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姜鹏《资治通鉴》导读整理版笔记(复旦大学模块课) 下载本文

资治通鉴期末总结

第一讲 《资治通鉴》与王安石变法

一.资治通鉴成书的大背景是什么?

※宋朝时期,古人对自然的认识达到了一个高峰,原有的”君权神授“的思想受到怀疑,人民正由”神性“变为”理性“,如此便挑战了君王存在的合法性。另外,五代的频繁更替让宋初君王担心自己变成下一个”短命王朝“。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宋初君王们开始借鉴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

【五代(907~960年。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时期,中国一共换了14个皇帝】

※武人政治的逐步消亡和文治导向的确立

宋初的统治者有感于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武将权力膨胀的局面不仅没有带来稳定,反而导致了五代五个政权短命的现象。宋初的统治者认为,用武力来干预政治会影响自己政权的稳定性。所以,宋初统治者使用各种方法来瓦解武将的权力【如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让武人的政治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小。

文治导向的确立:

经筵制度——对终极权力的驯化努力 教育制度——文治和教化的基础

科举制度——基层文化势力进入权力层的纽带

在瓦解武人势力的同时,宋初的稳定局面需要一大批优秀的文化官员。在武官地位下降,文官地位上升并且空缺极大的背景下,通过学习文化知识参加科举考试,几乎成了士人出仕的唯一途径。

※四大类书的编纂(《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

前三部书在宋太宗时期成书。类书主要用于皇帝阅读,所以这反映了皇帝对文学和历史的热爱,推动了”由上到下“的文化氛围的形成,为通鉴一书的编纂创造了条件。

《册府元龟》是一部类书体的历史事迹汇编书籍。这种史书更像是一本便于查阅的工具书,每一个历史事件如同一个词条被记录下来。这种类书的缺点在于,它不能把一个历史事件的起因,背景,影响说的清清楚楚,只简单的介绍了一个孤立的事件。这样就很难给出借鉴意义,不能做一本很好的”皇帝教科书“。

※宋英宗支持

司马光积极推荐晚年无子的宋仁宗选宋英宗做接班人,所以宋英宗出于感激的心态,一直支持司马光的编纂。 二. 资治通鉴成书的小背景——王安石变法 ※姜鹏老师: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司马光已经开始编纂《资治通鉴》,其政治思想体系也已经基本成型。司马光的编纂团队中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这个团队的政治思想、对历史的解读方式和王安石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变法的意见也相左。所以他们把自己的政见融入了《资治通鉴》一书中。

选文:《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六引《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十三

(帝)御迩英阁,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曹参代萧何为相,一遵何故规。因言参以无事镇海内,得持盈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夫道者,万世无弊,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之法,何衰乱之有乎??上曰:?人与法,亦相表里耳。?光曰:?苟得其人,则何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得人,缓于立法也。?

(帝)御迩英阁,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咎单遂训伊尹相汤,立典型以传后世。及其歿也,咎单惧沃丁废而不用。於是训其事以告之。与曹参遵萧何之法,其文则似是,其实则非也。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则《月令》‘季冬节国以待来岁之宜’,而《周礼》‘正月始和,布于象魏’是也。有数岁一变者,则尧、舜‘五载修五礼’,《周礼》‘十二载修法则’是也。有一世一变者,则‘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数十世而变者,则夏贡、商助、周彻,

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是也。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乱,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臣按,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以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除祕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從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而规讽;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看详中书条例,故有此论也。?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并不反对变法本身,而是反对其具体措施,比如青苗法,对于战争的看法等等。 ※经济政策:

选文:《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

初,上以货重物轻,改铸四铢钱。〔元嘉七年铸四铢钱〕民多翦凿古钱,取铜盗铸。上患之。录尚书事江夏王义恭建议,请以大钱一当两。右仆射何尚之议曰:「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多铸!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征崇虚价者邪!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赀自倍,贫者弥增其困,惧非所以使之均壹也。」上卒从义恭议。 ……

当两大钱行之经时,公私不以为便;己卯,罢之。(元嘉二十五年五月) ※战争看法

选文:《论邪正札子》,《范太史集》卷二十六

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等造立新法,……又启导先帝,用兵开边,结怨外域,至熙宁七八年间,天下愁苦,百姓流离。……王韶开边熙河,章惇开边湖南,沈起引惹交贼,寇陷三州,朝廷讨伐,前后死伤二十万。吕惠卿、沈括、俞充、李稷、种谔等兴造西事,死伤者又二十万。先帝悔悼,以谓辅臣曰:?安南、西师死伤皆不下二十万,朝廷不得不任其咎。?

王安石和司马光对于“开边”一事具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司马光认为,开边一事会造成 ※关于和王安石变法的直接联系:

《资治通鉴》的编纂和王安石变法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我们不能只关注某一个方面,陷入片面性。我们没有必要认为,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处处都是在反讽王安石新政。

比如史学家一致津津乐道的“智伯才德论”。很多学者认为,”智伯才德之论“是司马光影射王安石变法的一个典型例子。在”智伯才德之论“的一段文字中,司马光认为”才能“和”品德“都是评判人物的标准,根据二者的有无,可以将一个人划分为有德有才等四种人。像智伯这种有才无德的人被称作为”小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十分有才华,然而却能使国家覆亡。作为统治者,宁可采用”有德无才“的”君子“,也不能采用”有才无德“的”小人“。

由于这一段文字关涉人才的任用,并且通鉴一书的编纂时间大多在王安石春风得意,主持新政,而司马光却政途坎坷的一段时期,很多学者想当然地认为,这一段议论性的文字是在影射主持新法的王安石集团。

然而,司马光在撰写这一段文字的时候,不可能会有影射的目的。其一,在宋英宗治平三年时,司马光早已完成了周、秦两纪。而此时的王安石初入仕途后回乡服丧,招收门生,根本没有进入政场。无论如何,司马光也不能预料到,宋英宗的继承者宋神宗会和王安石主持新政,而且新政很多立场与自己向左。其二,司马光并不认为王安石是”有才无德“的”小人“。在宋仁宗和宋英宗时期,司马光很尊敬优秀士人王安石,他认为王安石”文辞阂富,当世少伦,四方士大夫素所推服”,并自认“比于安石,相去远甚”。甚至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司马光主政废除新法后,当王安石逝世的时候,他还认为“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并且主持了隆重的祭奠仪式,表示对王安石的尊敬。第三,司马光对于人才选用标准的思想早在通鉴一书编纂之前已经形成了。在庆历五年,司马光就写过《才德论》,论述了在人员任用的问题上,才和德的相互关系。在《才德论》中,司马光也引用了智伯的案例,指出”厚于才者或薄于德,丰于德者或杀于才,钧之不能两全,宁舍才而取德。“而在《通鉴》一书中,司马光也仅仅是将以前的成果复制了一遍,并且做了几处不大的改动而已。

由此看来,司马光通过”智伯才德之论“影射王安石变法是站不住脚的。

与之类似的,还有资治通鉴中关于”萧规曹随“的记载。作为汉初政治的大事件,司马光不得不记载这一事件。基本事件是曹参继任萧何后,没有改变萧何的政策,汉初的安稳局面稳定下来,为后世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很多

人认为,司马光即在这样一件事,目的是宣扬保守稳定的好处,敲打急于变法的宋神宗和变法派。

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还是时间问题,通鉴的汉纪成书于宋英宗时期,宋神宗尚未继位变法,这是其一。另外,司马光对此事的记录没有明显的感情倾向,无非是将《史记》《汉书》的内容挪移过来,改变很小。

而至于司马光在迩英阁讲书时,对此事借题发挥,针指改革派,引发了和吕惠卿的论战一事。我们首先要明白,虽然编书和进读的主体都是司马光,但是这毕竟是两件事。从此事出发,我们完全可以说通鉴一书印证了司马光的很多政治思想,也就是说《通鉴》一书和王安石变法是存在联系的。但我们毕竟不能说,司马光完全是为了反对变法而写的《通鉴》一书,这就太牵强了。

第二讲 《资治通鉴》的开篇特点

三家分晋的故事如何叙述了司马光的政治思想? 倒叙手法如何体现? 司马光的人才观念?

——三家分晋

选文:《资治通鉴》卷一威烈王二十三年(BC.403) [1]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1] 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臣司马光曰: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么是礼教?就是法纪。什么是区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别。什么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四海之广,亿民之众,都受制于天子一人。尽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这难道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权贵支配贱民,贱民服从权贵。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从而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了。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王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周文王演绎排列《易经》,以乾、坤为首位。孔子解释说:?天尊贵,地卑微,阳阴于是确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这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易。《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尽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在书中排列顺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由此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暴虐昏君,对手又遇上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仁德明主,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只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节,矢死不渝。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来取代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绝不可因此破坏。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

名也。

所谓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惟独名位和器物,绝不能假与他人,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危亡。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崐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是从。马饰,是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紊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了全力也不能成功。《易经》说:?行于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将至。?《尚书》说:?先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就是指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所以说,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惧而不能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呜呼!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周朝的气数每况愈下。礼纪朝纲土崩瓦解;下欺凌、上衰败;诸侯国君恣意征讨他人;士大夫擅自干预朝政;礼教从总体上已经有十之七八沦丧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政权还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尚能守定名位。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晋文公为周朝建立了大功,于是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享用王室的隧葬礼制,周襄王没有准许,说:?周王制度明显。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作为叔父辈的晋文公您所反对的。不然的话,叔父您有地,愿意隧葬,又何必请示我呢??晋文公于是感到畏惧而没有敢违反礼制。因此,周王室的地盘并不比曹国、滕国大,管辖的臣民也不比邾国、莒国多,然而经过几百年,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还不敢凌驾于其上,这是为什么呢?只是由于周王还保有天子的名分。再看看鲁国的大夫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他们的势力都大得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到底不敢这样做,难道是他们力量不足或是于心不忍吗?只不过是害怕奸夺名位僭犯身分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了。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瓜分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讨,反而对他们加封赐爵,让他们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这样做就使周王朝仅有的一点名分不能再守定而全部放弃了。周朝先王的礼教到此丧失干净!

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而晋国三家力量强盛,就算周王不想承认他们,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晋国三家虽然强悍,但他们如果打算不顾天下的指责而公然侵犯礼义的话,就不会来请求周天子的批准,而是去自立为君了。不向天子请封而自立为国君,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一定会尊奉礼义对他们进行征讨。现在晋国三家向天子请封,天子又批准了。他们就是奉天子命令而成为诸侯的,谁又能对他们加以讨伐呢!所以晋国三家大夫成为诸侯,并不是晋国三家破坏了礼教,正是周天子自已破坏了周朝的礼教啊!

乌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呜呼!君臣之间的礼纪既然崩坏,于是天下便开始以智慧、武力互相争雄,使当年受周先王分封而成为诸侯国君的圣贤后裔,江山相继沦亡,周朝先民的子孙灭亡殆尽,岂不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