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期末总结

第一讲 《资治通鉴》与王安石变法

一．资治通鉴成书的大背景是什么？

※宋朝时期，古人对自然的认识达到了一个高峰，原有的”君权神授“的思想受到怀疑，人民正由”神性“变为”理性“，如此便挑战了君王存在的合法性。另外，五代的频繁更替让宋初君王担心自己变成下一个”短命王朝“。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宋初君王们开始借鉴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

【五代（907~960年。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时期，中国一共换了14个皇帝】

※武人政治的逐步消亡和文治导向的确立

宋初的统治者有感于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武将权力膨胀的局面不仅没有带来稳定，反而导致了五代五个政权短命的现象。宋初的统治者认为，用武力来干预政治会影响自己政权的稳定性。所以，宋初统治者使用各种方法来瓦解武将的权力【如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让武人的政治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小。

文治导向的确立：

经筵制度——对终极权力的驯化努力 教育制度——文治和教化的基础

科举制度——基层文化势力进入权力层的纽带

在瓦解武人势力的同时，宋初的稳定局面需要一大批优秀的文化官员。在武官地位下降，文官地位上升并且空缺极大的背景下，通过学习文化知识参加科举考试，几乎成了士人出仕的唯一途径。

※四大类书的编纂（《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

前三部书在宋太宗时期成书。类书主要用于皇帝阅读，所以这反映了皇帝对文学和历史的热爱，推动了”由上到下“的文化氛围的形成，为通鉴一书的编纂创造了条件。

《册府元龟》是一部类书体的历史事迹汇编书籍。这种史书更像是一本便于查阅的工具书，每一个历史事件如同一个词条被记录下来。这种类书的缺点在于，它不能把一个历史事件的起因，背景，影响说的清清楚楚，只简单的介绍了一个孤立的事件。这样就很难给出借鉴意义，不能做一本很好的”皇帝教科书“。

※宋英宗支持

司马光积极推荐晚年无子的宋仁宗选宋英宗做接班人，所以宋英宗出于感激的心态，一直支持司马光的编纂。 二． 资治通鉴成书的小背景——王安石变法 ※姜鹏老师：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司马光已经开始编纂《资治通鉴》，其政治思想体系也已经基本成型。司马光的编纂团队中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这个团队的政治思想、对历史的解读方式和王安石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变法的意见也相左。所以他们把自己的政见融入了《资治通鉴》一书中。

选文：《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六引《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十三

（帝）御迩英阁，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曹参代萧何为相，一遵何故规。因言参以无事镇海内，得持盈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夫道者，万世无弊，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之法，何衰乱之有乎？?上曰：?人与法，亦相表里耳。?光曰：?苟得其人，则何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得人，缓于立法也。?

（帝）御迩英阁，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咎单遂训伊尹相汤，立典型以传后世。及其歿也，咎单惧沃丁废而不用。於是训其事以告之。与曹参遵萧何之法，其文则似是，其实则非也。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则《月令》‘季冬节国以待来岁之宜’，而《周礼》‘正月始和，布于象魏’是也。有数岁一变者，则尧、舜‘五载修五礼’，《周礼》‘十二载修法则’是也。有一世一变者，则‘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数十世而变者，则夏贡、商助、周彻，

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是也。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乱，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臣按，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以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除祕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從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而规讽；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看详中书条例，故有此论也。?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并不反对变法本身，而是反对其具体措施，比如青苗法，对于战争的看法等等。 ※经济政策：

选文：《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

初，上以货重物轻，改铸四铢钱。〔元嘉七年铸四铢钱〕民多翦凿古钱，取铜盗铸。上患之。录尚书事江夏王义恭建议，请以大钱一当两。右仆射何尚之议曰：「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多铸！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征崇虚价者邪！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赀自倍，贫者弥增其困，惧非所以使之均壹也。」上卒从义恭议。 ……

当两大钱行之经时，公私不以为便；己卯，罢之。（元嘉二十五年五月） ※战争看法

选文：《论邪正札子》，《范太史集》卷二十六

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等造立新法，……又启导先帝，用兵开边，结怨外域，至熙宁七八年间，天下愁苦，百姓流离。……王韶开边熙河，章惇开边湖南，沈起引惹交贼，寇陷三州，朝廷讨伐，前后死伤二十万。吕惠卿、沈括、俞充、李稷、种谔等兴造西事，死伤者又二十万。先帝悔悼，以谓辅臣曰：?安南、西师死伤皆不下二十万，朝廷不得不任其咎。?

王安石和司马光对于“开边”一事具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司马光认为，开边一事会造成 ※关于和王安石变法的直接联系：

《资治通鉴》的编纂和王安石变法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我们不能只关注某一个方面，陷入片面性。我们没有必要认为，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处处都是在反讽王安石新政。

比如史学家一致津津乐道的“智伯才德论”。很多学者认为，”智伯才德之论“是司马光影射王安石变法的一个典型例子。在”智伯才德之论“的一段文字中，司马光认为”才能“和”品德“都是评判人物的标准，根据二者的有无，可以将一个人划分为有德有才等四种人。像智伯这种有才无德的人被称作为”小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十分有才华，然而却能使国家覆亡。作为统治者，宁可采用”有德无才“的”君子“，也不能采用”有才无德“的”小人“。

由于这一段文字关涉人才的任用，并且通鉴一书的编纂时间大多在王安石春风得意，主持新政，而司马光却政途坎坷的一段时期，很多学者想当然地认为，这一段议论性的文字是在影射主持新法的王安石集团。

然而，司马光在撰写这一段文字的时候，不可能会有影射的目的。其一，在宋英宗治平三年时，司马光早已完成了周、秦两纪。而此时的王安石初入仕途后回乡服丧，招收门生，根本没有进入政场。无论如何，司马光也不能预料到，宋英宗的继承者宋神宗会和王安石主持新政，而且新政很多立场与自己向左。其二，司马光并不认为王安石是”有才无德“的”小人“。在宋仁宗和宋英宗时期，司马光很尊敬优秀士人王安石，他认为王安石”文辞阂富,当世少伦,四方士大夫素所推服”,并自认“比于安石，相去远甚”。甚至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司马光主政废除新法后，当王安石逝世的时候，他还认为“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并且主持了隆重的祭奠仪式，表示对王安石的尊敬。第三，司马光对于人才选用标准的思想早在通鉴一书编纂之前已经形成了。在庆历五年，司马光就写过《才德论》，论述了在人员任用的问题上，才和德的相互关系。在《才德论》中，司马光也引用了智伯的案例，指出”厚于才者或薄于德，丰于德者或杀于才，钧之不能两全，宁舍才而取德。“而在《通鉴》一书中，司马光也仅仅是将以前的成果复制了一遍，并且做了几处不大的改动而已。

由此看来，司马光通过”智伯才德之论“影射王安石变法是站不住脚的。

与之类似的，还有资治通鉴中关于”萧规曹随“的记载。作为汉初政治的大事件，司马光不得不记载这一事件。基本事件是曹参继任萧何后，没有改变萧何的政策，汉初的安稳局面稳定下来，为后世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很多

人认为，司马光即在这样一件事，目的是宣扬保守稳定的好处，敲打急于变法的宋神宗和变法派。

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还是时间问题，通鉴的汉纪成书于宋英宗时期，宋神宗尚未继位变法，这是其一。另外，司马光对此事的记录没有明显的感情倾向，无非是将《史记》《汉书》的内容挪移过来，改变很小。

而至于司马光在迩英阁讲书时，对此事借题发挥，针指改革派，引发了和吕惠卿的论战一事。我们首先要明白，虽然编书和进读的主体都是司马光，但是这毕竟是两件事。从此事出发，我们完全可以说通鉴一书印证了司马光的很多政治思想，也就是说《通鉴》一书和王安石变法是存在联系的。但我们毕竟不能说，司马光完全是为了反对变法而写的《通鉴》一书，这就太牵强了。

第二讲 《资治通鉴》的开篇特点

三家分晋的故事如何叙述了司马光的政治思想？ 倒叙手法如何体现？ 司马光的人才观念？

——三家分晋

选文：《资治通鉴》卷一威烈王二十三年（BC.403） [1]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1] 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臣司马光曰：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么是礼教？就是法纪。什么是区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别。什么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四海之广，亿民之众，都受制于天子一人。尽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这难道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权贵支配贱民，贱民服从权贵。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从而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了。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王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周文王演绎排列《易经》，以乾、坤为首位。孔子解释说：?天尊贵，地卑微，阳阴于是确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这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易。《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尽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在书中排列顺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由此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暴虐昏君，对手又遇上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仁德明主，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只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节，矢死不渝。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来取代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绝不可因此破坏。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

名也。

所谓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惟独名位和器物，绝不能假与他人，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危亡。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崐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是从。马饰，是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紊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了全力也不能成功。《易经》说：?行于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将至。?《尚书》说：?先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就是指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所以说，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惧而不能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呜呼！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周朝的气数每况愈下。礼纪朝纲土崩瓦解；下欺凌、上衰败；诸侯国君恣意征讨他人；士大夫擅自干预朝政；礼教从总体上已经有十之七八沦丧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政权还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尚能守定名位。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晋文公为周朝建立了大功，于是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享用王室的隧葬礼制，周襄王没有准许，说：?周王制度明显。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作为叔父辈的晋文公您所反对的。不然的话，叔父您有地，愿意隧葬，又何必请示我呢？?晋文公于是感到畏惧而没有敢违反礼制。因此，周王室的地盘并不比曹国、滕国大，管辖的臣民也不比邾国、莒国多，然而经过几百年，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还不敢凌驾于其上，这是为什么呢？只是由于周王还保有天子的名分。再看看鲁国的大夫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他们的势力都大得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到底不敢这样做，难道是他们力量不足或是于心不忍吗？只不过是害怕奸夺名位僭犯身分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了。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瓜分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讨，反而对他们加封赐爵，让他们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这样做就使周王朝仅有的一点名分不能再守定而全部放弃了。周朝先王的礼教到此丧失干净！

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而晋国三家力量强盛，就算周王不想承认他们，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晋国三家虽然强悍，但他们如果打算不顾天下的指责而公然侵犯礼义的话，就不会来请求周天子的批准，而是去自立为君了。不向天子请封而自立为国君，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一定会尊奉礼义对他们进行征讨。现在晋国三家向天子请封，天子又批准了。他们就是奉天子命令而成为诸侯的，谁又能对他们加以讨伐呢！所以晋国三家大夫成为诸侯，并不是晋国三家破坏了礼教，正是周天子自已破坏了周朝的礼教啊！

乌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呜呼！君臣之间的礼纪既然崩坏，于是天下便开始以智慧、武力互相争雄，使当年受周先王分封而成为诸侯国君的圣贤后裔，江山相继沦亡，周朝先民的子孙灭亡殆尽，岂不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