冲天怒放！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１９８５年，郭永怀又被补授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７日，在纪念郭永怀牺牲３２周年的日子里，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金志涛等采

写的《永不陨落的“两弹”之星――共和国“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追记》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