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文献综述
2.1 主动性人格的研究概况
2.1.1 主动性人格的定义
本文采用商佳音，甘怡群（2009）提出的概念，主动性人格是指个体具备的在社会环境中采取积极主动的一种行为倾向[7]。Bateman 和Crant（1993）基于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观点在对组织行为进行研究时最先提出[8]，后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心理学领域。研究发现，每个个体的主动性人格高低不一，从而个体在现实中也会采取不同的行为[9]。主动性人格倾向强的人，他们主动果敢地采取行动促进改变，有较强的行动力，不安于现状；而主动性弱的人则较为被动，总是在外力的驱使下被动地适应或改变，有时就会忍受所处的情景。
2.1.2 主动性人格的测量方法
根据主动性人格的概念，Bateman和Crant（1993）编制修订了主动性人格量表（Proactive Personality Scale，PPS）[10]。此量表有17道题目，单一维度，采用莱克特七点式计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主动性人格水平越高。
近年来，我国很多学者比如商佳音、甘怡群开始对主动性人格方面的跨文化研究，把国外原始17项目的PPS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黎青等（2009）在研究中选取中国人为被试，但考虑到中西方文化的背景，同时也加强对PPS的结构和信度的考察[11]。结果显示，6项目简缩版的主动性人格问卷是单一维度，各项拟合指标较国外的稍低，但仍可接受。然而10项目的主动性人格问卷由中国人来进行测验时，单维结构拟合的较好，现多数采用此问卷。
2.1.3 主动性人格的相关研究
关于主动性人格方面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与组织心理学领域，而且都得出较好的研究结论并付诸应用。比如对于陌生环境的适应性方面，在工作绩效方面，在创造性及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
在新环境适应性方面，个体在面对陌生的新环境时，主动性人格的高低关系着个体的融入快慢程度。具有比较高主动性人格的个体以寻求改变为导向，大多能果敢积极地投入到新环境中，主动地去改变影响环境，从而提高自己的适应能
力。如Chan 和Schmitt （2000）研究发现，主动性人格高的员工能尽快熟悉工作、职场关系较好，能更好的给与自己的定位，开展工作得心应手[12]。然而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结论，比如Steve Harvey （2006）研究表明，主动性人格较低的个体总会面临各种苦难，体验的压力较多，而主动性人格较高的个体几乎没有这种体会[13]。Parker （1999）对此进行解释为，高主动性人格的个体积极主动的采取策略来面对困难、解决问题，各种事情比较顺利。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就会束手无策[14]。国内的单娟（2008）发现主动性人格反而负向地预测工作倦怠[15]。关于在学校方面的学习适应性研究，文芳和毛晋平（2011）等选取国内的中学生作为被试，发现主动性人格显著地影响个体的学习适应性[16]。
在个体工作绩效方面，Grant （1995）对地产公司的员工研究中指出，主动性人格可以显著地预测工作绩效，并且主动性人格这种预测力较与一般智力的影响会更强[17]。国内的学者温瑶、甘怡群（2008）以部分销售设计人员进行研究发现，主动性人格和工作绩效存在显著地正相关[18]。
在个体职业生涯方面，高主动性人格的个体更有利于实现职业生涯的成功。国外学者Seibert等（1999）研究表明，主动性人格对员工的晋升和薪酬福利的提高有显著的正相关，同时员工有较高的工作满意度[19]。后来，Seibert等人（2001）还发现，主动性人格与个体的职业素养有着较强的正相关，这些特性又可对职业生涯成功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20]。Claes 和De Witte （2002）发现，主动性人格对大学生的求职行为有影响[21]。此外，商佳音和甘怡群（2009）的研究表明，主动性人格能预测职业决策自我效能 [22]。
在个体创造性方面，积极进取的个体有利于创造性的培养。田进（2005）在研究员工创造性的方法时，主动性人格较高的个体相对会有较强的创造性，能积极主动创造新事物[23]。
在个体学习方面，主动性人格可以由学习动机作为中介变量间接的对学习行为产生影响。比如，Major 等人（2006）的研究发现，主动性人格会对个体的学习动机有着显著的影响，以此通过学习动机间接地对个体学习成绩产生影响[24]。文芳（2011）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主动性人格会在学习适应性中起调节作用[25]，总之主动性人格对学习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预测作用。
查阅文献分析后发现，主动性人格在学生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较少，而且关于主动性人格在个体发展特点方面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比如李慧发现，主动性人
格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的得分[26]；而学者黎青的研究则发现，学历、年龄等人口学变量对主动性人格不存在差异[27]。关于主动性人格和其他变量的联合研究也比较匮乏。
2.2 亲社会行为的研究概况
2.2.1 亲社会行为的概述
美国学者Weisbegr 1972年在《社会行为的积极形式考察》一文中首次提出“亲社会行为”一词，用来代表所有的与侵犯等否定性行为相对立的行为，如同情、协助、慈善、捐款、救灾和牺牲自己等等。美国著名发展心理学家马森和艾森伯格（Mussen & Eisenberg, 1977）对亲社会行为的定义是倾向于完全帮助他人或使他人受益，没有额外的奖励或者收益，这种行为意味着行为者一方要付出某些代价、自我牺牲和利益[28]。
Piliavin （1981）认为，亲社会行为是由社会所规定的，一般指有益于他人和当前行政系统的行为[29]。
王蕾（1994）认为，亲社会行为是指人们做出社会认可或者提倡的行为，也是个体自觉遵守社会规范，积极履行社会规范所肯定的行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予他人帮助[30]。
王美芳（2000）认为，亲社会行为指所有既要符合社会期望同时又对他人、群体或社会有益的行为，主要包括合作、分享、助人、捐献、谦让、安慰、同情等。这种行为给行为者带来的利益和风险并存[31]。
余宏波（2006）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亲社会行为是指实施者并不考虑事件是为了什么，而是彻底从他人角度思考，尽可能帮助他人的行为[32]。
俞国良（2006）认为，亲社会行为指能给对方带来利益的一系列行为，然而对实施者本身没有任何好处[33]。
本文采用寇彧等人对亲社会行为的定义，指个体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做出的有益于社会和谐的行为，为他人的利益着想，也许还会做出一些自我牺牲，助人、合作、分享、谦让都属于亲社会行为[34]。
2.2.2 亲社会行为的测量方法
亲测量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多使用问卷法、假设情境、实验室实验等。其中问卷法中又分为自评量表和他评量表。
自评量表中较常使用的是寇彧等人修订的“青少年亲社会倾向量表”[35]，
整个量表共有26道题目，分6个维度，分别为公开倾向、匿名倾向、利他倾向、依从倾向、情绪倾向、紧急倾向，信效度良好。
他评量表中包括同伴提名法和教师、家长评定法。同伴提名法是指列出一些关于亲社会行为相关描述以及学生名单一份，要求被试在本班内选择符合的这些
[36]行为的同学。国内采用较多的是陈欣银等人修订的Masten“班级戏剧量表”。
该量表有三个维度，分别是亲社会性、攻击—孤立性、敏感—退缩性，修订后的信效度良好。教师评定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儿童行为教师评定量表”[37]，要求教师对儿童的攻击性和亲社会行为做出评定，量表采用3点计分，1代表“不符合”、3代表“完全符合”，在多项研究中信效度良好。关于父母评定儿童亲社会行为的量表多采用《优缺点问卷》[38]，该问卷要求父母根据孩子过去半年的行为表现来勾选所给出的描述。
2.2.3 亲社会行为的相关研究
个体的亲社会行为表现及水平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其中主要是：家庭及社会相关背景、认知和情感变量、直接的情境特征以及个体因素等。其中个体因素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包括人口学变量和个性的心理特征等。
家庭中因素中主要指教养方式，丛文君（2004）研究得出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与父母的情感温暖存在显著正相关，表明父母亲的情感温暖有利于大学生各种类型的亲社会行为的发展[39]。
情境特征因素方面，Hedge等人（1992）的研究认为城市规模越大，个体的助人行为反而会越小。Baston（1998）的研究发现直接的助人情境会有助于个体实施亲社会行为[40]。
对于性别而言，Fabes 和 Eisenberg（1999）的研究发现，女孩的亲社会行为水平显著高于男孩，亲社会行为总体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41]。庞丽娟（2001）等人对幼儿的亲社会行为进行研究发现，亲社会行为水平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女孩的得分高于男孩[42]；寇或和赵章留（2004）从动机对行为的差异角度，选取4～6年级的儿童为测量对象，发现在合作与安慰行为上男女差异显著，女生主要从利他的角度来对同伴的亲社会行为进行评价[43]。但研究结果也存在不同，如杨萍（2001）对儿童的谦让行为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在不同的情境中，1、3、5年级的儿童谦让行为之间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44]。后来的研究开始尝试对不同类型亲社会行为的性别差异进行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亲社会行为的性别差异可能
存在不同。Carlo, Hausmann, Christiansen, 和Randall （2003）的研究表明，女孩在利他性和情绪性亲社会行为水平要显著高于男孩；但男孩公开性亲社会行为水平要高于女孩；匿名性、依从性以及紧急性亲社会行为不存在性别差异[45]。
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应该是增加。岑国祯（2004）对幼儿园和低于五年级的小学生进行的研究发现，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倾向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有明显的增加。然而还有刘丽（2009）的研究表明，幼儿在亲社会行为的分享和合作以及助人等方面均没有显示明显的性别主效应。周芳名（2008）的研究发现儿童的亲社会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反而会下降，探讨其原因可能是行为者（儿童）在作出行动前会考虑各种因素，比如情境和事件性质等[45]。
国内学者李丹（2000）等人研究发现，个体的个性心理特征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外向性格的个体会表现出较高的亲社会行为，而内向性格的个体则会表现出较低的亲社会行为[47]。
随着对亲社会行为研究拓展及深入，尤其近年来一些类似“大五人格”等新理论的出现，亲社会行为与这些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研究，以及人格特质和其他变量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研究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2.3 主动性人格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
虽然主动性人格在教育等领域的研究较少，但也发现主动性人格会对个体的道德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Eisenberg（2002）从积极心理学角度指出喜欢助人的个体会具备在许多助人情境中所总结归纳出的人格特质。
丛文君（2014）研究表明，大五人格特质与亲社会行为不同类型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不同的人格特质产生的影响大小不同，大五人格中除神经质因子外都可以对亲社会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48]。
朱莉（2011）研究发现，积极的人格特质对亲社会行为水平的提高有重要作用[49]。不论在阈上启动方式下还是在阈下启动方式下，启动类型和助人情景均可以各自和交互影响亲社会行为。不管是在一般情景，还是紧急情景中的助人行为，积极启动组的被试所表现的亲社会行为倾向显著高于控制启动组的被试。
主动性人格只是单方面对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他是否会对其他变量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