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民主化的困境

发布时间:2013-11-22 16:02 作者:姚洋

多数中国人，甚至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都对民主持肯定的态度。然而，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似乎并未取得任何进展。其实，就社会结构而言，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有更好的民主化基础。在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不平等和族群分化通常是成功实现民主政体的最大障碍，而中国则是少有的经历了现代社会革命的发展中国家。和经历了类似革命的欧洲国家一样，中国的社会革命打破了由精英阶级所控制的旧社会结构，由此而来的平等的社会结构构成了一个开放社会的基石。

但是，一个有效的民主政体──即除民主选举之外，还有政府在宪政框架之下的可问责性（accountability）以及对民众需求的回应──是需要时间才能建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在很多方面走了弯路，后三十年又经历了一条复杂的发展道路。无论是出于有意或无意，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共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策──或称“增长共识”──起到了转移公众对民主化需求的作用。通过保持经济增长并辅以公民自由的扩大，这项政策基本取得了成功，大多数中国人都对共产党的领导表示满意。与此同时，中共逐步完善了对自身的制度化改革，包括党内决策过程的制度化、权力交接的不成文规则、党员数量的扩大以及党内民主等。最重要的是，中共已经由一个无产阶

级政党转变为一个不具有明确政治意识形态的政党。

多数沿海城市的人均收入都超过了6,000美元5。这种增长并不仅仅是字面上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人们开始住进更大的房子、购买私家车、穿时髦的衣服，甚至出国游玩。 虽然农村的收入增长不及城市，但农村的生活水平同样得到很大改善：几乎所有的村子都通了电，多数村子修建了连接主要干道的道路，大多数家庭拥有电视，年轻人都有手机，还有些人购买了摩托车。最重要的是，将近三亿农村人口摆脱了贫困。各种调查普遍表明，农村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更时髦的说法是“幸福指数”）比城市居民更高。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收入水平比城市人高，而是因为同城市人相比，他们感觉生活水平相较过去有更大的提高。

2008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3.3倍6，为世界之最，但如果将城市和农村分开来看，收入分配其实是相当平均的。全国总体的收入基尼系数（the Gini Coefficient）是0.47，和美国相当；而将城市和农村分开计算时，基尼系数都是0.377。考虑到一个人感受到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只与其周遭环境有关，这种程度的不平等并不会引起大众对富人或政府的反对。这并不是说没有渴求变革的呼声，但多数不满都是针对腐败和富人非法获利的行为。和任何发展中国家一样，腐败在中国十分严重，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在于，中国的腐败官员一直受到审查和严惩。虽然这些措施并不能根除腐败，但它至少能让民众对政府产生信心。

伴随着经济改革，社会保障在一段时间内被削弱了，但胡锦涛、温家宝政府启动的数个计划，正在重建社会保障体系。在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得到重建，覆盖率也在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向超过二千万低收入居民提供了社会安全网；医保体系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改革，目标是走向全民医疗保险。在农村，新的养老保险也启动了。 收入增长和福利改善的结果是公民自由的增加。改革之前，国家通过所谓的“单位”控制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生活。改革可以说是国家退出社会的过程。如今，只要努力，每个人都有发挥自己最大潜能的机会；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可以为自己做决定；赚钱不再被认为是罪过，同时政府也能尊重个人财产权。2003年胡锦涛、温家宝上任之后，政府甚至在最受争议的土地征用问题上作出了很大让步，200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让公民可以依法保护自己的财产，包括房地产。

此外，政府还出台了限制自己权力的法律、法规。198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给予普通公民起诉政府不正当行为的权力，而200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政府必须公开包括财政预算在内的非国家机密信息。虽然这些法律的实施远非完善，但它们的存在至少表明政府愿意将自己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对政府官员也构成一种威慑，防止他们过多地滥用权力。这些法律颁布之后，普通公民的确成功利用它们向政府索取赔偿金、获取政府财政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