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危险状况，都是因为这种教育制度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心理学基础上面，这种基础认为，智力是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的，只要一个人的成绩足够好，那么他的智力就会获得稳步提高。
由于接受了这种观点，人们便尽可能强化许多手册中的知识。从小学直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个人意识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
于是，许多孩子在学校里开始对着一篇篇语法和纲要努力，做到准确重复，出色模仿，直到变成学舌的鹦鹉为止，这种教育的惟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 如果这种应试教育仅仅是无用，人们还可以对孩子们示以同情，这些虽然没有在小学里从事必要的学习，但好歹还被教会了一些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或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然而，这种制度造成的危险要远比这严重得多，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极想逃之夭夭。
应试教育的结果是，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而大多数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职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儿子从事任何别的职业。学习的唯一目的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只打算让他们从事政府的职业，在这样的行当里想要取得成功，根本不需要无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哪怕一点个人的主动性。 说到底，应试教育制度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这个群体对自己的命运忿忿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
而在最高层，它又培养出一群轻浮的权贵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同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示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
尽管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只好让另一些人无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饭碗留给先来的，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
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低层，从最卑贱的小秘书到教授和警察局长，有大量炫耀着文凭的人在围攻各种政府部门的职位。商人想找到一个代替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难上加难，可是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谋求最平庸的官差。
只在塞纳一地，就有几千名男女教师失业，这些人全都蔑视农田或工厂，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计，而被选中的人数却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怀不满的人。他们随时会参与任何革命，不管它的头领是谁，也不管它有什么目标。
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关于应试教育的题外话（上） 我们了解了引发群众运动的五大导火索，然而对于教育因素，我们还应当额外说上几句题外话。
很明显，法国在教育制度上犯了不小的错误，它进行的唯一价值就是，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添加了数以万计的懒汉、寄生虫和不安定因素。放眼全世界，犯下此种错误的民族还大有存在。 显然，迷途知返为时已晚。只有经验，这位民众最好的老师，最终会揭示出我们的错误。 只有经验能够证明，必须废除我们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代之以勤劳的教育，让我们的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今天不惜任何代价逃避的辛勤开拓事业。
我们必须再一次重申，向人灌输大量肤浅的知识，不出差错地背诵大量教科书，是绝对不可能提高人的智力水平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
而这些优良品质，偏偏是不能从死啃书本中得来的，教科书和字典固然可以充当有用的参考工具，但长久把它们放在脑子里却没有任何用处。
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孩子们接受到有益的教育，让它帮助孩子们获得正确的观念呢？ 要知道，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
因此，我们需要年轻人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不管他们干得是好是坏，也不管他们是赚是赔。 只有采用这种方式，孩子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中得到的各种细节，有些微不足道的理解。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这些细节，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渐成形，并且或迟或早会产生出一些提示，让他们着手新的组合、简化、创意、改进或发明。
而我们的年轻人，却恰恰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纪，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宝贵的接触、所有这些不可缺少的学习因素，因为有七八年的时间他一直被关在学校里，切断了一切亲身体验的机会，因此对于世间的人和事，对于控制这些人和事的各种办法，不可能得到鲜明而准确的理解。
毫不客气地说，在十个人里面，就有九个人在几年里把他们的时间和努力浪费掉了，而且可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几年。他们中间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是为了考试而活着，然后被残酷地淘汰掉。
另外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成功地得到了某种学历、证书或一纸文凭在规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个答辩团，在连续两小时的时间里，怀着对科学家团体，即一切人类知识的活清单的敬畏，他们要做到正确或是绝对正确。
然后，甚至用不了一个月，他们便不再是这样。他们不可能再通过考试。他们脑子里那些过多的、过于沉重的所学不断流失，且没有新东西补充进去。他们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们继续成长的能力枯竭了，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出现了，然而他也是个筋疲力尽的人。 他成家立业，落入生活的俗套，而只要落入这种俗套，他就会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职业中，工作也许还算本份，但仅此而已。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生活。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关于应试教育的题外话（下） 在教育青年人的方面，英国人与美国人明显做得更好。 英国并没有我们那样多的专业学校。他们的教育并不是建立在啃书本上，而是建立在专业课程上。
比如说，英国人的工程师并不是在学校学出来的，而是在车间里训练出来的。这种办法表明，每个人都能达到他的智力允许他达到的水平。
如果他是个平庸的人，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他可以成为工人或领班，如果天资不俗的话，他便会成为工程师。与个人前程全取决他在19岁时一次几小时考试的做法相比，这种办法更民主，对社会的好处也更多。 在医院、矿山和工厂，在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那些十分年轻便开始学业的学生们，按部就班地经历他们的学徒期，在投入实际工作之前，他们也有机会接受一些一般性的教育过程，因此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框架，可以把他们迅速观察到的东西储存进去，而且他能够利用自己在空闲时间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技能，逐渐把自己充实成为一个全面而健康的人。 在这样的制度下，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了发展，并且与学生的才能相适应，发展方向也符合他未来的任务和特定工作的要求，因为这些工作就是他今后要从事的工作。 正因为如此，英国和美国的年轻人很快便处在能够尽量发挥自己能力的位置上。他不但成了一个有用的工作者，甚至具备自我创业的能力；他不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变成了一部发动机。
我们不妨看一下笛福的小说主人公鲁宾逊，尽管他只是一个文学形象，却反映了英国教育的成功，当鲁宾逊流落于荒岛上时，他发挥了自己的全部能力，像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那样，白手创立了一番事业，而这正和英美两国的教育目标相一致。 而在制度与此相反的法国，一代又一代人越来越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费还能够接受，然而这种教育制度与实践生活不断脱节的趋势却令人着实难忍。
如果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的角度看，坐在学校板凳上啃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是有点长得过头了，而且负担过重。即使是采用的方法也糟糕透顶，以至于已经成为了一种严重违反自然的、与社会对立的制度。
为此，我们不妨看一下我们的教育制度都做了些什么。
过多地延长实际的学徒期、培养懒汉的寄宿制度、过多的人为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繁重的功课、对今后的时代完全没有考虑、对人的职业缺乏安排、对年轻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现实世界装聋作哑、不考虑学生如何适应社会、不考虑人类为保护自己而必须从事的斗争、不教给学生如何保持坚强意志?? 反过来呢？所有必要的准备、所有最重要的学习、那些丰富的常识、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凡是该赋予年轻人的东西，我们的学校一样也没有教。 这样看起来，我们的教育不但远远没有让他们获得生存能力的素质，反而破坏了他们的这种素质。
正因为该准备的没有准备，才使得我们的年轻人一旦走入社会，进入他的活动领域，就开始遭遇一系列的痛苦与挫折，由此给他造成的创痛久久不能痊愈，有时甚至失去生活能力。 可以说，这样的教育制度，对年轻人的精神和道德都造成了不良影响，甚至存在着难于恢复的可能，
在年轻人的心目中，那种在学校中形成的幻想与美梦，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彻底地破灭了，这种强烈的欺骗感、强烈的失望感，是一个心理素质不完备的青年人绝对难以承受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以上对于教育制度的批判，已经严重脱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然而可曾有人想过，那些今日正在群体中酝酿，明日就会出现的各种想法和信念，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产生的土壤又究竟是怎样的呢？
当我们了解了现实之后，就更有理由知道，那些被恶化的群众头脑，究竟是如何由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冷漠而中立的群众是如何变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乌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辩者的暗示。
如果我们不能认清这一点，还任由我们的学校培养一批批狂热的暴徒、无知的民众，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为我们的民族走向衰败铺平道路的，必将是我们的学校。 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那些直捣人心的东西 我们曾经打过这样的比方，诱发群众运动的间接因素相当于长时间的虫啃蚁噬，而直接因素则是强烈的地震、台风。 按照我们的理论，那些间接因素赋予了群体心理以特定属性，使某些感情和观念得以发展；而直接因素的作用是完成最后的工作，对民众的心理造成最后一击。
我们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研究过集体的感情、观念和推理方式，根据这些知识，显然可以从影响他们心理的方法中，归纳出一些一般性原理。
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什么事情会刺激群体的想像力，也了解了暗示，特别是那些以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暗示的力量和传染过程。然而，正像暗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来源一样，能对群体心理产生影响的因素也相当不同，因此必须对它们分别给予研究。
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是有益的。群体就像古代神话中的斯芬克司，必须对它的心理学问题给出一个答案，不然我们就会被它毁掉。 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第一：形象
我们知道，群体容易被鲜明的形象所打动。
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前面证明了。然而鲜明的形象不是随时都有，也不可能遍地皆是。在它们不存在的时候，可以利用一些词语或套话，巧妙地把它们从民众心中激活。 在1718年的苏格兰，大部分地区对巫术的错误观念已经被根除，然而在一个叫开斯尼斯的偏僻小镇里，仍然有人存留着这些愚昧观念。
一个木匠很讨厌猫，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猫总是喜欢聚集在他的后院里，木匠对此感到很困惑：为什么受到骚扰的总是他？他思考再三，得出结论：折磨他的不是猫，而是女巫。他的女仆对此表示同意，还补充说，她亲耳听见那些猫在一起说人话。
后来这些猫又聚在后院时，木匠冲出去砍杀它们，群猫四散逃命，其中一只猫背部受了伤，一只屁股上挨了一刀，还有一只腿部受伤。 几天后，这个地区有两个老妇人去世，她们的尸体被抬出来，人们发现一位的背部有伤，另一位臀部有新疤痕。木匠和女仆很高兴，认定她们就是那三只受伤的猫中的两只。这个消息传遍了全国，所有人都加入了搜寻女巫的队伍。
很快，一个老太婆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她摔断了腿躺在床上，而且面目可憎，一看就是女巫。大家公认她就是受伤的第三只母猫。有人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木匠，木匠说，他记得很清楚，他用刀砍伤了一只猫的腿。人们听完了这话，立即就把老太婆从床上拉起来关进监狱，第二天，她在监狱里被折磨而死。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经过一番艺术化处理的形象，毫无疑问具有着神奇的力量，它们能够在群众心里激起最可怕的风暴，反过来说，它们也能平息风暴。在历史上，因为各种词语和套话的力量而死去的人，他们的尸骨甚至可以重新建造一座胡夫大金字塔。
事实上，即使是说理与论证，也战胜不了那些鲜明的形象。因为它们是和群体一起隆重上市的。只要一看到它们，人人都会肃然起敬，俯首而立。 许多人把它们当做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的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鲜明的形象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来到它们面前。 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第二：词语和套话 在第一点中我们谈到了语言的作用，谈到了它可以激活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或是让它变得更鲜明，我们也初步见识了它的威力。
事实上，语言的作用还远远不止于此。除了诱发其他形象之外，有一些词语本身就是某种形象的代表。
民众往往会把自己潜意识中的希望，寄托在几个似是而非的词语上。有的时候，那些最不明确的词语，引起的反响反而最大。
比如说，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搞不清它们究竟在说什么。然而，正是这区区几个词语，却蕴含着神奇的威力，它们被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全被它们集于一身。
如果我们对历史有所了解，就会知道这些热门的词汇，已经和它们原来的意义完全是两码事。
让我们先来说说“共和”这个词，它是古希腊人创造出来的，而古希腊人的共和国，本质上是一种贵族统治的制度，是由一小撮团结一致的暴君统治着一群绝对服从的奴隶构成的制度。
说到底，希腊的共和只是几个贵族的共和，却建立在民众的奴隶制之上，没了这种奴隶制，这种所谓的“共和”一天也不能存在。 接下来是“自由”，这个词同样诞生于古希腊，然而在那个国家里，民众从来也没有过
思想上的自由。如果谁敢于讨论城邦的诸神、法典和习俗，那么他就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类似这样的自由，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又怎么能划等号呢？ 再比如说“祖国”，对于古希腊的雅典人或斯巴达人来说，他只崇拜自己的雅典城和斯巴达城，拒绝把对方人认作自己的同胞，而其他的城邦也是一样，它们互相敌视，彼此征伐不断，甚至从未曾统一在希腊的名义下。 而在西欧地区，是许多相互敌视的部落和种族组成了高卢，它们有着不同的语言和宗教，凯撒能够轻易征服它们，正是因为他总是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盟友。罗马人缔造了一个高卢人的国家，是因为他们使这个国家形成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统一。 即使在两百年前，人们也不存在什么“祖国”的概念，过去跑到外国去的法国保皇党人，他们认为自己反对法国是在烙守气节，他们认为法国已经变节，因为封建制度的法律规定，诸侯要效忠自己的君主，而不是某一块土地，因此有君主在，才有祖国在。可见，祖国对于他们的意义，不是与现代人大不相同吗？
可见，词语的意义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时代和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对于人类来说，它只有变动不定的暂时含义。 因此，我们若想以它们为手段去影响群体，我们必须搞清楚某个时候群体赋予它们的含义，而不是它们过去具有的含义，或精神状态有所不同的个人给予它们的含义。 在这方面，历代的政治家都颇为精通。
假如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发生了变化，开始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而有些东西又实在没办法改变，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这些词换个说法，用新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
比如说，在大革命之后，执政府把令人生厌的“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换成了“盐税”，过去的“徭役”改成了“间接摊派”，而商号与店铺的税款，也被起了个新名字叫做“执照税”。
这些新名词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有效地防止群众产生反感。
可见，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流行用语，或至少对再没有人感兴趣、民众已经不能容忍其旧名称的事物保持警觉。名称的威力如此强大，如果选择得当，它足以使最可恶的事情改头换面，变得能被民众所接受。 那些身处大革命风潮中的雅各宾党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爱”这样的流行说法，才能够建立起堪比禽兽的暴政，建立起宗教法庭一样的审判台，干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来。 在上面的例子中，时间促成了词意的变化，如果我们再考虑到种族因素，我们就会看到，在同一个时期，在教养相同但种族不同的人中间，相同的词也经常会代表着不同的观念。比如说今天使用如此频繁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就属于这种情况。 拿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来说，在前者看来，民主是说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的意志和自主权。 这就是说，代表了民众的国家要支配一切，控制一切，要集中权力，要垄断并制造一切，在这样的民主制度下，不论你是激进派，还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是铁杆的保皇派，一切党派一概要服从国家。
而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尤其在美国人看来，民主说的却是个人意志的有力发展，这种发展是超越一切的，国家要尽可能服从这一发展，除了政策、军队和外交关系外，它不能支配任何事情，甚至公共教育也不例外。
这样看来，同样的一个词，在这个民族就代表着个人服从国家，而在另一个民族，却是指国家对个人的彻底服从。
我们现在知道了，词语唤起的形象往往独立于它们的含义。这些形象因时代而异，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