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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等,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垄断性经营行业（如金融、邮电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业务量突飞猛进，获得了高额利润，并把其中一部分以不同形式分配给职工，职工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一些依靠财政补助的基础性行业（如农林牧渔业和地质水利业）和一些充分竞争性行业（如社会服务业、餐饮业和建筑业）由于补贴减少和利润下降，从业人员收入减少。第二是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开始向科学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一些传统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竞争较充分行业的收入在相对下降，其他如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普通高校、商业经纪与代理业等行业、部门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都排在前列。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

③地区收入差距

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拉大。上海和北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相对较快，平均每年要比上一年多增加1.57个百分点，而山西和河南却只比上年多增加0.25个百分点。近年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开发的力度有所加大，促进了使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

（2）分配不公产生的原因 ①政策上的误区

我国城乡差距之所以显著,这与政府长期的认识和采用的政策有较大的关系。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支撑工业的发展,国家采用人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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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使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同时政府不允许农民“进城”,认为如果允许农民“进城”的话,可能导致现有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而且,政府要给城市居民各种补贴,大量农民“进城”,政府将不堪负担。事实上,这种政策将城乡割裂开来,导致大量的劳力挤在土地上谋生,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反过来又束缚了工业的发展。当前农村消费市场启动不了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其它国家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政府如果限制城市化,经济将永远停留在二元结构上。

②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对的,也极大的激励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于许多人似乎忘了先富的前提条件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1984年,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同时伴生的竟是国有资产流失,损了国家而肥了一小撮“内部人”,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这些年,因为监督机制缺位,甚至是权力的介入,产生大量黑色收入,导致一部分人暴富,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另外,还有一些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西方把这种因享有特权而获得的额外利益的现象称为寻租行为。寻租泛滥,很多人产生严重的不平等。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③改革中的一些正常因素也加快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分配体制的改革,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平均主义,这必然会带来收入差距的变化。尤其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每个经济主体都根据在市场中的贡献获取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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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酬,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各主体的市场参与能力不同,所得的收入当然有区别。

（3）减少分配不公的建议： 1、加速城市化进程

经济发展，除了人均收入提高外，还应含有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其中两个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在国民产值中，随农业比重下降而工业比重上升，以及居民在城市人口中的上升。有序地把一部分农村、牧区人口转化成非农牧业人口。解决城乡分割，工农牧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突出的问题。探索建立农牧区社会失业、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打破城市居民和农牧区人员的明显差异的生活待遇模式。

2、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调整国民收入结构，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农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把投入重点转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通过统筹城乡人居环境、统筹城乡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建设和社会管理等举措，切实改善欠发达地区和偏远农牧区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为城乡居民提供追求自身发展的同等机会和条件。完善分配体制，促进社会和谐。

3、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加强落后地区的基础建设 “科教兴国”是我国的重要政策，但长期以来，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实际是不够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接受义务教育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政府没能创造良好的条件，以致许多居民无法享有这一权利或履行这一义务。基础教育，从理论上讲应由政府提供，因此轰轰烈烈的希望工程助学活动实际表明政府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至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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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应该说是准公共产品的范畴，如果完全采取收费制度，无疑会使很多低收入家庭无法将子女送入大学，可行的方法是走公立和私立相结合的道路，公立大学由政府提供经费，使那些优秀但贫困的学生能继续接受教育，否则，教育上的不平等，势必进一步导致收入的不平等。

在我国，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是很薄弱的，尤其是广大农村，拥有的多是坑坑洼洼的泥土公路，供电设施陈旧而运行成本高昂，通信能力差，接受外界的影响低，这能不妨碍经济增长吗？要普遍提高这些地区人们的收入水平，关键要创造条件。投资于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眼前收益可能不大，但目前我国生产普遍过剩且失业严重，若有资金把劳力和产品结合起来，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对于目前和今后的经济发展无疑有巨大的意义。 4、规范市场秩序，健全税制，依法治国

“市场流行官场法则，官场流行市场法则。”是目前社会状况的重要写照。80年代，我国在价格上实行“双轨制”，结果“官倒”流行，一部分人利用职权倒卖物资赚取价差而发了大财。90年代，又有一些“内部人”炒卖房产而成为巨富。这说明市场秩序不健全，竞争就不平等，就会人为的拉大差距。政府现在强调依法治国，要减少权力介入市场，惩治腐败，在政策上是对的，关键在于严格执法。政府这些年，法律制订了很多，实施效果却有目共睹。因此，真正应在执法环节多下一些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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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不健全也是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例如遗产税和赠与税未开征，享有大量遗产和不享有遗产的人收入差距当然明显。税收征管方面也不容忽视，例如1995年，北京市个人所得税80%以上来自工资薪金项目所得，工薪阶层成了个人所得税的大户，而真正的高收入者则成了“漏网者”。个人所得税 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最有力工具。健全税收制度，可以有效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频繁出现在福布斯(或胡润)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导致了我国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逐步确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格局逐步形成。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城乡居民收入较大幅度地增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长足进展，城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相应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必须看到，收入分配领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妥善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收入分配问题解决好了，社会公平能够得到维护和实现，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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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充分发挥出来，整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