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一家的著作就不是以整本书的形式的传布于世的。现今知道明确将整本著作分内、外篇的人是淮南王刘安，《汉书》本传说：“淮南招致方术之士数十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书，上爱秘之”。这里清楚表明，所谓“内书”就是“内篇”。如果考虑到淮南王曾著《庄子后解》与《庄子要略》，而他们又附益在《庄子》书后，按照当时编录者在所编录的文集之后附缀己作的通例，淮南王刘安及其门下很可能编纂过《庄子》一书；也就是说，早期《庄子》的编辑成书及其分内、外篇的体例，大约是出自淮南王刘安。《庄子》在汉代就已形成了内、外篇的分别，还有一个确凿的证据，是《经典释文》的《庄子音义》引到崔[言巽]注《齐物论》“夫道未始有封”时的话：“《齐物》七章，此连上章，而班固说在外篇。”也就是说，至少至班固时《庄子》确然已经分内、外篇了。
如果说内篇大致是确定的，那么就外、杂篇的分别而言，各本确实不是确定而一贯的。从今天郭象本的内、外、杂篇来看，并非晋之前《庄子》原本的格局，而是经过了他的重新编次。照《世说新语》的说法，至少就向秀和郭象两本来说，向秀本属于外篇的有被郭象移入杂篇者。如是，则今本外、杂篇的分别，实出自郭象一己的编定。
《庄子》分篇的理据何在？郭象及以前的编纂者或注者都没有清楚的说明。唐代的成玄英在他《庄子疏》的序里有一个说明：
“内”则谈于理本，“外”则语其事迹。事虽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显。欲先明妙理，故前标内篇。内篇理深，故每于文外别立篇目，“逍遥”、“齐物”之类是也。自外篇以去，则取篇首二字为其题目，“骈拇”、“马蹄”之类是也。
这是从理、事的分趋上来看待全书分篇的，并且提出了内篇“理深”而“幽微”的观点。这在后代许多论者那里得到响应。不过，复杂的是，内篇与外、杂篇的相形之异，后来渐渐与所谓《庄子》各篇是否出自庄子本人之手即所谓的真伪之辨纠缠到了一起。
最后是《庄子》各篇的真伪问题。
说到真伪，亦即哪些篇章出自庄子之手是为真、哪些篇章非出庄子之手是为伪的问题。原先人们大抵没有将此视为一个问题，宋代疑古之风渐盛，《庄子》的真伪之辨于是突显出来。苏轼的《庄子祠堂记》在这一潮流中可谓代表，他以为司马迁《史记》有关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的说法是“知庄子之粗者”，认定《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是“昧者”插入《寓言》和《列御寇》之间的伪篇。现在看来，苏轼的感觉很是敏锐，不过其论据基本不成立。不过，自苏轼之后，分辨《庄子》篇章真伪的倾向便渐成气候，明代宋濂的《诸子辨》和清代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都是辨伪学史上的名著，他们都支持苏轼的观点，将《让王》等四篇认定为“伪”。后来的一些考察更进而从名物制度着手，指出书中的许多事件、名物出于庄子身后，故而这些篇章都不是庄子所手著，而属伪篇。
超越个别篇章的考察，就《庄子》全书而论，不少学者进而认定《庄子》内篇出自庄子本人手笔，而外篇和杂篇非出庄子本人，乃是庄子后学的补充阐说。这几乎就成了一种主流的见解。其实，这里面包含着重大的观念谬误，即从《庄子》应该是庄子本人的著作出发，来推考所谓的真与伪。其实，清代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公言》篇里就指出了：“凡称子书，多非自著。”这首先是因为子书中有些著作本来就是诸子述而不作，而出诸门下后学记录纂集的，比如《管子》之类；其次即使成书之后，子书在传承中也经过各代的修订、重编，前述《庄子》流传即然；再次就是子书在先成篇章而后屡经编集的过程中，会层累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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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相关的篇章，这些附益的部分当然可能是新收集而得的诸子成篇，但更多的情况是收录了那些后学的相关著作。所有这些都表明，古代的著述、传承自有其通例，与后代尤其是现代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以是否出诸庄子手著为准判定《庄子》真伪的观念，不妨转换为考虑《庄子》各篇的先后主次，乃至相互关系，这比较适合《庄子》作为一种各篇章思想、精神较为类似的丛书的性质。
就《庄子》整体而言，其撰写的先后次第，一般认为内篇在前，已经说过，这是主流的意见。任继愈则一反常见，以为外、杂篇在先而内篇在后。他在文献学上的主要论据是司马迁《史记》中提及的庄子著作皆见于今外、杂篇中，且外、杂篇的篇名大抵取篇首数语拟定，尚是古时通例，内篇标题则显然是有意为之，且类似汉代的纬书。如果考究一下，这似乎都不能成立。首先，司马迁显然在判定庄子学术归属在老子之学的时候提出《盗跖》等篇，以显示其对孔子代表的儒家的批判，这是有当时儒、道两家冲突的现实因素的，即其《老子传》所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可以说，《史记》中举列这些篇目，并不代表司马迁以为《庄子》只有这一类倾向的作品。其次，内篇的篇名与篇章之形成未必出自同时，也就是说文章可以早，而篇名拟定不妨迟，而内篇的文字不少已为先秦其他文献所引及，所以时代不可能迟至汉时是可以肯定的。晚近有学者研究，从语词构成着眼，指出内篇使用单字为词的道、德、命、精、神等重要概念，而没有它们复合而成的道德、性命、精神等词，后者多见于外、杂篇；依据单音词时代在前的通例，可以佐证内篇之完成在外、杂篇之前的论点。这对内篇早于外、杂篇的主流观念是一个颇为有力的支持。不过，话说回来，即便内篇形成在先，外、杂篇中的不少篇章形成的时间也不会太迟。如果检查著作年代相对确定的先秦著作《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它们较为确凿地引述的《庄子》外、杂篇占今本《庄子》外、杂篇二十六篇的约百分之七十，实不可谓少了。综而言之，这意味着无论内篇与外杂篇的先后如何，今本《庄子》很大一部分篇什的成型时间相当早。
大致明确篇章形成的前后，其实主要还是为更好地把握其思想观念关键所在及其形成、演变。既然总体而言内篇先于外、杂篇，那么通常也就认为内篇处于核心的地位，而外、杂篇乃是发挥、申明内篇宗旨的。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贬低外篇的价值确实有些过度；不过它点出外篇与内篇有可互相发明之处，则属可取的见解。王夫之于外篇、杂篇之态度有所不同，他论杂篇时说：“‘杂’云者，博引而泛记之谓。故自《庚桑楚》、《寓言》、《天下》而外，每段自为一义，而不相属，非若内篇之首尾一致，虽重词广喻，而脉络相因也。外篇文义虽相属，而多浮蔓卑隘之说；杂篇言虽不纯，而微至之语，较能发内篇未发之旨。盖内篇皆解悟之余，畅发其博大轻微之致，而所从入者未之及。则学庄子之学者，必于杂篇取其精蕴，诚内篇之归趣也。”《庄子解》在具体诠释外、杂篇之各篇的时候，也按照自己的理解，时时指出其与内篇意旨相表里的地方，这些观点当然未必都精当不可移易，但《庄子》内、外、杂篇的各篇之间，确实有一些讨论的是相同的主题，而具体的论点乃至论据亦复类同；如果细心推究，确实可以认为有些篇章是补充诠释一些自成义脉的篇章的。由此，可以说，一方面《庄子》的各篇章之间存在相互的关联，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也确实存在先后主次的分别。
经过漫长的历史时间，流传至今的《庄子》三十三篇固然都值得珍视，但也必须指出：它们并非划一等齐的作品。仅就各篇本身的篇章结构乃至相互关系而言，它们就很不相同，有些篇什显然具有优先性，而有些篇什则属于次等之作。我们不妨来看具体的例子。
《庄子》第二十三篇亦即《杂篇》的首篇《庚桑楚》，虽然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提及《庄子》有《亢桑子》一篇，而有学者就认为此即指《庚桑楚》篇，但就今日可见的该篇而论，不能否认，它基本是联缀而成篇的作品，我们很难在篇中如《逍遥游》、《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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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物论》等那样勾勒出一条联贯的文脉。值得推拟的是，究竟何者在前而自成文章、何者在后而抄撮成篇？《庚桑楚》该节文字的意脉是讲说最初的“未始有物”，而后“有物”，最终乃出现“无”、“有”转变(“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的意识；至于论及“生”、“死”，乃是这一主要意脉的例说而已，即首先出现了“生”(“有物矣”)，而后又有了“生”与“死”(“无”到“有”或“有”到“无”)之间的转化。似乎脉络也颇清楚。不过，考虑到《齐物论》层次明晰的推进，尤其是《大宗师》给出了以“死生存亡为一体”为共同意识基础的志同道合之友的背景——而相比较而言，《庚桑楚》“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与之为友”则没有说者也没有听者的语境缺失，显然令人难以理解——那么视《庚桑楚》此节文字乃撮录《齐物论》、《大宗师》而成，或许更有说服力。
除了从各篇之间的关系着眼，《庄子》有些篇什的文字本身就明显标志了它的次一等的诠说性质，这可以与上一视角结合而展开考察。比如《刻意》篇，其中先后出现了多次“故曰”，而其中三处“故曰”所引的文字见于《天道》篇。
这种文字的重复说明了什么呢？
如果综观古代文献的情况，我们知道，阐说中明标“故曰”，其实是古代诠释性文章的一个重要标识。古时诠说陈说陈篇，往往进而说理或更加事证，例引故言成句，表明所释之对象。这是一种通例，它从传世的《管子》、《老子》、《韩非子》、《淮南子》等子学著作中都可以清楚地见出。
在明了古代文献中诠说性文字的特点和标识之后，回过来看《庄子》之《刻意》篇“故曰”之引述《天道》的文字，就很易理解了：前者应该是在后者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诠说的篇什。我们由此例更可以确认《庄子》各篇间先后主次的分别。
既然《庄子》中的篇章并不是一律的，有些只是杂录的或诠说性的，属次等文字，那么，我们关注的自然应该是那些文气通贯、意脉绾连的重要篇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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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鲲鹏的寓言世界
这一讲的主题是《庄子》所谓的“逍遥”。自然，读解的文本便是《庄子》开始的第一篇：《逍遥游》。
“逍遥”当初的意义，与今日所谓，有很大的区别，大抵乃是闲适自在、悠然自得的意思，即陆德明《经典释文》之《庄子音义》所谓：“‘逍遥游’者，篇名，义取闲放不拘，怡适自得。”从篇名而言，“逍遥游”就是指闲适自得的悠游境界。
《逍遥游》开篇，就给出了一个很阔大的境界：“北冥”之“鱼”名为“鲲”，将化为名为“鹏”的“鸟”而南飞“南冥”。“北”与“南”的对举，构成辽远的空间感，且不说原来这“鲲之大”以及变化之后的“鹏之背”，都有“不知其几千里”之大。如果说这个鲲鹏的开篇还有什么意趣的话，或许就是它突显了《庄子》擅作托寓表现的艺术手段：在下文我们将看到，虽然鲲鹏确实是一个精彩的富于意义的表现，但对它的理解却不能限于其本身，它指向一种自由逍遥的精神。
其次，北冥大鱼的名字“鲲”似乎也值得一说。《尔雅》释“鲲”为“鱼子”；所以后来明末的学者方以智在《药地炮庄》中就提出：“鲲本小鱼之名，庄用大鱼之名。”这样的运用有什么意思呢？如果不算是过度诠释的话，或许可以认为这是《庄子》对语言符号持怀疑态度的一个体现吧。在《庄子》看来，用什么样的字眼来形容事物对象并不是坚确而不可更易的，在《齐物论》有两句话：“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上句就是鲁迅先生所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的意思，下句则分明是指出：事物对象是人们称呼它而后确定下来的。这层意思，似乎是很先进的。《逍遥游》用指“鱼子”的“鲲”来命名“不知其几千里也”的大鱼，大致也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如果引申起来，从反面说，《庄子》对文字符号是否确实不易地指向事物本身似乎不那么坚信，故而才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文字诡用的情形出现吧。
最后，“海运”的问题。字面上直接的意思就是“海动”，大海涌动与鹏之南飞有什么关系呢？宋代林希逸的《庄子口义》说：“今海濒之俚歌，犹有‘六月海动’之语；海动必有大风。”这样，海动有大风，则鹏正可凭风而上，飞赴南冥。如果仔细考虑，这里透露了《逍遥游》中最初作为逍遥而飞象征的鲲鹏形象，其实仍有其限制，在时间上是“六月”——这不仅因为林希逸解说的缘故，下文有“去以六月息者也”一句，是本文中坚强的内证——而空间上则有待大风的托举，这后一点在下文有非常清楚的表示。
《齐谐》者，志怪者也??亦若是则已矣。
《齐谐》是一部书的名字；也有一种说法认为“齐谐”是人名，但似乎以书名为宜，后来南朝的吴均有一部《续齐谐记》，是非常著名的志怪作品——显然，“志怪”这个名目，也是出于此处。随后，《逍遥游》便引《齐谐》的文字，进一步描述鹏的南飞。“野马”如何解释是一个问题，它与其后的“尘埃”一词似乎不接气；而通常的解释便以为是野马似的游气，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崔注曰：“天地间气，如野马之驰。”成玄英《庄子疏》更解道：“青春之时，阳气发动，遥望薮泽之中，犹如奔马，故谓之野马也。”而按照训诂学者的意见，“野马”和“尘埃”的意思是一样的。
这一节中，《逍遥游》为什么不直接叙述，而引述《齐谐》，也是一个值得说明的问题。这其实涉及《庄子》所谓“三言”的观念。为此，我们首先得看《寓言》篇如下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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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自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这里的“寓言”和“重言”，加上后面的所谓“卮言”，就是有名的《庄子》“三言”。“卮言”暂且不论，《逍遥游》引《齐谐》涉及的主要是“寓言”和“重言”。所谓“寓言”，即“藉外论之”，因为庄重的言谈，出于种种不那么恰当的世俗理解，往往无法为人接受，所以《庄子》要用“寓言”来表达。《逍遥游》的开篇，就以鲲鹏寓言展开，之所以说这是“言寄于彼”的“寓言”，因为《逍遥游》的主旨显然不是要谈鲲鹏如何如何，而是要借鲲鹏来说一番如何“逍遥”的道理，这一点在下文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那么，《逍遥游》何以更进而引经据典用到《齐谐》的文字呢？固然，文中所述与前面的鲲鹏寓言没有大的差别，但这次郑重引出，它便不仅是所谓“寓言”，且是所谓“重言”——借重他人(往往是权威)的话语。从《寓言》篇的文字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重言”，在《庄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古代世界的文化是所谓前喻性的，经验最为重要，而拥有更多经验的无疑是所谓年长者“耆艾”，人们一般需要借重他们的经验来应对生活的难题。另外，《齐谐》的例子，也很可以说明何以“寓言十九”(寓言占十之九)“重言十七”(重言占十之七)的缘故。“寓言”和“重言”之间是可以重叠的：《齐谐》所述的鲲鹏故事就篇章主旨本身而言，自然是寓言；而它同时也采取了借重前人之言的策略。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而后乃今将图南。
这节有一转，《逍遥游》荡开一笔，于“藉外论之”的鲲鹏寓言之外，更加一层，“藉”水与所承载物之关系的喻言，点明深蓄厚养与大展鸿图的关系。
文章从积水之多寡所能承载的草芥、杯盏乃至大舟之不同，提示鲲鹏展翅需要风之积聚。这里不妨回头看前文“去以六月息者也”一句。鲲鹏需要六月之风的承托，突出了升腾于高远、宏大境界的鲲鹏，其展翅高飞，也是有其特定条件或曰限制的；简而言之，就是所谓养厚蓄深的问题。
大鹏展翅的条件乃足以托举其羽翼的大风，这点如果从另一方面来理解，其实也就是一种限制。王夫之《庄子解》说：“两言‘而后乃今’，见其必有待也。”正是窥见了此中消息。这对理解大鹏是否处于完全而绝对的自由状态，是很重要的一点；不过，紧接着的下文尚未及展开此点，而是首先突出“大”的对应面：“小”。在完成了“小”的有限性论说之后，再来讨论“大”的是否超然自由似乎更为显豁而周全吧。
蜩与学鸠笑之曰??之二虫又何知！
蜩与鸠，相对鲲鹏，当然是小鸟，以小映大，形成对照，从而引出下文所谓“小大之辩”。《庄子》对于世间万物的对比观照，是其常见的一种视角，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策略。大抵以为世间诸事物种种情状，都是相对而呈现的，有无、长短、高下、前后等可诉诸形迹者固然如此，即音、声之听觉，乃至难易、美丑、善恶之类主观感知亦然。
不过，作为小者的蜩与鸠，并不自知；它们的“笑”是很值得玩味的。如果没有它们的嘲笑声，或许还不能真正映衬出鲲鹏之高远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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