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宾夕法尼亚洲的兰开斯特县的时候，他被一辆卡车撞倒在地，目前在科茨维尔医院已经昏迷三天了。
“请问我们能否征求您的同意，将米勒先生的呼吸支持拆掉呢？”治疗他的神经学专家问我，“据他的律师说，你是他最亲密的朋友，而且我们并没能找到其他的家人。” 正当我在一点一点消化她所说事情的严重性的时候，医院里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我的视野里。这个人体型偏胖，我不经意地看到他在倒掉便盆之后，不声不响地开始调整墙上的画。之后很挑剔地盯着画中的雪景，将它弄平整，接着后退几步，又审视一番，还是不满意的样子。昨天我也看到他在做同样的事情。不过，我很庆幸这时候我的思绪能够暂时从当前的情况抽离出来，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奇怪的医院勤杂工身上。
看着我呆呆盯着别处出神的样子，神经学专家对我说“我想你需要考虑一下，”之后就离开了。我找了一把孤零零的椅子坐下来，但眼睛还在盯着这个勤杂工。他将雪景画拿下来，把后面墙上的日历拿来挂上。再次很挑剔地审视着，再拿下来，然后把手伸进一个大的棕色的杂物袋里，从他的购物袋里拿出来一张画家莫奈所画的睡莲的印刷版，挂到了之前挂雪景画和日历的位置。接着拿出温斯洛·霍默的两幅大的海景画，挂在了鲍勃床边的墙上，大概距离床上方一英尺的位置。最后，他走到鲍勃右边的墙旁边，拿出一张旧金山的黑白色照片挂上，然后把一幅和平玫瑰的彩色画挂在照片的上面。
我轻轻地问道，“请问，我可以问一下你在做什么吗？”
他回答说，“我的工作吗？就是这一层的勤杂工，但是我每周都会带来新的印刷品还有图片，你看，我是为所有病人的健康负责。比如这儿的米勒先生，自从入院以来他一直都没有苏醒，但是我希望他一旦醒来，睁开眼就就能马上看到美好的东西。”
这个科茨维尔医院的勤杂工（我当时过于全神贯注，以至于并没能知道他的名字）并不认为他的工作就是倒便盆或者清洗盘子，而是保护他的病人的健康，尽力用美好的事物来充实他们艰难的生活，他的工作也许很卑微，但是他却将它转变为一份很崇高的使命。
一个人是怎么将工作和生活另一部分规划到一起呢？研究者们将“工作定位”分为三种，分别是工作，事业，使命。第一种指的是你为了每周领到的薪水而工作，并不从中期待得到更多的奖励。只是为了某种目的（例如休闲，或支撑家庭）而选择的一种方式罢了，当没有薪水可领的时候，你也就甩手不干了。而事业，需要个人对工作更深入的投资。你不仅可以通过所获得的收入来衡量所得的成就，还会关注个人的提高。每一次晋升都会给你带来更高的威望和更多的权力，当然还有加薪。从律所员工变为合伙人，助理教授变成副教授，中级主管晋升为副主席，而当晋升停止，你到达了工作顶峰的时候，与工作的疏离感也会随即产生，那时你就会从别处寻求满足与意义。
而使命（或者视为人生目标的职业），意味着自己对工作的投入是主动又充满热情的。有使命感的个人认为工作是为了更好的事以及比他们更重要的事而做出贡献，因此说它具有宗教的隐含意义也是完全适合的。如此一来，工作是自然而然地自觉完成，而并不是为了金钱或者个人提升。当没有收入或者职位晋升机会的时候，人还是会继续工作下去。从传统意义上说，使命特指的是有威望的，只限于小圈子范围的职业，例如牧师、高等法院法官、物理学家、还有科学家。但是这个领域已经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任何一份工作都可以变成使命，而使命也同样可以变成一份工作。“物理学家可以只将他的工作仅仅当做工作，
只是单纯地对丰厚的薪水感兴趣，毫无使命感，而一个捡垃圾的人可以拥有一种使命感，那就是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洁净，更加健康。
Text B 阿希效应
社会压力比很多人认为的都要有强大。你现在的穿着是什么样的呢？你的同学都穿什么呢？他们的工作有多类似呢？现在试想一下一间典型的办公室。人们通常会穿什么呢？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压力在人们的穿衣风格，情绪，休闲活动方面都有影响（托特德尔, 2000;托特德尔等, 1998 ）。因此，遵循社会规则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它到底有没有强大到足以让人们改变自己的想法，而改为说出一个很明显是完全错误的观点呢？心理学家在这个领域已经证实了这一现象，这就是阿希效应。
所罗门·阿希曾经做了心理学领域最著名的实验之一。（阿希，1940，1956）他要求大学生参与一个关于视觉感知的研究。有人会给他们展示包含三条不同长度的直线的卡片，然后让他们分辨出哪一条和（之前展示的）标准直线一样长。正确答案其实非常简单明了，但是被试学生是和一群给出错误答案的人一起答题，最后的实验结果却非常令人讶异。
在每次实验中，都会有多组试验。每组试验中，实验者“同谋们”，也就是那些早先知道实验真实目的的被试会最先给出答案。唯一一个真正的被试者会在最后回答问题。在前三组试验里，每个人都给出了正确答案。但是在第四组的时候，第一个回答的人给出了一个很明显是错误的答案，说两条完全不同长度的直线长度一样。下一位给出的答案也跟前一个一致，直到最后一个真正的被试者之前的人都一致地给出同样错误的答案。如此一来，真正的被试者就需要决定是否盲从或者坚持自己的独立想法，相信他们自己亲眼看到的证据。
那么最后一个被试者最终都是怎么做的呢？正如你所预料的一样，几乎每个人在发现大多人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与他们不同的时候，都表现出了怀疑和不舒服。就像后来一个被试者说的，“我当时觉得受到了干扰，感到很疑惑，被孤立，就像被排斥了一样。”然而，尽管很苦恼，但被试们还是抵不过来自小组周围人的压力。那些屈从于群体压力的被试者中，有四分之三的人都有一次或者多次遵从了错误的答案，而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在所有的试验中完全没有被其他人影响，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在很多与此相关的研究中，50%-80%的人都至少有一次遵从了大多数人的错误判断；三分之一的人在一半以及以上的试验里都顺从了错误的判断。
这种即使他人的想法与自己所见所闻相矛盾，也要遵从其他人的想法的从众趋向，就是阿希效应。这种效应在各行各业中都会阻碍人们做出正确的决定，不管是家庭讨论，公司决策，还是政府辩论都无一例外。
然而，阿希效应并不会影响每一个人。研究从众的学者通常也会发现“独立者”。这些人对于坚持和大多数人不同的意见也会感到不舒服，但是当他们发现错误的时候，即使有可能冒着被同伴排斥的风险，仍旧会指出错误。
在随后的研究中，阿希发现了影响人们从众的三个因素：（1）大多数人的数量；（2）已经出现了一个被大多数人排斥的个体；（3）正确答案和大多数人的答案相差多少。他还发现当至少三个人说出错误答案的时候，人们倾向于从众，而只有一个或两个人的时候却不会这样。但是，即使在一个大的群体里面，只要给这个和大多数人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配备一个同盟，从众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只要和这个同盟一起，几乎所有的被试者都抵抗住了压力，拒绝从众。然而，令
人惊奇的是，仍旧有人即使有了同盟也会继续从众，这些屈从于群体压力的人往往低估了社会压力的影响，以及他们从众的频率。有一部分人甚至还声称他们真的像大多数人一样确实认为两条线一样长，还坚持说他们表达的正是自己所看到的（阿希，1956）。
大量的研究已经发现了影响从众的更多的因素。特别是以下几种情况，人们更有可能会出现从众的行为：
? ? ? ?
当所面对的问题难度大或者不清晰的时候； 当小组成员被认为是有才能或知识渊博的时候； 当在公共场所给出答案，而非私下场所的时候；
当大多数人的回答都很一致的时候，但是一旦一致性被打破，从众的比率就会大幅度地降低。
Text C
与其他人一起：人类的一个基本动机
埃利奥特·阿伦森等
尽管出生的时候很无助，但人类的婴儿从一开始就具备了针对人的反应能力。与众不同的是，他们都能对人脸做出灵敏的反应，听到声音会转头，他们还能够恰好地模仿某些面部表情。再过几周，婴儿能够完成第一次微笑，毫无疑问他们的微笑是世界上最温暖的。让全世界的父母都欣喜不已的是，新生儿好像生来就是社会性的动物。但是，等等，如果回想一下你在和其他人交谈，陪伴他人，打情骂俏，分享秘密，思念他人，或者为他人感到担忧这些事情上所花费的时间，你就会发现我们都是社会性动物。人需要与其他人一起。
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和心理学家马克·利里的观点，归属感的需求是人类的基本动机，是建立和维持一个长久的，积极的，重要的人际关系的普遍动力，即使是最基本的关系。这种普遍的观点是根据每天的观察与大量的研究得出的。在世界的各个地方，人们在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时都会感受到喜悦，而在这些关系破裂的时候也都会表现出焦虑和悲伤，例如由于远距离，离婚，或者死亡而失去心爱的人。这种归属感的需求深藏在人们心中，这也是为何当人经历被忽略，拒绝，孤立，指责，或排挤这些“社会性死亡”的时候，会那么绝望。
人类内心深处非常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这也是为何人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使自己看起来既体面又具有吸引力。事实上，有些人过度在意他人眼中的自我形象，结果患上社会焦虑症，也就是说，在能够带来公众注意力的场合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适。一个非常熟悉的例子就是在公共场合演讲的焦虑，或者叫“怯场”，这也是表演者们最害怕的噩梦。如果你在不得不做演讲的场合只能感到双腿发软，声音颤抖，那么你就已经具有这种焦虑症的一些表现。如果人们问这些焦虑患者到底在害怕什么，得到的最普遍的回答就是害怕会发抖或者表现出其他焦虑的动作，害怕会大脑一片空白，说一些蠢话，或者中断演讲，没法继续下去。而对于高度焦虑的人来说，其他的社会场合也可能会引发焦虑，例如在公共场合吃午餐，当着商店店员的面给账单签字，或者对于男性来说，在拥挤的男卫生间小便等等。在一些极端的例子里，这些焦虑反应太过强烈，患者虚弱到只能待在家里。
归属感的需求是人类的基本动机。拥有更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的人，例如情人，朋友，家人，同事等等，往往比那些被孤立的人拥有更多的自信。通常他们也更加快乐，对生活的满意度更高。实际上，那些拥有社会关系网的人身体也更健康，
过早死亡的可能性更低。
第八单元全球化Text A 从柏柏尔人到巴赫的全球化之路
马友友
作为职业大提琴手已有三十余年，其间有整整二十个年头都一直奔波在巡演的路上，与此同时，我也致力于了解各种音乐的传统与文化。正是这些旅途让我认识到文化传统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个体身份、社会安定与友好交流建立至关重要的框架。
当今世界变化日新月异，这必然会导致文化上的不稳定，人们也不禁对自身的定位产生疑问。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不得不屈从于他人的规则，因此常常会威胁到个体的特性。这种处境令我们不安，因为屈从他人规则就意味着不得不改变我们坚守数千年并引以为傲的风俗习惯。因此，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领导者们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在不牺牲个体特性与文化自豪感的同时，让各种文化和习俗逐渐发展到能够适应一个更大的平台呢？
这些年的音乐之旅告诉我，全球化进程中的交流互动并不只会破坏文化，相反，它不仅能创造新的文化，而且还会为那些存在了几世纪的古老传统注入新的活力，使其被世界上更多的人熟知。这一点与生态学上的群落“边缘效应”类似，后者本身是用来描述两个不同的生态系统交汇时的景象。例如，在森林与大草原这两种生态系统的交界之处，存在着密度最小但种类最多的生命形态，而每一种形态都汲取了两种生态系统的精髓。由此可见，有时候最有趣的事情往往发生在边缘地带，而交叉地带往往能够揭示出意想不到的联系。
文化，就像是聚集了世界各地瑰宝的拼图。探索世界的途径之一正是深入地挖掘文化传统的核心。举一个音乐领域的例子，每一位大提琴手的核心曲目都是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而每一个组曲的核心都是一种叫做萨拉班德舞（sarabande）的舞曲。这种缓慢而感性的舞曲最早来自于北非柏柏尔人的音乐，随后流传到西班牙，但因当时人们认为曲子猥亵而遭到禁止。后来西班牙人将这种舞曲又带到美洲，继而流传到了法国，在那里演化为一种庄严的宫廷舞蹈。一直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巴赫才将萨拉班德舞曲作为一个乐章融入到他的组曲当中。而现如今，我作为一名出生在法国巴黎的美籍华人，也在演奏着巴赫的这一组曲。这样看来，萨拉班德舞曲到底属于谁呢？诚然，每一种文化都吸收了最初的音乐，并将其自身特点融入其中，而此时音乐也被各种文化共享：它属于我们每个人。
我于1998年创办了“丝绸之路”项目，旨在研究地中海和太平洋地区各种文化之间几千年来的思想交流。当“丝绸之路”合奏团进行演出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同一个舞台上倾尽全力地展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合奏团的成员大都是大演奏家以及传统文化大师，无论是来自欧洲，阿拉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波斯地区，俄罗斯，中亚，印度，蒙古，中国，韩国还是日本，大师们都会倾尽所有地分享他们的知识，同时也对其他文化表达形式充满着好奇心与学习热情。
纵观过去几年，我们发现每一种传统都是一种成功的创造。因此，确保传统得以延续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我们现有的所有手段，让传统本身得以自然发展。例如通过录音，或者制作影片；通过来自博物馆，大学，设计院校，或者各个城市的人们的参与；通过在课堂和运动场举办表演，艺术团的音乐家们，包括我在内，也在不断学习有价值的技能。回国以后，我们再将所学的技能与其他
人分享，以确保我们的传统在文化上占有一席之地。
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在国外表演传统艺术能够激发国内传统实践者的热情与活力。最重要的是，每次舞台表演都清晰地展现出艺术家们对于他国音乐的热情，他们彼此之间已然搭建起一条充满尊重与信任的友情纽带。当然，此种令人愉悦的互动都是奔着一个所有成员都想实现的共同的伟大目标，因此每一次出现意见相左的情况都能通过友好的对话得以解决。我们对彼此敞开心扉的时候，就像是在陌生的传统之间建起一座桥，消除了由变化和误解带来的恐惧。换句话说，当看待世界的视野变得越来越开阔，人们往往就能更好地认识自我，更好地理解生活以及文化。事实上，我们生存在这个渺小星球，和另一端的人所共有的东西比我们意识到的还要多。
认识这些文化共性的重要性并不只局限在艺术领域。目前不只是伦敦，纽约或者东京这样的大都市，就连一些中等城市也在经历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那么如何做到既保护每一种独特的生活习惯，又能让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认同呢？人口迁徙是不是必须像过去那样，都得不可避免地走向反抗与纷争呢？那么住在德国的土耳其人，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人，或是西班牙和法国的北非人又将何去何从呢？答案就是，蓬勃发展的文化驱动力将会帮助我们认识到，如何才能让不同的人和平共处，同时又不会牺牲其特性与个人身份。而这和政治正确无关，重要的是承认每个人所珍视的东西，以及每种文化为世界带来的瑰宝。
若要教会学生如何在这样的世界上生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呢？人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呢？在这个竞争激烈的阶级世界里，发展依靠着测验与测量结果，因此我想要指出四个对教育尤其重要的方面，这四点是不可被测量的，也很容易被人们忽略，但是它们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当然，我的看法来自于我作为音乐家的经历。第一个重点的基础就是音乐家和老师们拥有一致的目标，那就是让他们演奏或传授的东西难以被忘记。这里的“难忘”指的是听众或者学生根据自己对音乐或者课题的经验而产生共鸣。这样一来，演奏或者课堂的内容就会更容易被理解，可以鲜活地留在他们的脑海中，并且还能慢慢地与未来的经验建立联系。当然我们各自的经历各异，但是我能肯定的是，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位老师，启发并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难忘的教育内容正是我所认为的第二个重点方面——是以热情为驱动力的教育的关键。充满热情的教育能够唤醒学生，带他们认识更广阔的世界，激发其好奇心。如此一来，学习要求就会转化为对学习的渴望，学习也就成了自觉完成的事情。给充满学习热情的学生上课时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同时，满腔热情的老师也更慷慨地分享自己所有的知识，这样以来就实现了教学相长。充满热情的教育让学生更加自由，拥有更多自信去探索作为个体的价值所在，以及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第三个重点叫做不逾矩的想象力。想象力需要利用我们所有的智慧，感官，经验以及直觉来构建可能的场景。凭借想象力，我们可以超越现实的时间空间，继而展望遥远的未来。除了可以让我们有能力思考当今所需要的工具之外，想象力还能让我们为子孙后代着想，思索他们需要为这个共同的世界做哪些贡献。作为艺术与科学发展的强大引擎，想象力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运用的资源。
除了不逾矩的想象力，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共情能力。能够摒弃偏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技能。当你深切地理解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拥有共情的能力，因此也能够建立很多意想不到的联系。这样的情况下，你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