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江西吴城青铜文化的年代与分期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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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江西吴城青铜文化的年代与分期

作者:杨鹤

来源:《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年第04期

[摘要]商代是我国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吴城文化,作为长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性青铜文化之一,还原出三千年前赣江流域商代文明面貌,推动了江西商代文明研究进程。对吴城青铜文化年代与分期的研究,找出吴城青铜文化的发展演变规律,对进一步认识和研究赣江流域青铜文化以及整个商代青铜文明的面貌和性质,深化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商时期青铜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吴城;青铜文化;分期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江西赣江流域青铜文化,主要指以吴城遗址、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为代表的吴城青铜文化,分布于赣江中、下游和鄱阳湖以西的赣北、赣西北、赣中地区。以吴城文化为代表的赣江流域青铜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首次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也是商时期长江以南的文明中心。关于南方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青铜器的年代判定始终是最关键也是最主要的问题。正如马承源先生所言:“青铜器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其中首位的问题是如何判断这些器物铸造的时代,时代解决了,才能放在其应有的历史环境中去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对于出土青铜器的年代认识不一,就必然导致对青铜文化内涵产生不同的理解。因此,赣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年代问题对于南方地区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历程、南方文明与中原文明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遗址自然类型上看,吴城文化的遗址主要有河岸台地型、台墩型遗址两种。吴城遗址发掘以来,经调查的吴城文化遗址有200多处,经正式试掘和发掘的有樟树吴城遗址、筑卫城遗址、樊城堆遗址,新干湖西遗址、牛头城遗址、中棱水库遗址和商墓、大洋洲商代遗存、九江神墩遗址、龙王岭遗址、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檀树嘴遗址、德安石灰山遗址、陈家墩遗址、黄牛岭遗址、猪垅山遗址、蚌壳山遗址、万载仙源墓葬等。”笔者将主要以吴城遗址、新干大洋洲商墓为例,通过对两遗址地层、遗迹、实物标本等的分析研究,找出长江流域地域性青铜文化的发展渊源,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当地文化性质与内涵提供良好的条件。

关于吴城青铜文化的相对年代和分期,1975年由彭适凡、李家和先生执笔的《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发表。在《简报》中学者们“根据两个典型探方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遗物的不同特点,将吴城遗址的文化堆积划分为一、二、三期。”分别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殷墟前期和商末周初。大多数学者把此三期视为前后相继的关系。此后,李伯谦先生肯定了《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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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所述的分期成果,并认为吴城青铜文化“主要因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与商文化存在明显区别”,进而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一般原则,李伯谦先生首次提出了“将以吴城遗址为代表的这类遗存命名为吴城文化,并归纳了吴城文化的特征,提出了吴城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他认为“吴城文化可分三期,第一期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商代早期,第二、三期相当于殷墟商代晚期。”至此,吴城遗址的三期划分也就成了吴城文化的三期划分,三期文化的下限也剔除周代,定在商末。近年来随着江西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考古学者在吴城文化一期下发现更早的地层,因此彭明瀚先生在“三期说”的基础上提出“四期说”。

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现,为赣江流域青铜文化年代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新干商墓这一大型墓葬的发现绝非偶然”,“这一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远在3000多年前,以吴城文化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然而对于新干大洋洲商墓的断代,则面临更大的分歧。“由于没有地层关系,只有依据其文化内涵,尤其是依据青铜器和陶器的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后作出推定其年代。”目前关于新干商墓的年代有商代前期的二里岗上层期、殷墟早期偏晚阶段(稍早于妇好墓)、商代后期早段即殷墟早中期(相当吴城二期)、殷墟晚期、商末周初、西周中期后半段和春秋早期等诸多观点。

目前,吴城遗址已有几个碳14年代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对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对吴城二期、三期两个标本的测定,经树轮校正分别为距今3760±180年和3590±135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实验室对吴城三期三件标本的测定,经树轮校正为3400±165年,3400±155年,3160±130年。“新干大洋洲遗存已经有三个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最早一个数据的测定年代为距今3620±140年(未经树轮校正),最晚的一个数据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3110±330年,用烟炱测定的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3360±160年。这些数据都不晚于殷墟中期,这是判断大洋洲遗存年代时不应当无视的材料。”

关于吴城文化的上限,有三期说和四期说两种。三期说认为是商代中期,四期说认为可以早到商代前期晚段。从器物特征上看“吴城一期常见的鬲、豆、罐、盆等器物,与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的同类器物较为接近,吴城二期的鬲与安阳殷墟早期的鬲近似。”“吴城三期的扁体瘪裆鬲与西周初期的典型瘪裆鬲基本风格一致。”唐兰先生根据上述推断进一步指出,“第一期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文化,时间为商代中期,第二期相当于安阳殷墟文化的早期和中期,第三期约略相当于殷的晚期,可能延续到周初。”

关于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物的年代,经过诸多研究讨论,学界普遍认为新干所代表的青铜文明延续时代较长,早的可到二里冈上层期,晚的则可至殷墟时期。由于新干商墓中出土大量陶器和原始瓷器与吴城二期文化同类器物一致,且依照目前的认识,吴城二期文化的年代相当于殷墟前期,故大洋洲墓葬的年代也不可能太晚,所以学者们将新干商墓年代下限“拟定在商代后期早段,大体相当殷墟早、中期,这和有关碳十四测定数据也基本相合。”

由上述研究可以得出,赣江流域青铜文明是一支与中原殷商文化及周边诸文化关系密切但性质互异的独立文化。通过分析各方观点,笔者认为学界对于赣江流域青铜器年代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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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大致根源于以下几点:首先是南方地区出土青铜器自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其二,类型不同,时代各异。以新干商墓出土青铜器为例,基本可划分为土著型、中原型和融合型,且各类型又分不同时代;三,不同程度的地域特色,无法与中原地区及其他地区青铜器相比较,也难以确定一个可供断代的准确的标尺。此外,中原中心论思想一段时间内对于南方地区早期文明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吴城文化虽然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编年框架,但仍有相当数量的遗址自身分期比较粗疏,或不太准确,以往的研究也有不足之处,有不少方面尚未充分展开,对江西商代诸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缺乏横向与纵向的全面分析与比较,不利于研究工作深入展开。笔者认为在此后对于南方青铜文化的研究过程中需要对已有资料从时、空两条线索进行细致梳理,并从文化内涵上予以仔细辨析,结合以上具体来看,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注重对于南方地区青铜文明的研究,不能采用孤立研究的方法,需要在研究过程中将南方地区青铜器研究和南方地区古代文明谱系研究两者结合起来,注重全面性和综合性。对于吴城青铜文化的研究,也必须将其放入到江西地区甚至整个南方地区文明谱系研究中去。

考古材料及文献材料表明,一种文化对于另一文化的传播或影响,它所传播或影响对方的,往往是最先进、最高级的东西。在铜器时代,青铜器制作工艺是当时技术和艺术的代表,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文化因素。因此考察文化年代,需要从长江中游青铜文化与中原青铜文化的交互作用中探寻。对于南方地区青铜文明的研究,需要在研究过程中将南方地区青铜器研究和南方地区古代文明谱系研究两者结合起来,注重全面性和综合性。

研究南方青铜文明,复原南方古代文明,是考古和历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近年层出不穷的考古新发现和新认识,使我们进而有条件在更广的范围对吴城青铜文化的更多典型器物进行细致而系统的形制分析,以进一步明确吴城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和区、系、类型。 对于吴城青铜文明的研究还需要结合历史学、民族学、古文字学、铸造工艺学等学科,注重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还原吴城青铜文明的真实面貌,从而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南方地区青铜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