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商品。在政府征税以后新的边际成本比率或相对价格比率下，生产者所能达到的最高无差异曲线为I2，X商品的生产量将从X1减少到X2，而由此转移出的一部分生产要素将用于增加Y商品的生产，其产量从Y1提高到Y2。可以看出，由于政府对X商品征税但不对Y商品征税，改变了生产者的生产决策，并相应地出现了以Y商品的生产替代了一部分X商品的生产。
税收对生产者行为的替代效应
2.政府征税对消费者行为有什么影响？
消费者行为指的是为了获得最大的效用满足程度，消费者在使用归自己支配的收入方面所作出的决策。税收对消费者行为的收入效应，表现为政府课税之后消费者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从而降低了商品的购买量，而居于较低的消费水平。税收对消费者行为的替代效应，表现为当政府对不同的商品实行课税或不课税、重税或轻税等区别对待时，影响到不同商品间的相对价格，从而促使纳税人减少课税或重税商品的购买量，而增加无税或轻税商品的购买量，即以无税或轻税商品替代征税或重税商品。
3.分析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对个人劳动所得征税，既会产生收入效应，也会产生替代效应。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会相应地下降，并直接减少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假定闲暇是一种正常产品，那么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将使其不得不减少闲暇等方面的享受，或者说为了维持以往的收入水平或消费水平，劳动者倾向于更加勤奋的工作。税收的这种影响，就是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收入效应，它指的是政府征税会直接减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从而促使其为维持既定的收入水平或消费水平而减少闲暇、增加工作时间。收入效应的大小，是由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率决定的。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这就使得闲暇与劳动间的相对价格发生了改变，因为闲暇相对于劳动变得更便宜了。这时，劳动者将增加对闲暇的消费，减少劳动的时间。税收的这种影响，就是通常所说的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替代效应，它指的是政府征税会使闲暇相对于劳动的价格降低，引起劳动者以闲暇替代劳动，从而减少劳动、增加闲暇。替代效应的大小，是由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决定的。
政府课征个人所得税，对劳动力的供给会同时产生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而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对劳动者在工作和闲暇之间选择的作用方向恰恰相反。由于不同劳动者对劳动——闲暇的偏好不同，所以他们对政府征税作出的反应也可能不同。也就是说，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相互抵消后的净效应，是因人而异的。
4.解释税收对家庭储蓄的影响。 税收对家庭储蓄的收入效应，表现为政府课税会减少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从而促使纳税人降低现期消费以维持既定的储蓄水平，即政府课税反而会促使纳税人相对增加储蓄。税
收对家庭储蓄的替代效应，表现为政府课税会减少纳税人的实际利息收入，降低储蓄对纳税人的吸引力，从而引起税人以消费替代储蓄，即政府课税会造成家庭储蓄的下降。税收对家庭储蓄的最终影响，取决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相对大小。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程度是决定税收对家庭储蓄收入效应的重要因素。由于税收对家庭储蓄替代效应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的变动方向相同，所以累进个人所得税较之比例个人所得税，对家庭储蓄有着更大的妨碍作用，累进程度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较之累进程度较低的个人所得税，对家庭储蓄有更大的障碍作用。降低对家庭储蓄课税的边际税率，有利于减少消费、增加家庭储蓄。
5.税收是如何作用于私人投资的？ 税收对私人投资收益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公司所得税的课征上。政府课征公司所得税，会降低纳税人的税后投资收益率，并使投资收益和投资成本的对比发生改变，从而对纳税人的投资行为产生方向不同的两种效应，即税收对私人投资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税收对私人投资的收入效应，指的是政府征税导致纳税人税后投资收益率下降，减少了纳税人的可支配收益，从而促使纳税人为维持以往的收益水平而增加投资。税收对私人投资的替代效应，指的是由于政府征税导致纳税人税后投资收益率下降，从而降低了投资对纳税人的吸引力，造成纳税人以消费替代投资。
6.简述政府征税对风险投资的影响。 税收对资产组合的影响，实质上也就是税收对风险承担的影响，这是因为如果税收能够影响人们对风险的承担，则课税一定会导致风险资产所占比重的下降，从而使投资者的资产组合结构发生变化；反之，如果税收不会影响人们对风险的承担，人们在选择资产组合结构时就不会受到税收的干扰，因而税收也就不会对资产组合产生影响。
如果政府在课征公司所得税时，不允许投资者用投资亏损来冲抵其投资收益，那么对无风险资产来说，由于其收益率为零，因而政府征税对其没有影响。但对于风险资产，由于投资收益为正，风险资产的净收益在税后会下降，因而政府征税可能会降低风险资产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而且公司所得税的税率越高，风险资产的吸引力就越低。显然，这一税务处理方式有利于人们对安全资产的投资，而不利于风险资产的投资。当然，现实生活中完全无风险而收益为零的资产只是一种极端情况，大多数资产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或损失的机会成本，所以在有风险的资产中，税收有利于风险较小的投资，而不利于风险较大的投资。这样往往会导致企业只愿意进行安全投资，而不愿意从事有风险的投资。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任何投资都是有一定风险的，有些投资风险可能会更大一些，但这些投资项目又是必需的。如果政府在征税过程中不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的话，那么这些风险投资就不可能进行，最终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
如果政府允许投资者用一定时期或一种资产项目发生的投资亏损冲减其另一时期或另一种资产项目取得的应税投资收益，则就意味着政府在分享企业收益的同时也承担了企业一部分损失。此时，税收既降低了风险投资的收益，又降低了其投资的风险程度。这样，政府征收公司所得税对风险资产的投资就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降低了风险资产的收益率，从而抑制了人们进行风险投资；另一方面它又降低了风险资产的风险程度，从而刺激了人们去进行风险资产投资。由于这两种影响方向相反，所以公司所得税对投资者进行风险资产投资进而对其资产组合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第12章 税收的宏观经济效应
1.要提高政府储蓄率，在税收上应采取什么措施？
通过增加税收收入来提高政府储蓄的途径很多，具体包括：第一，在现有税种不变的情况下，周期性地提高税率；第二，开征新税种，开辟新的收入来源；第三，改善税收管理，
减少逃税，以便在现有税种、税率的条件下组织更多的税收收入；第四，优化税制结构，培植新税源。一般来说，无论是提高哪一种税的税率，还是开征新税种，在政治上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或者根本就是不可行的，而且与经济增长也是相悖的。由于提高税率和增加税种具有很大的限制性，所以通过提高税收收入的途径来增加政府储蓄的主要方式在于挖掘现行税收制度的收入潜力，在不改变现行税制结构的情况下，完善税收制度，同时堵塞税务管理中存在的种种漏洞。
2.拉弗曲线包含了哪些政策内涵？ 拉弗曲线在论证税率、经济增长及政府税收收入之间的关系方面并不是很全面，而且也很难说是非常严谨的，但它得出的一些结论还是有着重要意义的：（1）高税率不一定能够取得高收入，高收入也不必然要求高税率，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相关性。一般来说，高税率会挫伤经济活动主体的积极性，从而削弱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活力，直接导致经济的停滞或倒退。图中AGB部分（即阴影部分），往往被称为课税禁区。（2）取得同样多的税收，可以采取高低两种不同的税率。在图中，要取得Tt数量的税收收入，既可以采用高税率OF，也可以采用低税率OE。适度的低税率在短期内可能会减少政府的税收收入，但从长远看却可以刺激生产，扩大税基，形成良性循环，并最终有利于政府税收收入的增长。（3）税率、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税率必须适当，过高的税率会损害经济的正常运行。从理论上说，应当存在一种兼顾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最优税率，三者的最优组合点在图中体现为A点，此时税率为OG。这就为合理地确定宏观税收负担水平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拉弗曲线示意图
3.你是如何认识轻税政策的？
减税或轻税政策还是有一定理论依据的。私人部门从事储蓄、投资、劳动与技术革新等活动，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报酬，报酬越高，人们进行储蓄、投资、劳动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就越大。政府减税会提高私人部门的税后实际收益，这使得个人倾向于更多地工作和储蓄，企业倾向于更多地投资、生产和技术创新，并大大增加全社会的供给。由于减税的结果是生产的扩大，此时税基也相应扩大了，因而税率降低并不会导致政府税收总量的减少。减税或轻税政策的积极效应，在一些国家的实践中也得到了验证。高税收负担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这几乎成为一个普遍的规律，这不仅适用于低收入国家，也适用于高收入国家，但它在低收入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
实行轻税政策，有利于私人经济活动主体的生产、投资活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尽管低税政策并不必然等于税收低收入，但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轻税政策实施不当也会减少政府的税收收入、降低政府的储蓄水平、削弱政府的投资能力，而这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同样产生妨碍作用。可见，减税或轻税也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减税政策或轻税政策的实行必须审时度势，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并需要相关政策的有效配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4.简述税收与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
物价稳定指的是一般价格水平或价格总水平的大体稳定。价格总水平是由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共同决定的。作为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变量因素，税收的变化无疑会引起社会总需求或社会总供给的变化，并由此导致价格总水平的变化。
物价不稳定是指一般价格水平或价格总水平持续性地普遍上涨或下跌。通货膨胀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物价不稳定的表现形式。如果要运用税收手段来抑制通货膨胀，必须首先弄清楚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到底是需求拉动型还是成本推进型，然后再采取相应的措施。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是由需求过度而引起的。当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已经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时，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已被充分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扩大需求不仅不能使产出增加，反而只能使价格上升。作为社会总需求中的重要变量因素，在通常情况下，增加税收能减少总需求。当现实的国民收入已经达到潜在的国民收入时，如果经济中还存在超额需求，那么增税将充分降低价格水平，而不会减少国民收入。在下图中，如果提高税率，则总需求曲线将从AD1下降为AD2，价格总水平也从P1降为P2，如果继续提高税率，总需求曲线将会从AD2进一步下降为AD3，价格总水平降为P3。可见，当已经实现充分就业时，采取削减过度需求的增税政策，其全部效应都表现为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
税收与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
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是由于包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在内的生产投入要素的价格提高，使生产成本上升而引起的平均价格水平普遍上涨而形成的。税收不仅是社会总需求构成中的重要变量因素，而且也是成本构成中的重要变量因素。通过调整税率结构，降低对生产投入要素征税，就能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并控制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减税主要是通过影响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来影响总供给的。当政府采取减税政策时，经济运行中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就会增加，从而增加总供给，这在下图中表现为总供给曲线往右下方移动，即从原来的AS1移至AS2。假定总需求不变，仍然为AD1，这时产出将从Y1增加到Y2，价格总水平却从P1下降为P2。然而在短期内，减税也具有强大的需求增加效应。降低个人所得税，
会增加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从而使作为总需求主要组成部分的消费需求的增加；降低公司所得税将刺激投资增加，也将增加总需求。可见，减税既有可能使得总供给出现增加的程度大于总需求的增加程度，也有可能使总供给的增加程度小于总需求的增加程度。当减税的结果是总供给的增加程度大于总需求的增加程度，那么在下图中就表现为AD1移至AD2的幅度小于AS1移至AS2的幅度，此时产出水平将从Y1增加到Y3，价格总水平从P1下降为P3。当减税的结果是总供给的增加程度小于总需求的增加程度，那么在下图中就表现为AD1移至AD3的幅度大于AS1移至AS2的幅度，此时的产出水平虽然从Y1增加到Y4，价格总水平却从P1提高到P4，反而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税收与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
通货紧缩也是物价不稳定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政府一般都是从财政、货币及外部环境等多方面入手来加以应对。在税收领域内，政府主要是采用降低税率和增加税收优惠等减税措施来刺激企业和个人的生产、消费和投资，从而间接起到缓解通货紧缩的作用，但税收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5.税收的内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各自具有哪些局限性？ 税收自动稳定机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首先，税收自动稳定机制无法应对经济运行中的巨大外生变化，这种影响仅靠内在稳定机制是不可能抵消的；其次，税收自动稳定机制只能够缓解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而无法完全消除经济周期波动。这是因为在税收收入能够变化之前，需要有国民收入水平的原始变化，除非税率高达100％，否则国民收入的原始变化就无法完全被抵消；第三，税收自动稳定机制有可能产生拖累效应，阻碍经济复苏。当经济逐渐走向复苏时，一部分增加的国民收入将被税收的内在稳定机制所吸纳，这实际上就构成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种紧缩性因素，从而对经济增长形成财政拖累，并阻碍经济复苏。税收自动稳定机制越强，对经济复苏的阻力就越大。
相机抉择税收政策对经济稳定的效应，首先需要政府能够对经济运行状况作出清晰而准确的判断，这就要求政府能够收集大量的经济信息并对其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准确的判断。一旦政府不能获得足够的准确信息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那么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就将是灾难性的；其次，即使政府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那么在政府决定实施相机抉择税收政策时，也可能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阻力而影响税收政策在适当的时机得以执行，尤其是增税政策往往会面临更多的阻力；第三，政府在调整税收政策时，必须使社会公众认识到这一政策是稳定的，否则如果社会公众认识到某种增税或减税政策仅仅是临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