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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作者：谭艳

来源：《现代交际》2013年第09期

[摘要]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有其产生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具有浓厚的宗法伦理特色，通过考察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中的合理性成分，结合现代婚恋中出现的问题，寻求契合点，以期对现代婚姻制度有所启示。 [关键词]古代 婚姻 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K8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9-0069-02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因其包办婚姻的形式而被现代社会所诟病，但是中国的封建社会绵延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婚姻制度作为其重要的制度支撑之一，具有不可否认的作用。一项制度的合理与否，应该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一项制度的变迁是与整个社会的变迁、社会文化的变迁紧密相连的，制度是在不断继承与创新中得到完善和发展的。中国的法律体系曾经历过一个近代化直至现代化的过程，中国的婚姻制度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因此笔者试图考察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中的合理性成分，结合现代婚恋中出现的问题，寻求契合点，以期对现代婚姻制度有所启示。

一、时代合理性

我国古代婚姻制度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其受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影响和制约，是传统文化的产物。传统文化是农业文化，农业文化的特点是定居文化，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整个生活圈子相对封闭，人口流动性小，交往面狭窄，信息流通不便，是一个熟人社会，家族的地位及声望，直接影响着其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生存的需要决定了家庭本位。而熟人社会，道德舆论的力量非常强大，因此非常重视道德的作用，可视为长期社会生活实践的产物。以历史的角度而言，它兼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及适时性，亦源于其尽可能平衡了各方利益，故引致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与世人之认可。

中国古代是沿着由家而国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的，因此宗法血缘关系对于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有着强烈的影响。封建集权的中央王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建立起一整套宗法伦理体系，所谓的法律不断的伦理化，融入儒家“礼”的思想内容，变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法律规范。法律无处不体现着伦理道德的要求，完全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地位。可以说，中国古代的世俗法就是伦理法，统治者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来实现儒家伦理的要求。特别是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法合流，宗法伦理深深融入了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也是受宗法伦理支配的。无论从婚姻的目的还是婚姻的成立及离婚制度等方面看，都体现了宗法伦理特色。首先，从婚姻的目的来看，《礼记·昏义》上明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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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婚姻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嗣”。即认为婚姻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合二姓之好”，在于“宗族的延续与祖先的祭祀”，完全是以家族为中心的。

其次，从婚姻的缔结来看：婚姻缔结的原则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其实也并非只是满足男性享乐的需要，同样也是为了保证家族延续和维持正常家庭关系的需要。自西周以来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度，这种制度要求男子可以有很多个女子，但是妻子只能有一个，妾的地位不能跟妻等同。如果一个男子，有妻再娶或以妾为妻，是要受到刑事处罚的，比如唐律规定，要受到徒刑一年的处罚。嫡妻所生，是为“嫡系”，其他妾媵所出，是为“庶出”。嫡（正）妻及其子女，与妾滕及其子女，在家庭中有着明显不同的地位。倘若嫡庶无别，嫡长子继承宗祧和权位的原则就无法维持，势必导致整个宗法的紊乱。

最后，从婚姻的解除来看：古代婚姻解除权完全掌握在男方及男方家族手里，因此法律规定了男方休妻的七条理由，即“七出”和休妻的三条限制条件，即“三不去”。《大戴礼》载“妇幼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恶疾，去；口多言，去；盗窃，去”[1]。不孝公婆，有违孝道，无子为家族断了后嗣，恶疾难以奉祀祖先，这都与婚姻的目的相违，而多言、妒均会破坏家庭关系，淫紊乱家族血统，盗窃违反了道德。我们不难看出休妻的七条理由无不是为了维护家族利益而提出的。再来看看三种不能离婚的理由“三不去”，在《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十七》何休注：“三不去，尝更三年丧不去，不忘恩也；贱娶贵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无所归不去，不穷穷也。”尝更三年丧是为了表彰女子的孝行，[2]而另二者也与儒家的基本伦理观念有关。

这种婚姻制度的宗法伦理特色，一是重视家族利益，二是重视道德。对于当时稳定婚姻关系及至社会的稳定，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纵观现代社会居高不下的离婚率，还有婚外情的泛滥，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就在于人们完全以个人为中心，缺乏家庭责任感，道德感沦丧。因此，现代婚姻制度应平衡好法律与道德的界限，立法时要考虑哪些属于道德范畴，哪些属于法律范畴，适度重视道德的作用，但法律应该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二、古代婚姻程序要件中的合理成分

中国古代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是“六礼”程序，属于一种仪式婚。古代不同的时期，六礼的某些环节可能有所变化，同一时期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的做法或许不同，但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的每一个婚姻的缔结都离不开也不能离开六礼的规范。六礼的内容是：纳采，即男方请媒人向女方送礼品求婚；问名，即男方请媒人问女子名字、生辰，卜于宗庙，请示吉凶；纳吉，即卜得吉兆后就确定婚姻；纳征，又叫纳币，即以男方请媒人及中间人送聘礼到女方家；请期，即与女方家商定婚期；亲迎，即周礼举办婚事，男子奉父亲之命去女家迎接女子。[3]经过六礼这一整套程序，婚姻才告完成，为宗族认可，受国法族规之保护。

古代婚姻因其成立仪式的繁琐以及聘金的给付，而作为一种买卖婚姻，被后世所唾弃。其实在笔者看来，成立仪式的繁琐性，也表明社会对婚姻的重视程度，将婚姻视为神圣的，而非一种儿戏。古代婚姻既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以祖先崇拜为中心，婚姻于是与家族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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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一切仪式都在宗庙或家祠中举行，带有宗教神圣性。一般人家在纳采以前，家长要在影堂焚香祝告，说某之子将娶或某之女将嫁于某氏。在问名之后一定要归卜于庙，吉，才告女家行纳征之礼。现代社会闪婚、闪离现象层出不穷，可否追溯到仪式的缺乏上，对婚姻神圣性认识上？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仪式婚也是向社会公众的宣告婚姻关系的确立的方式，其婚姻状况通过这样一种程序为社会公众所知晓，从而有一个监督作用。现代社会出现的隐婚、重婚现象的出现，就在于社会监督力量的缺失，个人主义盛行的结果。

聘金的收取并非表明父母卖女的意愿，而是看做男方给予女方家长养育的一种经济补偿，这也应该与古代赡养义务完全由儿子承担相联系，女子出嫁后则完全无赡养义务。所以这种制度应该是其他制度的一种补充。根据现代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也不能完全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

三、古代婚姻实质要件中的合理成分

古代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主要包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现代人几乎都会批判这些要件是对纯真爱情的一种束缚，因为它剥夺了适龄青年自由寻找幸福的权利。但是我们在前面论述到古代婚姻制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是由其人口流动性小，交往面狭窄，信息流通不便造成的，适龄青年由于交往面的狭窄，媒妁之言与包办婚姻有效回应了这种社会条件。父母由于控制了家庭的经济，由于成熟和经验，由于交际面广泛，由于在家庭中形成的地位，因此父母在子女问题上占据主导。包办婚姻成为必然。媒人作为古代的一种职业，其手中掌握大量适婚男女的信息，在婚姻成立中就会起到一种促进作用。尤其农业社会的流动性小，女子足不出户，青年男女交往机会少之又少，适婚男女要建立婚姻关系，势必要仰仗媒人这个中介进行牵线搭桥。

费孝通先生就认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受人攻击并不是这些方式不好，而是从这种方式里所得到的结果不好。以前的父母为儿女择配，他们并不会存心要为儿女结一个恶婚姻，这一点我们是应当承认的。[4]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方式下，为什么会有一些不幸婚姻呢？一方面在于父母为子女考虑姻缘时，更多是从家族利益、经济地位、外形等方面考虑，很少考虑两人脾气秉性、兴趣爱好等是否相合，另一方面有些婚姻悲剧或许是制度的普遍性悲剧。如陆游和其表妹凄婉的爱情故事令人叹息，但放在现代婚姻制度下，禁止近亲结婚，也未必不会是悲剧。古代农业社会条件下，父母根据他们的判断，根据可靠的经验，为子女挑选的对象，未必不适合子女。而且，父母和媒人作为第三者，对男女双方的情况，会从各方面考虑权衡，往往比较周到和客观。现代社会相亲节目，相亲网站风生水起，是否一定程度上表明对传统的某种回归？

此外，门当户对的标准，虽然在古代其本意是为了保证家族联姻的等级性原则，要求双方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相当才可以成婚。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等级制，但是客观上也保证了相配的人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与生活习惯，以及相当的文化程度，成婚后更容易交流。家族相当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女方在夫家的地位，对日后夫妻生活的和谐及持久也会具有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