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

所图益远，准备就得愈加充分。这个意思，也就是上文中鲲鹏高飞，而其所需依凭的条件便也愈高。大有大的难处，这一道理或许不是局于一隅的小鸟辈所了解的：“之二虫又何知！”所图愈高远，则依恃的条件愈高，这之间是一种互相支持的关系，也就是说，因为本身非同寻常且志向远大，所以需要的支持也就非同寻常；而非同寻常的高深条件，也确保其远大抱负的实现。郭象注前文“夫水之积也不厚”至“水浅而舟大也”一段时，说：“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或许可以说，揭示的就是主体和条件之间的这种关系。大鹏首先是因为自身之伟大，因而需要大风支持升腾高空，而不是侥幸生在高山之颠的稗草，自身并无超迈时流之处，只是因为外在条件好而得以据有高位。

按照文意读来，人们很自然会将“之二虫”——这两只小鸟——认作是指蜩与鸠。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涉及，就是郭象对所谓“之二虫”的理解，他明确说：“二虫，谓鹏、蜩也。”这表明，他对鹏、蜩两者是等齐观之的。其实，在《逍遥游》篇题下的注说里，郭象已经明确提出了等观鹏、蜩的论调：“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得其分，逍遥一也。”意思是说：无论大鹏还是蜩、鸠之类，只要尽其性，便都是逍遥的。

不过，后来大部分注《庄》者与郭象持不同见解。林希逸曰：“二虫者，蜩、鸠也。言彼何足以知此。”(《庄子口义》)锺泰《庄子发微》亦辩说曰：“此以《齐物论》义作释，非本篇之旨。本篇赞大而斥小，下文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又曰：‘此小大之辩也。’其意明甚。安得谓以均异趣而无胜负于其间也。郭子玄之说，实足以贻学者之惑。”至少，我们可以相信，在《逍遥游》一篇中，小大之境，还是存在显见差别的。

然而，并非郭象的说法完全没有道理，纯属谬解。蜩们与鲲鹏之间的这种小、大差别，其意义仅在特定的层面才成立，即大鹏和诸小鸟都是世间之“物”，在这个层面上，它们之间当然应该确认是有所差别的，大鹏的境界远高于蜩们。但在“物”的层面之外，还有“道”的层面，“道”与“物”的区别在《庄子》中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分野，而这一分野其实是非常之明晰的，比如《秋水》就揭示过两者的不同。那么，如果从“道”的视野来观照，则大鹏和小鸟们虽一在天而一在地，却恐怕都未臻于“道”的境界，在这个意义上，郭象强调两者若尽其性则不妨可谓同一逍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这一节开端的两句，“小知不及大知”，上承前文；“小年不及大年”领起下文。 “知”当然承接着上文“之二虫又何知”的“知”，义为“知晓”、“明了”。“楚之南有冥灵者”一句，与《列子》的《汤问》篇相类：“荆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类与其他文献相类似的文句，其实并无必要认定究竟何为原创而何为袭引：古时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类现象的存在，不过说明在同一个或虽不同但相近的传统中，学术确实具有相关性或连续性。《庄子》在这里体现了一种清晰的比较性视野，这个比较性视野不仅是说相对“小”而言更有“大”者存在，更有意味的是暗示了即使在特定情境之中呈现出某一性状的事物，在比较之中会显示出另外的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性状。如此由比较视野的变化而导致对事物性状判断的差异，是《秋水》中大力发挥的一点，并且由此在《齐物论》中引申出言论、事物相对而无定的观念。这些话头且待彼处详析，暂不展开；只想在此指出一点：此节谈及了人间长寿的彭祖，然而并未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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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视为崇高的典范，这与《庄子》整个的观念是一致的，它虽然也重视养生，但并非以养形寿为最高境界。

汤之问棘也是已??且适南冥也。

“棘”，古时与“革”同声通用；棘，就是夏革，是汤时大夫。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鱼的鲲与作为鸟的鹏之间似乎并非《逍遥游》开篇所呈现的变化关系，而前引《齐谐》的文字则仅仅涉及鹏之腾飞，于其最初的鲲之形态不着一字，那么这个鲲、鹏转化的情节是否是《庄子》的独异之奇思呢？

斥鴳笑之曰??此小大之辩也。

斥鴳的表现与前面的蜩与学鸠如出一辙，它“翱翔”——前面已经提及，“翱翔”在古代的意思与“逍遥”类似——于“蓬蒿之间”，自以为是飞翔之极至(“飞之至”)了，因而不能理解大鹏一飞冲天的去向究竟；此不必多言，值得注目的是本节最后明确点出的“此小大之辩也”一句。可以说，这“小大之辩”总结了《逍遥游》从开篇直至此处的意旨；一句话，将前文的种种曲折都梳理清楚了。

《逍遥游》文脉至此，告一段落，笼盖了上文，下文乃始进入一新境界；这新的部分是《逍遥游》的主要关切所在，即人间逍遥的关键，易言之，《逍遥游》就此离开了鲲鹏、蜩鸠们的寓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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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逍遥之游的境界

《逍遥游》至此从鸟兽草木的世界进入人间种种，或许可以说此前都是借以表达主旨的寓言，以下则逐渐进入本篇的主旨。

故夫知效一官，??犹有未树也。

“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这里的“官”(官职、官守)、“乡”、“国”是一个世俗地位逐渐提升的系列，“知”、“行”、“德”表述的是适应世俗成就的个人知识(智慧)、德行。如果说知、行、德足以取得官、乡、国层次之成功，体现的是功利的、现世的价值，那么宋荣子属于怎样的境界呢？

文中已明白道出：“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在世俗的世界中，这其实已然是一个非常之高的境界。明了了自我的内在需求和价值，那么外在的荣辱都不再会左右其行为，即所谓“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庄子》曾经提出尊重内在的重要，如果轻忽了内在的自我，抛弃自家无尽藏，则颠倒迷乱、不可扶持。宋荣子“定乎内外之分”，其实就是明了内重而外轻的道理，外间的荣辱在这个坚定的自我面前，都是可以任由取舍的。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宋荣子体现的是自我的境界。

但这个自我的境界，在自我与外在世界之间，无疑保持着一份紧张感、一种持续的张力。虽然其间体现的价值取向或许不一样，但屈原所谓“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渔夫》)的意识，与宋荣子所谓“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同样，体现了在高度肯定自我信念的同时，与外在世界的对立。屈原的例子是很显然的，他的诗中有许多决绝的语句，强烈透露出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冲突；比如《离骚》：“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之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贤之所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九章`涉江》：“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高超修美，对于外界的污浊和丑陋持强烈的拒斥姿态，甚至以与外部世界的对抗性不同而自傲：即使是终生困窘不能通达，即使是解体死亡，我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心志！屈原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不是说宋荣子就是屈原式的人物，但不能否认，在自我内外的紧张感方面，他们有一致处。

在这个意义上，列子的境界似乎更胜一筹。

夫列子御风而行，??犹有所待者也。

列子乘风的境界，自然实现了很大程度上的自由；而且在自我与外在世界之间没有了宋荣子式的紧张感——如《列子》所云“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风”与“我”融为一体——毋宁说，作为外部世界的风成为他实现自我自由的一种依恃，列子轻快神妙地乘御着风来往自如，对外在的世界是一种依顺，而同时也是自我的一种实现。但就如大鹏的乘风而起，风成为它展翅高飞的助力，同时作为一种条件也构成了某种限制和约束，风对列子，一方面意谓着可以“免乎行”，但另一方面，则是“有所待”的对象——“有所待”就还不是充分的自由，外在世界对主体依然构成一份不得不接受的限制，比如大鹏就得在“六月”“海动”之时，乘势而起。章太炎论曰：“有所待而逍遥，非真逍遥也。大鹏自北冥徙于南冥，经时六月，方得高飞；又须天空之广大，扶摇、羊角之势，方能鼓翼，如无六月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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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万里之空间，斯不能逍遥矣。列子御风，似可以逍遥矣，然非风则不得行，犹有所待，非真逍遥也。”如何才是真正完全的自由逍遥？

若夫乘天地之正??圣人无名。

至此，《逍遥游》主旨突现。

如果回顾《逍遥游》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出，它首先从鲲鹏的寓言开始，而后引出蜩与鸠作为小大之辩的对应，而后转入人间的主题，逐步指出保持自我、对峙外在世界不是最佳的“逍遥”状态；随风宛转，看似自由，但终究还有一份限制在，故而仍不是最后的境界；至此，乃点出只有与大道合同才能获致真正的自由。

顺乎自然，归本天道，体现出庄学的中心即“以人合天”，这“天”即是《逍遥游》“自由”的归趣：“逍遥”或“自由”的最终归趣，即在于天地宇宙之大道。如此理解《庄子》的“逍遥”，既合乎《逍遥游》文本明确突显“天地之正”的本来情况，也合乎《庄子》在“天”“人”构架中思索自然、人生种种的基本取向。

“天”“人”之分际与相关性，是中国古典思想世界的基本思考型态。“天”、“人”之间的关系，《庄子`天地》篇中有最为清楚的论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

这里出现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古典思想范畴，把握这些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乃是理解古代世界观的关键路径。“天”“人”关系论，不是《庄子》的一家私意，而是古典世界思想的共同观念。我们可以来看古时人们传习极熟的儒家经典。《中庸》的开篇有如下数句非常重要的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之谓性”，即是说“性”是“天”所赋予的，这可谓是精要地提示了上引《庄子`天地》一节的意旨。而《孟子》的《尽心上》篇有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话，这里“尽心”、“知性”、“知天”的线索是逐渐提升的，即由个别的“心”经由“性”可以直达于“天”，之所以由“心”、“性”可返溯于“天”，其实就是因为“心”、“性”之本源即在“天”的缘故；这层意思与《庄子`天地》“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的思想路向不能不说是一致的。

回溯到世间万物——人也是万物之一——的根源处，后来的生命与原初的天地精神合而为一，而后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便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与天地之道贯通同体，具体如何达致呢？或有不同的方式。比如孟子是所谓“养”，即“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孟子`公孙丑上》)“气”与“道”是相契合的，而“气”本身，照朱熹的意见，也不仅是指个体之气，个体的气，其实也是得自天地之气的：“盖天地之正气，而人得以生者。``````惟其自反而缩，则得其所养，而又无所作为以害之，则其本体不亏而充塞无间矣。”(《孟子集注》)也就是说，主体之“养”“气”，即是提升自我、通贯至天地之气、自然之道的过程。而《庄子》以“去人合天”为宗旨，故而主张减法，祛除自我违逆本初自然的种种，而达到与天道的合一：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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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宗师》此节文字，可以生动观察到古时师弟间教与受的情形：老师循循善诱，弟子则习而自得。颜回先后“忘”“礼乐”与“仁义”，都不能得到孔子的印可；最终他达到所谓“坐忘”的境界，即“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肢体”在这里代表的是“形”或身体以及身体所体现的欲望， “聪明”原来指耳“聪”目“明”，而这里指“知”即“知识”及“智慧”——当然这是指特属人的知识和智慧。至此，所谓“坐忘”的内涵也便了然，即《齐物论》开篇“南郭子綦隐机而坐”，“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这也是从形、神两方面对人的欲、知加以否定的结果——的“吾丧我”状态。当主体的欲望和知性都被消解之后，便臻于合道之境了；文中“大通”所形容者即“道”，成玄英《庄子疏》谓：“道能通生万物，故谓道为‘大通’也。”这种以主体修养、体悟来通达天地境界，与道冥合的方式，是中国古代精神传统中的一个特质。

主体的人与万物一样，由天道赋予其性，正因此道、德、命、性的贯通，由内在的心、性，可以回溯而通达天道本源，且这种回溯的方式，不是知性的，而是体认，是冥会。这就是《庄子》所谓“乘天地之正”，与道合一乃真正“逍遥游”的背景和缘由。

这里，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归本于天道是否就是真正自由了？或许会说：与天相合，这一限定，岂非表示正有限制在吗？什么算“无待”或“恶乎待”呢？实则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则无所谓彼此之别，如同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自我的意欲与宇宙大化的真流一体，从而获得的是真正的自由。在此中间，如果仍要强分彼此，则反而是未臻胜境的表征了。这里值得提出，《逍遥游》的“自由”乃是依循“自然”的，并非脱离“自然”的绝对状态。这在中国古代深明《庄子》之真谛的陶渊明那里，有很好的呈现。陶诗《饮酒》其五“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飞鸟”的意象通常被视为自由的象征，然而诗中它显然也是合乎暮归之自然的，而非任由飞翔的自由。

至此，返观大鹏虽高于蜩之类，但其凭风而起，有所依恃，表明它并非与天地合一者；蒋锡昌《庄子哲学》针对鹏与蜩等的“小大之辩”而发的议论就颇有道理了：“小知固不及大知，小年固不及大年，然其相比亦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其无知、无寿等也。”或许，大鹏在自由的等次上大约相当于乘风而行的列子吧。这么说，《逍遥游》最初展现的寓言世界中的“小大之辩”，确实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而言的；因此，《逍遥游》在此已为《齐物论》预留一地步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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