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长江流域开发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雷浩① 李敏昌②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摘要：长江流域是我国文明发祥地之一，但也是近代以来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孙中山在护法战争失败后蛰居上海，在思考未来中国出路的过程中，提出了系统而完整的推进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庞大计划，包括建设东方大港，整治扬子江水路及河岸，建设内河商埠，改良扬子江现存水路及运河等内容。这些构想对我国现今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与指导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 长江流域 水利开发 实业救国

孙中山是我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也是近代以来长江流域开发与利用的首倡者。在他坎坷而光辉的一生中，不仅投身国民革命，努力消灭旧的封建秩序，同时也强烈的向往、探索和倡导建设新的社会秩序。《建国方略·实业计划》是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铸就的不朽著作，也是他先进的建国思想的具体化。他对我国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整体规划所表现出来的科学性与预见性，非常震撼人心。研究他的长江流域开发与建设思想对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一、孙中山长江流域经济开发提出的时代背景

孙中山长江流域开发规划的提出，是其一生追求富国强兵思想的产物，也是他在护法战争失败后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认真思考中国未来出路的结果。

（一）彷徨中对未来中国出路的思考

20世纪初叶，中国这个千年古国正处于被称为“近代战国”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此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惊心动魄与腥风血雨——清王朝的崩塌，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华民国的建立，“洪宪帝制”和“宣统复辟”的闹剧。群雄割据，兵祸连结，天下滔滔，中原地区十室九空。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人物中，孙中山先生可以说是那段历史中的站在时代最前列的人物。

孙中山革命一生，可谓命途多舛。在数次失败与下野之后他仍然以振兴中华为使命，扛起民主革命的大旗继续向前，逝世之时还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言，确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面对急剧倒退的革命局面，孙中山为了挽救民族命运先后发动了护国运动与护法运动，但是仍然无法挽救革命失败的结果。1918年，由于粤桂两系军阀的排挤，广泛非常国会召开会议，由汤漪提出《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大会投票并通过改组军政府的方案。孙中山不得已将大元帅辞职咨文送交国会，并通电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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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浩（1988.6-）男，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共党史。

李敏昌(1965.1-),男，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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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5月21日，他乘船离开了广州，踏上了赴上海的旅程。这位伟人一生曾27次到访上海，但这一次他的内心充满了最悲愤的心情，并一度陷入了彷徨与苦闷之中。不过他并未就此消沉，正如他对部下所说：“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恶消长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继续在革命的道路上摸索前进。 （二）实业救国思想的具体化

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在《上李鸿章书》中论述了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陈述改良计划，大谈发展农林、兴工保商。可以说实业救国的思想早于革命思想生根于他的脑海中。

旅居上海的这段时间，他一直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探索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他认为“革命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因为革命只能破坏一个旧世界，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尚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尚不能发展社会生产力，达不到革命的最后目的。所以革命以后必须建设，革命和建设不可分。“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如人之双足，鸟之双冀也。” “建设为革命唯一目的”。[2]207

孙中山思想体系中与军阀以及普通革命人士的不同之处是除了政治，他把经济建设也放在很高的位置。由于清末洋务运动，维新改良思想的影响，以及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把“富国强兵”作为革命的最终目的之一。戊戌变法血淋淋的事实使他明白改良思想行之不通，转而谋求民主革命，以武力推翻封建统治。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他卸任民国大总统，投入大量时间考察民族实业，希望能够实现富国强兵的夙愿。“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3]248-249

1919年，激荡全国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由此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激发了上海工人大罢工等新民主主义运动，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冲击着孙中山的心灵。他高度赞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重新改造了自己民生主义理论。他说:“回顾当年，予所耳提面命而传授于革命党员，而被河汉为理想空言者，至今视之，适为世界潮流之需要，而亦当为民国建设之资材也”。[2]159《实业计划》由此而著，这正是“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部分新的发展。

（三）对国际局势判断的结果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这场波及34个国家地区、15亿人口的战争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在整个大战期间，老牌帝国主义强国如法、英、德、俄、意等都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减轻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市场上西洋货大大减少了，尤其是德货已经到了绝迹的地步，客观上中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在大战期间和战后几年间，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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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动上他转而在经济建设方面著书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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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主要是轻工业。“从1914到1919年间，民族资本共新设厂矿379家，平均每年63家，新投资本8580万元，平均每年1430万元。??民族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1920年的22%。” [4]30

此时孙中山正在埋头著书，他敏锐地感到中国应当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为此，在总结中外兴衰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孙中山制订了一个发展“国家经济之大政策，”即利用欧美各国工业从战时生产转为常规生产、生产能力大大剩余，大量资金亟待寻求出路的有利条件，大规模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全面开展经济建设，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的现状。用他自己的话说:“盖欲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民一突飞之进步。”[3]248《建国方略》中孙中山提出的宏大的实业计划是以对外开放为主导思想，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精神。它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友好往来，绝不有损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从民国时期以来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国人第一次提出对外开放的经济战略思想。

二．孙中山长江流域经济开发规划的主要内容

上海香山路7号，孙中山赴沪之后就寓居在这里。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就是在这里，他用心血为中国凝结出一部气魄空前、启迪后人的《建国方略》。《建国方略》由“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实业计划(物资建设)和民权初步(社会建设)三部分组成，这是孙中山建设国家的总体规划和设想。其中《实业计划》，最初以英文发表于《远东时报》，原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该文高屋建瓴、统筹规划，描绘了中国奋发图强、求强求富的美好蓝图，至今都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实业计划》由六大计划共33个部分组成。在这个庞大的总体构思中，发展交通和通讯是孙中山关注的重点。他提出：修建10万英里的铁路，以五大铁路系统把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起来；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修建 100万英里的公路；开凿、整修全国的水道和运河，大力发展内河交通和水力、电力事业；在中国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水平的大海港。

孙中山认为，开发长江水运及其沿岸资源，发展水陆运输事业，在长江流域发展计划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长江为全国中枢，关系极重”[5]28。《实业计划》里的第二计划即为对长江中下游流域建设发展的整体规划。共分五部，即：（一）东方大港；（二）整治扬子江水路及河岸；（三）建设内河商埠；（四）改良扬子江现存水路及运河；（五）创建大士敏土厂 。[3]267

如果把长江比作一条巨龙，上海为龙头，武汉为龙背，宜昌则为龙腰。长江的发展需要靠龙头摆正方向，龙背挺直脊梁，龙腰奋勇发力。孙中山设计的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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