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2017届高三上学期期终质量评估语文 第Ⅰ卷 阅读题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印章艺术是最具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艺术，它的起源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分不开。据传，

在四千多年前的华夏族已经经用玺印了。汉代的《春秋远计枢>中说：“黄帝_时，黄龙负图，中者，文日天王符玺。”这里说的玺，便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印章。印玺开始是作为一种契约

和凭证来使用的。《左传?裹公二十九年》中记载：“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

《周礼?地官?掌节》也记载：“货贿用玺节。”可见玺印在封建文书和贸易往来中的作用。秦始皇一统六国，规定了皇帝的印称“玺”，官吏和民间只能叫“印”。于是，印便有了证明社会身份的作用了。古玺印采用的文字是不规范的，秦始皇将小篆定为通用字体后，篆书便成了印章文字的主流。

中国使用印章的历史，从考古所得的遗存看，可上溯到3000多年前的商代，河南安阳商代墓葬遗址中曾出土过印章，印面是四角内收的方形，称为亚字形，印文是小鸟的图像。同时出土的还有铸造青铜器的范模，可知这方印章是制作青铜纹饰的印模。在使用功能上，它与后世的印章不同，但透露出印章的出现，深受契刻的影响。远在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契刻符号；殷商时代在甲骨上记载占卜事件也契刻卜文；在铸造青铜器时，人们更把契刻技艺与金属铸造结合，创造出具有史书价值的青铜器铭文。这说明印章的产生同契刻传统是相承的。印章的使用方式也保留着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的特点，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纹饰，如几何纹就是用雕刻花纹的模印印在陶器表面上的。北京刘家河商代遗址中，曾出土了一件陶制的模印，其形制与印章极为相似，长方形的模面，模背上粘接着兽形把手，形制很像印章。所不同的是模印较印章薄，把手较印纽大，为雕刻镂空花纹的薄片。

1992年，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著文《中国玺印的起源》，论述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三件铜印为商代玺印，从而为中国印章的起源提供了时代最早的实物例证。这三件铜印系本世纪30年代后期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三印形制相似，都是扁平板状印体，正方形印面，铸阳文、鼻纽。因出土时未经科学发掘，辗转流传，对其时代及真伪曾有不少学者质疑。李文从解读印文入手，对照有关青铜器铭文，考订其中两件铜印印文为商代末期的族氏之名。最终确认它们是商代后期的古玺。并提出这三件玺印的制作已较成熟，其渊源仍可上溯。

具有符刻铭记功能的印章约形成于西周春秋时期。西周实行宗法封建制，中央王室与诸侯国颁布政令、分封委任、处理军国政务都需要有表明权力的凭证。民间的经济、民事活动也需要契约性的证明。印章作为政权机构或个人权力的信誉信物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作用。上述文献记载反映出西周春秋时，使用玺印的情况与战国秦汉时代极相似。不过，这一时期的玺印实物尚未发现。 大量的战国时代的印章遗存，表明印章在战国时已非常盛行，使用印章成为普遍流行的风尚，形成中国印章的第一个发展高潮。 （摘编自王志敏《中国的印章与篆刻》）

l、下列对文章第一、二段有关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的进程，印章便应运而生，从有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

中国使用印章的历史至少有三千多年。

B．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印章具有实用价值，它开始是作为一种契约和凭证来使用的，后来在封建文书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C．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范了印章的使用，规定了皇帝的印为“玺”，官吏和民间只能叫

“印”，并将小篆定为印章的通用字。

D．河南安阳商代墓葬遗址中，曾出±的印面是四角内收的被称为亚字形的方形印章，在

使用功能上与后世的印章不同。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我国契刻的历史源远流长，从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到殷商时代的甲骨，再到青铜器上都有契刻的文字出现。

B．伴随商代墓葬遗址印章出土的还有铸造青铜器的范模，这方印章正是制作青铜纹饰的印模，可见印章同契刻的密切关系。

C．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纹饰是用雕刻花纹的模印印在陶器表面上的，由此可知印章的使用方式受到了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的影响。

D．北京刘家河商代遗址中出土的类似印章的模印，长方形的模面，模背上粘接着兽形把手，再次印证了印章与模印的关系。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第一段引用《春秋远计枢》中的话，是为了说明印章的起源，引用《左传》和《周

礼》中的记载，则说明了印章在当时的用途。

B．李学勤的文章《中国玺印的起源》以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三件铜印为论述对象，指出其为商代玺印，并考订其印文为商代末期的族氏之名。

C．由于西周时期政权机构处理政务的需要，以及民间的经济、民事活动契约性证明的需要，此时出现的印章便具有了符刻铭记的功能。 D．尽管尚未发现西周春秋时的玺印实物，但其使用玺印的情况是有文献记载的；战国时代使用印章的现象很普遍，大量的战国时代的印章遗存就是证明。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12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6题。 宿白：学者与良师 徐光冀

宿白，我国考古学界泰斗，1922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从事考古学一线研究和教学工作逾一甲子，是我国考古学研究及教育的重要开拓者、集大成者，尤擅长汉唐考古、宋元考古和佛教考古。

宿白先生是新中国考古人才的重要培育者。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创办全国第一个考古学专业，苏秉琦先生任教研室主任，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宿白先生任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各大学为筹办考古专业或为培养讲授《考古学通论》的教师，派人到北大考古专业进修。当时国家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为发掘抢救地下文物，急需这方面的人才，因此从1952年开始，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合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至1955年共毕业四届，培训学员

300余人，宿白先生是训练班的教学和行政管理负责人之一。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的考古骨干，大多直接或间接是他的学生，他可说是“桃李满天下”。 宿白先生讲授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即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学，这门课的教学内容和体系是由他建立的。之后，他还开有古建筑考古、石窟寺考古等课程。为做好教学工作，他致力于科学研究，写出许多篇有创建的论文。这些论文经过短则十余年，长则三四十年的反复修订，直到2011年方才结集成《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出版。也正是以科学研究为基础，才有了高水平的教学。宿白先生讲课深入浅出，要点明确，并在黑板上绘图说明，受到同学们欢迎，当时校内老师任课的只有向达、阎文儒和宿白三人，主要是请校外教师授课。从上世纪60年代起，基本课程均由本校教师担任，这对专业的学科建设非常重要，以后这些老师都成了著名专家教授。这些都是与宿白先生的筹划和努力分不开的。在宿白先生等人的努力下，1983年考古专业从历史系分出，成立我国大学第一个考古学系，宿白先生任首届系主任，开拓教学和科研，使中国大学考古学教育进入新阶段。

宿白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非常重视野外实践，长期从事田野考古。1951年，他主持河南禹县白沙镇的3座北宋雕砖壁画墓的发掘，并于1957年出版《白沙宋墓》一书。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必须把考古资料与相关历史文献相结合进行研究。宿白先生以丰富的考古学知识和深厚的历史文献功底进行研究，再现了北宋时期的社会生活，这本书成为历史考古学报告的经典之作。1962年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作的《敦煌七讲》的学术报告，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奠定了基础。他长年带领学生实地调查、测绘和发掘多处石窟寺，其研究成果汇编为《中国石窟寺研究》，记录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同时，他还培养了一批研究石窟的专业人才，现在从事石窟寺考古研究的几乎都是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1959年，宿白先生受国家文物局委托，考察西藏佛寺近半年之久，足迹遍及拉萨、山南、日喀则、江孜等地区。他不辞辛劳，亲自记录、绘图，并撰写发表这些地区的佛寺调查记，还对西藏寺庙建筑进行分期研究，这是前人未做过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成果汇编为《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出版，从而创建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学这一分支学科。

宿白先生一贯关注文物保护事业，多方建言献策。他为北魏都城平城（今大同）的保护多次建议，最近还为西藏芒康盐井、盐田的保护，给国家文物局领导写信，引起重视，并迅速得到落实。这样的体现责任感的事例还有很多。

宿白先生学风严谨，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学生也要求严格。学生每有文章请他审阅，他总是认真审改，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而且他还亲切近人，没有一点大学者、大教授的架子。学生到他家，他都热情接待。记得一次北大考古学系邀我作专题讲座，我先去看望先生，一同晚饭后，他与我步行到教室并主持讲座，其时他已经卸任系主任。 宿白先生为人正直，对社会上急功近利、学风浮躁等现象深感忧虑。2010年“曹操高陵”有争议，由于涉及行政干预，一些学者不愿表态，而他却本着学者的责任感仗义执言，始终认为安阳市西高穴2号墓，由于证据不足，不能确认为“曹操高陵”。

宿白先生近年年事已高，深居筒出，但仍在整理未刊讲稿，近几年已出版的就有6种之多，并还在继续整理。同时还亲自编目，将全部藏书捐赠予北京大学图书馆，惠及学子。他对考古学界动向十分关心，除阅读书报外，还从登门看望和求教的学生中获取信息。真是活到老，研究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