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兵：犯罪所涉合同的效力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

“吴国军案”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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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否定，自应具有民法上之不法性。然而，此条被广泛接受的民法“定理”，却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的挑战。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11月公布了“吴国军诉陈晓富、王克祥、德清县中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以下简称为“吴国军案”），其裁判摘要概括如下：“民间借贷涉嫌或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一方当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当然影响民间借贷合同以及相对应的担保合同的效力。如果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并不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则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无须中止审理。”由此观之，该案严格区分了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与合同的法律效力，并否认了“先刑后民”的诉讼理念，从实体法到程序法都包含着对传统学说的颠覆性见解，理应激发学术争鸣。可惜，就笔者目光所及，此案例尚未获得学界足够的回应，反倒是在实务部门形成诸多争锋相对的观点，理论与实践的落差现象颇为耐人寻味。“吴国军案判决”形成于特定的司法背景。近年来我国民间借贷纠纷案激增，借贷标的额不断增大，法律关系日趋复杂。随着民间借贷从“熟人间的交易”转变为陌生人之间的经营性借贷，容易产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等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进而衍生出刑民交织的法律问题。但是，各地法院之间、同一法院不同业务庭之间，甚至同一业务庭不同法官之间，对刑民交织案件的见解并不一致，尤其是民间借贷涉嫌或者构

成犯罪时，究竟应该如何认定借贷合同及担保协议的效力？各法院的裁判立场殊异。“吴国军案判决”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对民间借贷案件刑民交织问题的基本立场，固然其不具有判例上的拘束力，但它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理论问题：犯罪是否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实务界对“吴国军案判决”的争议延宕至今，但本文无意对判决本身的妥当性给予评价，而是集中围绕犯罪合同的效力评价问题进行论述。为避免歧义，有必要厘定“犯罪合同”与“犯罪行为所涉合同”两个概念。犯罪合同是指将从事犯罪或者帮助犯罪为内容的合同，如签订贩毒、走私军火或逃税协议；而本文所称的“犯罪行为所涉合同”，并不仅限于合同当事人以犯罪为目的而缔结的合同，而泛指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承担刑事责任时所缔结或履行的民事合同。为行文便利，下文把“犯罪行为所涉合同”简称为犯罪所涉合同或涉罪合同。二、刑民交织：“吴国军案”的核心命题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诸多公报案例及指导性案例中，单就文本表述而言，“吴国军案判决”独树一帜。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只用了317个字，论证说理则用了1866个字。不同于基层法院判决书通常在说理部分的惜墨如金，该案高比例的说理文字属于应被鼓励的“另类”。更为难得的是，本案法官对于一个争议极大的实务问题，大胆采用学理解释的方法作为论证的基础，为学术研究的展开提供了有意义的入口。1. 事实认定2008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