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联在重庆谈判中的作用及其影响

摘要

1945年8月29日开始的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是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各种政治势力都想借助重庆谈判的舞台，表达自己的看法。战后的中国，政治局势不稳定，美苏的影响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有着巨大的作用。本文主要讲述苏联为了维护在东北的既得利益，干涉重庆谈判的进展，坚持要让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等一系列事件，从而客观地论述未来中苏关系由冷及热的变化，为之后建立新的中苏关系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苏联，重庆谈判，作用，影响

一.前言

“重庆谈判”是在1945年，当时的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

之后，中国的的国内阶级矛盾逐渐的上升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都知道，当时存在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大政党。在美国的扶持之下，以蒋介石为带便的国民党企图篡夺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建立起来一个全国性质的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了结局这一矛盾，打算开展一次历史性的会谈，主要目的也是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当时国内的一些问题。在这种背景之下，就有了“重庆谈判”的由来，本文详细的讲述了重庆谈判的主要背景、内容、意义以及影响，从国内和国外的两个环境进行一个系统的，详细的分析。

二 中共对待重庆谈判的最初态度

（一）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和平民主势力成为了历史的主流，国内各界人民要求和平，国际舆论不希望内战再起。国共两党的和谈关系到战后国内和平建国，而且也影响远东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在这种压力下，蒋介石的决策受到一定的制约。蒋介石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说服下向毛泽东发出邀请，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进行谈判。于是，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续三次打电报给毛泽东，14日电报声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1]可以看出蒋介石迫切希望毛泽东能够赴渝共同商讨国家大计。

历史上国共两党关系十分复杂，国共不和由来已久。这次蒋介石却主动邀毛泽东，可见不一般。一方面，抗战结束造成一个重要的后果是国共双方没有足够时间去实施预先拟定的战略反攻计划，国民党在短期时间内不可能聚集起足以向中共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的力量。另一方面，国际形势对蒋介石有一定的压力，当时美英苏三国进行协商，都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8月27日离渝赴延的声明上就有提到此事“余现赴延安，曾获蒋主席同意与充分赞许，以及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之邀请，余将陪同毛氏及其随员来渝”。[2]与此同时，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希望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苏联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中共的公开承诺，使蒋去掉了解决中共问题后顾之忧”，[3]所以毛泽东应该赴重庆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

蒋介石对毛泽东的邀请，实际上重点不在于谈判，而在于最大程度地调动各方，这就给他找到理由压迫中共，造成战略上的优势。但是，蒋介石的这次电邀意图无论是否单纯，它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重庆谈判的开始。

（二）中共对待蒋介石邀请的最初态度

面对蒋介石的三次电联邀请，毛泽东在他的第一封复电上表示“待你表示意

[4]

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毛泽东并没有直接答应前往，而是“考虑”，

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对蒋介石的行为还是感到很意外的，尤其是延安的百姓几乎出自本能地把蒋介石的邀请看作是“鸿门宴”，担心国民党发动内战，毛泽东赴渝就成了一个必需慎重考虑的问题。所以毛泽东的第一封复电口气的冷淡也就不奇怪了。

中共起初反应冷淡，知道蒋介石并不是真正的想和谈，而是另有所谋。据记载：“一九二九年，他曾以鸿门宴的方式把当时的政敌李济深扣押在南京的汤山。一九三一年，他以同样的方式，把胡汉民扣压在汤山。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他再一次公开违背诺言，把张学良将军扣在南京。”[5]况且，中共中央非常清楚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内战”的政治阴谋，不相信蒋介石有实现和平的诚意，但是鉴于斯大林两次致电毛泽东，表示“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6]即使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很不高兴，但是碍于斯大林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指导者，中共需要尊重他的意见。“没有苏联的支持，又没有合法地位，要得到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就要强攻。而以现有的装备，不仅不能攻坚克敌，就是占了城市，也守不住”，[7]所以中共中央必须要搞好与苏联的关系，因为这样才能设法乘苏军占领东北之际把自己的军队开进去，如此才能倚靠苏联，并根本改变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然而，经过几天时间的观察分析，形势的发展表明国民党要立即发动内战还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得不及时调整策略，为了中国团结，远东和平，决定“准备随即赴渝”，并且以谨慎而积极地态度对待重庆谈判。最终在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枣园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决定赴渝。

对蒋介石的邀请，中共一开始是婉拒的，到后来的接受，这个转变过程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方面，国共两党矛盾由来已久，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不敢信任蒋介石有实现和平的诚意。另一方面，中共确定了自己的方针，即“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全力以赴做好应付内战的准备。直到后来，由于斯大林的干预，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重庆谈判才得以顺利举行。可以说，斯大林的电报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态度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