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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明代文学

概 述

一、

历史概述

明太祖朱元璋于1368年建国,至1644年明朝灭亡,历时二百七十七年。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决定了文学现象的不同阶段,明代文学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明初,洪武至成化,约一百二十年;明中叶,弘治至万历,约一百三十年;明末,天启、崇桢时期,二十余年。朱元璋经历过元末农民起义的过程,深悉人民疾苦。为了巩固政权,缓和社会矛盾,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并大力扶持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这些措施,使社会经济逐渐恢复,生产力有了提高。明中叶,土地兼并激烈,皇室、官僚、地主豪绅、富商大贾,都倚恃特权,大量兼并土地,赋税越来越重,广大农民失去土地,被迫流亡,经常发生流民起义。不仅农民无以为生,矿业、盐业生产也受到严重破坏。与此同时,城市经济却得到发展,由于流民大量涌进城市,为手工业和商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明中叶;以后,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十分迅速,并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逐渐形成了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分工,苏州成为丝织业中心,松江成为棉织业中心。除家庭手工业外,还出现手工业工场。仅苏州一地当时靠出卖劳力为生的织工、染工就有一万余人。其中机工与机户的关系,已经是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占有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早期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到了明末,农业生产虽稍有好转,但赋税更加苛杂,吏治腐败,横征暴敛,大量农民破产流亡,加之灾荒疾疫大面发生,社会经济已濒于崩溃。

在政治上,明初,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废除了长期沿袭的丞相制,把中央军政大权总揽在皇帝一人手中。明成祖朱棣设立内阁,在皇帝指挥下协办政事。朱棣本是藩王,靠宦官政变夺得帝位,他信任宦官,使宦官肆虐在明代愈演愈烈。还设立“锦衣卫”、东厂等机构,实行特务统治,对官吏文人实行严酷的控制。中叶以后,政治更加腐败,藩王、宦官、大官僚尽情奢侈享乐,皇帝昏庸无道:武宗整日耽于淫乐,朝政为宦官刘瑾把持;世宗迷信道教,把炼丹献方道士封为高官,听任权奸严嵩父子操纵国事二十多年。明末朝政日非,天启阉党魏忠贤擅权,政治黑暗至极。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后起的复社、几社,都先后和阉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终于使明代的统治在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宣告灭亡。

在思想文化上,明代积极提倡程朱理学,以此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朝廷还组织人力修撰“五经”、“四书”与《理性大全》。广为传播。实行八股文取土制度,以朱熹注“四书”与宋儒注经“五经”命题,不许考生发挥自己的思想,以防止“异端”,达到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明王朝对知识分子采取笼络和高压相结合的手段。朱元璋曾开设文华堂招揽天下人才,朱棣还命解缙及他文土三千人编成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另一方面,又对“不为君用”的朝野文士施行残酷杀戮,并百般疑忌,多次大兴文字狱,使社会思想为之窒息。至明中叶,由于经济、政治的影响。思想文化才有了显著变化。首先出现了以王守仁为代表的“阳明学派”,提出“良知”说,反对程朱理学的传统束缚,启发大胆思想;以王阳明的门人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家李贽,公开以“异端”自居,提出“穿衣吃饭是人伦物理”,反对封建假道学,并在文学上提出许多精辟见解,明中叶出现的进步思潮,在思想文化界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对明代中后期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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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学概述:

明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和戏曲。明代小说创作无论是长篇或短篇都呈现了空前繁荣的盛况。历史题材的章回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它和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共同拉开了我国小说世界的帷幕。明中叶以后,小说创作步入了新的天地,我国第一部杰出的浪漫主义神魔小说《西游记》、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世情小说《金瓶梅》相继问世,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开拓了新领域。这四部小说被称为“四大奇书”。在它们以后。又出现了一系列长篇巨制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和世情小说,对后来的小说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中叶的短篇小说,也十分兴旺发达。以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为代表。其中大部分是摹拟宋元话本写成的,无论在思想内容的深度广度和艺术成就上,都比前人有很大进步。明代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文言短篇小说。

明代小说创作的特点,从发展过程来说,是由人民群众的集体创作,到文人的加工整理,再发展为作家的个人创作、《三国演义》、《水浒传》是无数的无名群众的集体智慧和作家个人的艺术才能相熔合的结晶、《西游记》、已充分显示出作家个人创作成分比重的增加,《金瓶梅》则是作家的个人创造。短篇小说从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逐渐产生了文人的拟话本,成为作家的个人创作。从思想内容来说。明代小说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理想、愿望,具有强烈的人民性;从艺术形式来说,它开始了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从创作方法来说,大多是现实主义的,有的作品也达到了积极浪漫主义的新高度。明代小说的这些特点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风格。

明代戏剧是沿着杂剧、传奇两条线发展的。杂剧是元杂剧的余波,已趋衰落,在南戏影响下,创作形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传奇是戏剧的主要成就。成化以后,由南戏演变而来的传奇十戮盛行。明初由于统治者对戏剧的控制和利用,作家作品虽多,而有价值的很少。中叶以后,剧坛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首先出现了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和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剧作《牡丹亭》,此外,还涌现了大批有成就的戏曲作家,形成了各具特的艺术流派。主要是以汤显祖为代表的强调内容、注重文采 “临川派”和以沈璟为代表的讲究音律的“吴江派”,这两个流派影响很大。还有以梁辰鱼为代表的着力词藻的“昆山派”。其次,是剧作题材的广泛:有的取自本朝的现实题材,如《鸣凤记》:有的采自历史或民间故事,如《浣纱记》;还有用寓言题材写成的,如《中山狼》。其三为戏曲形式的演进和表现手法丰富。唱腔不断革新与多样化,各种戏曲形式同时涌现。其四戏曲理论的发展和戏曲作品的大量刊行。

明代的诗歌、散文,和小说相比,成就较差,它们是在拟与反拟古的反复斗争中曲折前进的。明初的诗文作家宋濂,刘基高启等,都亲历过元末的大动乱,写出了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永乐时期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为文歌功颂德,形成一股不良文风,统治文坛数十年。只有民族英雄于谦的诗文突出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到明中叶,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力求以文学的复古来反对“台阁体”文风,但他们侧重形式,成就不高。弘治中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嘉靖中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倡导文学复古运动,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和实践,取代了“台阁馅在文坛的统治地位。但他们一味摹拟抄袭,盲目复古仿古,仍是形式主义。王慎中、归有光等,提倡唐宋古文,肯定唐宋古文八大家的历史地位,被称为“唐宋派”。对前后七子都持批判态度,但也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前人的束缚。“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反对贵古贱今,主张文学要“独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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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灵,不拘格套”,但其作品只注重形式革新,较少反映现实。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对前后七子及“公安派”都想纠正,但脱离现实生活,只注重雕琢词句,忽视内容的倾向更突出。明末复社张溥的诗文,表现了真实感情。为抗清而慷慨捐躯的陈子龙、夏完淳的作品,表现了民族气节,充满了爱国热情。明代的词,在词史上处于低潮时期,但在词学理论研究、词作批评、词章的编选、整理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创作方面,以刘基,高启、杨慎、陈子龙、夏完淳等人为代表。正是由于明代词人不绝如缕的创作,才酝酿了清代词的中兴。明代散曲,只有少数作家保有元曲遗韵,但它开拓了题材领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在形式上进一步吸收了民歌俗曲的艺术营养,表现了浓郎的时代生活气息,王磐、陈铎、冯惟敏、薛论道等,是明代有成就的散曲作家。民歌,是明代文学的“一绝”,它充分反映了社会与时代的面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民歌遗产。

第一章 《三国演义》

一、《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三国故事在民间长期流传,北宋时已出现“说三分”的专家,宋元时期三国故事被大量搬上舞台,元英宗至治年间刊行的《全相三国志平话》是民间传说中三国故事的写定本,已初具仁演义》的规模。

元末明初,罗贯中运用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等历史资料,结合民间艺人的创作成果,加上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写成了《三国演义》这部影响深远的章回小说。

作者罗贯中,据贾仲明《录鬼簿续编》等材料,可大致推断出他的生活年代。他经历过元末动乱,一度参加反元斗争,有理有抱负。

二、《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一)《三国演义》描写了公元184年到280年间的历史故事,始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集中展示了三国时代各封建集团之间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通过这些互相利用又互相残杀的复杂交叉的斗争,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小说一开始就展开了外戚何进与宦官集团“十常侍”的利害冲突;何被杀死,重臣袁绍又诛灭了宦官;封疆大吏董卓赶走了袁绍,新兴力量曹操又会集诸侯讨伐董卓;而在讨董会师时,诸侯又各怀异心,坐观成败:董卓被杀后,他的部下也分裂为两部,互相厮杀,矛盾还直接渗透到统治阶级的家庭内部:袁绍死后,他的儿子兄弟之间同室操戈,刘表的儿子刘琮,一直和其兄刘琦争夺继承权,曹操一死,曹丕与其弟就同根相煎;刘封不救关羽,也是孟达亲疏立继的利害问题打动了他。罗贯中所描写的这些矛盾斗争,揭穿了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纲常伦理的实质。正是这些矛盾所酿成的连年战祸,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二)《三国演义》通过对曹操、刘备的刻划,表达了作者向往“仁政”,反对暴政的政治理想。 1、曹操是《三国演义》的三绝之一: “奸绝”。作者对曹操的刻划,紧紧抓住“奸雄”这两个字。他从小就“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 “游荡无度”,他幼时就设计诬叔骗父,使他父亲再也不相信叔叔的话,从此越发“恣意放荡”。他对父执老翁,皇后重臣,无辜百姓,孕妇孺子,都任意杀戮,公然宣扬“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的处世哲学。他装睡杀死卫士后,又厚葬死者,以示仁义心肠;行军时忽然放声大哭,说是思念典韦去年在此战死,于是祭奠典韦,亲自“哭拜,昏绝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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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大小军校无不下泪。这都表现了曹操驾驭军将的权谋。他借黄祖的手杀死祢衡,以扰乱军心的罪名杀死杨修,因怀疑而杀死名医华佗,写出他奸诈多疑,极端利己,虚伪狠毒,凶暴残忍的一面。但同时曹操又是个能安天下的命世之才。作者在曹操第一次出场时,就借别人之口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在纵横交错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群雄此伏彼起的大动荡中,都显出了曹操的远见卓识与雄才大略。当董卓弄权肆虐时,他揭露其阴谋野心,发难讨伐,得到天下响应;当各路诸侯只顾眼前互相吞并时,他能高瞻远瞩,乘时度势,显出与众不同的器度;他豪放机智,在青梅煮酒,与刘备共论天下英雄时,对拥兵据地,炫赫一时的人物,一一作了独具远见的精辟评价;他善于用人,不论出身门第,不计恩怨,广纳贤才,因而“文有谋臣,武有猛将”;在官渡之战中,他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的著名战例。所以很快战胜敌手,统一了中原。

2、刘备是《三国演义》中站在曹操的对立面的一个礼贤下、仁民爱物的“仁君”。他出身贫苦,曾“贩履织屦为业”,了解民间下情。桃园结义时,就发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誓愿。他的思想言行的核心就是“仁义”,在《庞统献策取西川》中,刘备说:“今与吾小大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为此不忍也”。作者用诗称赞他:“不因小利忘仁义,便是当年尧舜心。”他信守“人无信不立’“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所以处处以宽仁待民。他初任安喜县尉,就能“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因而“远得民心,近得民望”,当阳撤退时,十几万难民随他渡江,情势万分危急。为了黎民,他把身家事业放在第二位,也要和扶老携幼的难民一道,患难与共。取西川时,他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受到人民焚香礼拜的欢迎。当初,他正流落无依,而一般据地自重者正对土地求之惟恐不得,可陶谦三让徐州时,他却再三礼辞;明知“的卢”妨主,也泰然处之,不肯嫁祸于人;刘备刚得徐庶。如虎添翼,上下相得,初次取得胜利,可当曹操挟持徐母,来书骗徐时,刘备说:“使人杀其母,吾独用其子,乃不仁也;留之而不使去以绝子母之道,乃不义也。吾宁死,而不为不仁不义之事也。”放徐归曹,丰富了刘备形象中仁义的一面,走时又恋恋不舍,长途相送,又丰富了刘备重情爱才的一面。刘备的礼贤下士,知人善任,集中地表现在对待诸葛亮身上。三顾茅庐,细腻地刻划他对贤才的爱慕与敬重,诸葛出山后,刘与他“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议论,心地开悦,共议天下之事”,推心置腹,言听计从,使明君贤相,相得益彰。刘备的义,还集中表现在对待结义的关羽、张飞和“甚相敬爱”的赵云身上,生则相爱相信,死则义不独活,指日报仇。既突出了结拜的义气,又反映了作者理想中的君臣关系。

3、《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是“拥刘反曹”

“拥刘反曹”思想的主要表现:首先从内容上看,小说塑造的刘备的形象,总是仁民爱物,忠君信友,宽厚谦让,以恢复汉室为政治目的,以忠于桃园结义为生活信条,以解救百姓疾苦为行动准则。写曹操,是作为刘备的对立形象来处理的,处处都显得奸诈猜忌,凶狠残忍。他杀人不眨眼,不仅在争权位,报私仇、掠土争城时杀人如麻,连吕伯奢这样的与其父有八拜之交、而当他危难时仍当贵客款待的忠厚老翁,他也要杀其全家;为他贴身警卫的内侍、给他治病救命的医生华陀、患难中舍身相助的陈宫以及名士,如孔融、杨修等,都一一死在他手中。其次,从结构上看,小说把刘备放在主导地位,有近五分之三的回目是写刘蜀,开章第一回就引出刘备,拉开了帷幕;等刘备托孤时,全书已演述了三分之二,到刘禅投降,姜维败死,三国即已解体,小说只剩一回尾声了。而曹魏显然处于次要地位。再次,从语言上看,作者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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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分明,仅在称谓上就表明了主观感情。在回目上多次称刘为玄德、皇叔、豫州和先主,只有一处称作刘备;而对曹,直称曹操算是客气的。当然也常称孟德,而多处却直呼小名阿瞒,最能看出鲜明立场的是在回目中称曹为“贼”、“汉贼’,和“国贼”。刘备死时,回目为“刘先主遗诏托孤儿”,“拦”、“诏”都意味尊为正统帝位,以“遗诏”、“托孤”暗示死,深寄讳言和惋惜之情:写曹操死,回目为“传遗命奸雄数终”,“奸雄”成了盖棺的定论, “数终”实有称快之意。

(三)关于刘、关、张义气的描写,反映了一定阶层的道观念。三人桃园结义、立志报国安民,誓同生死。即使时间推移,局势发展,地位变化,他们始终忠于誓言,体现了重友谊、重然诺的可贵品质;人称关羽“义绝”,在桃园三英中,刘备突出是“仁”,张飞突出了“猛”,关羽尤其突出了“义”,成为“义”的化身。他申明降汉不降曹,封金挂印,千里寻兄。歌颂了义重如山的优秀品质,关羽身上还体现了“春秋大义”的封道德观念,在处理和曹操的关系时,也受到个人恩怨的支配,就暴露了关羽性格上的弱点,也显露出《三国演义》中“义”的局限性。

(四)《三国演义》在描写波斓壮阔的斗争中,概括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历史人物的高超智慧,这都集中体现在诸葛亮身上,诸葛亮是《三国演义》中最重要的人物。他于建安十二年从隆中出山,至建兴十二年去世,前后二十七年的活动,在书中占了二分之一以上的文字;这部分文字中又有二分之一的内容是专写诸葛事迹的。他未出隆中,就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地作出精噼分析,提出占荆据蜀、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初出茅庐,在博望坡初次用兵,小试蹈略,就取得全胜,奠定了在军中尤其是关羽、张飞诸将心目中的地位,赢得了钦佩与尊敬;荆州新败之后,他只身入吴,结好鲁肃,智激孙权,团结周瑜,舌战群儒,力促孙刘联盟,实现了联合抗曹的大计;在赤壁大战前的风云变幻的复杂局面,在与敌友的周旋中,在艰巨的战前准备与战斗部署中,他步步采取主动,突出地显示了他的智谋远远胜过周瑜和曹操。终于取得了赤壁的大捷;随后他三气周瑜,稳定荆襄,西取益州,实现了隆中的预言:在巴蜀辅佐刘备,内修政理,外出秦川,智取汉中,夏侯授首,阿瞒退兵,在政治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白帝城托孤后,他忠于王业,料事如神,细致谨慎,知己知彼,多谋善断,随机应变,没有辜负刘备生前的知遇和临终的恳托;在安居平五路,弹琴退仲达,六出祁山,七擒孟获诸役中,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成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千古贤相的典型。

三、《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与影响

(一)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统一。《三国演义》是以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它允许作者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加工,可以不拘泥于史实。如曹操在历史上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但作为艺术形象,曹操却被描绘成“奸雄”的典型。在个别情节上,为了人物形象的鲜明突出,和谐统一,而把史实作了改动。如“怒鞭督邮”一事,按《三国志》记载,本是刘备所为。小说作者把它移到张飞身上,既保持了刘备这一人物形象前后一致的性格,宽厚、仁和又使猛张飞的性格更加丰满。在情节安排上,《三国演义》常常抓住史料中几个字、一句话而大力渲染。如诸葛出山,在《三国志》中只有“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这十二个字,在罗贯中的敷衍下,就成了曲折动人的“三顾茅庐”的著名故事。

(二)人物众多,形象鲜明。《三国演义》一书共出场一千—百八十三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有鲜明个性。作者塑造人物的特点之一,就是一出场就确定其基本性格,随后逐渐加强刻划。如张飞性格的基本特征是莽与猛,作者从外貌言行上写他“豹头环眼”、“声若巨雷”,打仗时不是“大喝一声”,便是挺起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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