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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境顺应看《围城》中文化专有项的德译

作者：刘楠

来源：《卷宗》2013年第06期

摘 要：顺应论作为宏观语用学的理论对翻译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其中的语境顺应理论尤其适合解释跨文化交际语境中的翻译活动。译者在处理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时，可从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三方面顺应目的语读者所处的交际语境，选择了更符合目的语读者语用习惯和心理认知的语言表达方式，实现跨文化交际。 关键词：顺应论；《围城》；文化专有项；翻译

《围城》是我国文学家钱钟书先生的代表作，它以幽默讽刺的语言描写了中西方文化冲突下中国知识分子浮躁、迷惘的精神状态，成为再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人情的经典。小说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欧美国家流传，先后被译为英、俄、法、德、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这些译本为西方的学者和读者开启了接触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门。

本文旨在以1988年由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及其中国朋友史仲仁合作的《围城》德译本为对象，通过例证，从顺应论中语境顺应的角度分析小说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总结出顺应论对于翻译文化专有项的指导意义，并提出可行的翻译方法。 1 文化专有项

翻译本身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其本质是将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的语言意义和内涵再现于另一种社会文化背景的语言中，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对文化专有项的翻译上。

西班牙翻译理论家艾克西拉对文化专有项的定义是：“文本中出现的某些词项，由于在译语读者的文化系统中不存在对应词或者与该词项有不同的文本地位，因此其在源文中的功能和涵义转移到译文时发生翻译困难。所谓有不同的文本地位，也就是因意识形态、惯用法或使用频率等方面的差异而有不同的价值。”（张南峰，2004）

由此可见，汉语中的文化专有项是这样一类词、短语、句子或者结构：它们承载使用汉语的语言群体所特有的文化，包括世界观、价值观、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文学艺术等，体现该群体独特的生存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发展等。这些语言成分在非汉语语群中往往因文化的差异而缺乏对应项，构成翻译时的困难。如果单纯采用直译，一方面会使得文本上语义不通，另一方面则会超出目的语读者的心理认知，造成其理解上的障碍，使跨文化交际失败。从顺应论的角度看，这是交际者（这里指译者）没有恰当地进行语言选择、顺应交际语境的结果。 2 顺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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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论由比利时语用学家耶夫·维尔索伦（Jef Verschueren）提出，他发表于1999年的专著《语用学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ics）标志着该理论的成熟。顺应论认为，语言的使用并不是独立于语言使用者之外、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需要始终不断地顺应不同的交际意图和使用环境、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而语言之所以能够被选择和顺应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变异性指语言使用者在试图传达特定信息时可以进行选择的各种可能表达；商讨性指语言选择不是机械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来完成；顺应性指语言使用者能从各种变异可能选项中做出商讨性选择，从而满足交际的需要（何自然，谢朝群， 陈新红，2007：70）。

语言顺应需要考察的四个方面包括：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过程和顺应过程的意识凸显程度。其中，“语境”是指语言交际的环境，即与话语相互顺应的一切因素和影响话语处理的一切因素，包括交际语境（分为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及语言语境；物理世界指的是影响语言选择的时间和空间因素，社交世界指社交场合和社交环境对交际者言语行为所规范的原则和准则，心理世界涉及交际者的认知和感情因素（何自然，谢朝群， 陈新红，2007：81-85）。具体结合文学作品的翻译，则物理世界包括文学作品中所涉及的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和社会制度等，社交世界分别涉及源语语言群体和目的语读者群体特定的语言表达方式和习惯，心理世界则包括目的语读者的心理认知、经验、阅读习惯和审美期待等。本文将分别从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三个方面举例论证，《围城》的德译是如何体现译者对跨文化的交际语境做出顺应、帮助目的语读者在文化专有项的理解上建立语义连贯，从而实现交际目的的。

3 《围城》德译本对跨文化交际语境的顺应

物理世界，包括文学作品中所涉及的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和社会制度等。

例：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厉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钱钟书，2009：11）

译文：In China war die Hitze noch schlimmer als gew?hnlich. Sp?ter deutete man als Vorboten des Krieges - man schrieb 1937， das Jahr des japanischen Einmarsches.（Qian Zhongshu， Monika Motsch， Jemore Shih， 1988： 11）

原文中的“民国二十六年”，体现的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民国纪年，即中国经历辛亥革命以后，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废除了先前封建社会沿用的皇帝年号纪年法，改用民国纪年，统称“民国XX年”。这种纪年法带有中国历史的独特印记，与西方的公元纪年法迥异，属于文化专有项。如果采用拼音直译，则西方读者会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而且“民国”所暗示的中国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也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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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译者采用意译加增译的方法，把“民国二十六年”的所指用西方人熟悉的公元纪年明确地表达出来——1937，并指出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那一年，从而让目的语读者明白故事发生的时间和背景，达到了作者的交际意图。

社交世界，这里主要指目的语读者群体特定的语言表达方式和习惯。 例：（方鸿渐）看人家一对对谈情说爱，好不眼红。（17）

译文：Angesichts der vielen Liebesp?rchen wurde er grün vor Neid.（18）

“眼红”的汉语意思是指看见别人条件好或有好的东西非常羡慕而嫉妒。原文中的“眼红”是文化缺省的产物，由于汉语语言群体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认知，用人产生“嫉妒”这一情绪时的体表现象“眼红”来代指该情绪，所以在描述这一情绪产生时省去了“羡慕”、“嫉妒”这类字眼，只说“眼红”。但是在德语中，与汉语的字面表达形式相同的“rot sehen”却并不表示“嫉妒”，而是“生气、愤怒”的意思。“嫉妒”的德语习惯表达是“grün vor Neid werden”，原因在于：欧洲传统文化中，当一个人身体或心理不健康时会表现为面部缺血、面色发绿，因此“绿色”就成为了象征“贪欲、嫉妒”的颜色。

由此可见，译者意识到了形式对等的直译会使语义产生歧义，导致目的语读者不理解或曲解原文含义，无法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所以译者采用改译的策略，根据目的语的表达习惯调整语言表达方式，顺应了目的语社会的语用规范，不仅使译文更容易为目的语读者接受，同时成功再现了原文含义。

心理世界，这里主要涉及目的语读者的心理认知和经验。

例：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20）

译文：In Europa forschte Fang Hongjian nicht nach den Sch?tzen chinesischer Gelehrsamkeit， die in europ?ischen Bibliotheken vergraben sind， kopierte nicht die Manuskripte aus den Dunhuang-H?hlen， konsultierte nicht die ?? Yongle-Sammlung ?? der Ming-Zeit…（21）

“敦煌卷子”指的是敦煌莫高窟流失海外的经书和壁画，而《永乐大典》是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的一部类书，即将一类或多类文献资料辑录出来，按照一定的方法，如类、韵、字等进行编排，以方便检索和查询的工具书，两者都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和中国文化的瑰宝。这里，译者把两个文化专有项的名称分别直译为“die Manuskripte aus den Dunhuang-H?hlen”以及“die ?? Yongle-Sammlung ?? der Ming-Zeit”，就字面意思而言是正确的，但是还远远不够，因为两者都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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