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分标准，强调了客观被动性的自然增值属于一方的个人财产。之所以司法解释条文中没有出现“主动增值”的字眼，主要考虑到主动增值的原因包括进行生产、经营或者投资行为等，有些概念是交叉重合的。司法解释采用规定孳息、自然增值除外的方法，便于法官具体操作及统一裁量尺度。
对一方用婚前财产婚后购买房产所带来的收益，需要区分是投资购房还是家庭居住。在将婚前房产用于非自住的投资用途时，另一方有权主张其投资收益。比如，夫妻一方用婚前个人存款婚后购买反租式酒店公寓，期间获取租金收益，虽然房产的所有权是一方个人的，但投资收益归属夫妻双方。有的炒房客用自己的婚前财产在婚后不断买进卖出房产，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获收益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比较公平。
从目前“国五条”的有关规定来看，出售家庭唯一住房及满5年的，不收交易差价20%的税。参照该规定的精神，如果一方个人所有的房屋用于婚后共同居住，虽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过N次交易，但始终属于家庭唯一住房，离婚时对房屋增值部分，认定为个人财产比较适宜。
五、关于夫妻一方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他人的处理规则
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夫妻一方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他人的纠纷，比如有配偶的一方与他人婚外同居，为了保持或解除这种同居关系，瞒着配偶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发生纠纷后诉至法院应如何处理，实务中的做法不一。我们认为，现行《婚姻法》第3条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夫妻一方在已有配偶的情况下与其他异性婚外同居，其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禁止性规定，这种同居关系属于违法关系，不受法律保护。
夫妻共同财产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因夫妻关系的存在而产生的。在夫妻双方未选择其他财产制的情形下，夫妻对共同财产形成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根据共同共有的一般原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应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夫妻对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夫妻双方无法对共同财产划分个人份额，在没有重大理由时也无权于共有期间请求分割共同财产。
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并不意味着夫妻各自对共同财产享有一半的处分权。只有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才可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确定各自份额。因此夫妻一方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他人的赠与行为应属全部无效，而非部分无效。
对此问题《德国民法典》有明确规定：“配偶一方不得处分其在共同财产中的应有部分和在属于共同财产的各个标的中的应有部分”；《瑞士民法典》也规定：“任何配偶一方不得处分其在共同财产中的应有部分”；《美国统一婚姻财产法》规定：当一方配偶对婚姻财产行使管理、处分权时，其在1年内以婚姻财产赠与第三人的礼物累计金额不得超出500美元，或者根据该配偶的经济能力，其赠与的数额是合理的、恰当的，除非配偶双方共同赠与第三人，超过该数额之其他赠与必须经由配偶双方共同赠与。否则，另一方配偶有权启动返还原物之诉或恢复财产原状，要求损害赔偿之诉。该方配偶可起诉行使赠与的配偶一方、受赠方或者双方当事人。
虽然我国《婚姻法》缺乏上述有针对性的明确规定，但《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规定：《婚姻法》第17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
超出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分，双方应当协商一致，一方单独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也是一种无权处分行为。在夫妻另一方事先不知情、事后未追认的情况下，根据《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精神，除非权利人追认或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否则该处分行为无效；《物权法》第106条也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当财产被他人无合法依据占有时，所有权人有权根据物权的追及效力要求非法占有
人返还财产，夫妻中的受害方可以行使物上请求权，以配偶和婚外同居者为共同被告，请求法院判令其返还财产。
涉及到具体处理问题，比如夫妻一方赠与婚外情人房产，究竟是返还房屋还是返还相应的购房款。我们认为，一般可分为两种情况：如果赠与人给受赠人钱款让其购房、购车等且登记在受赠人名下，赠与行为被确认无效后，受赠人应返还相应的钱款：如果赠与人是把原来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房屋、车辆等变更登记为受赠人，受赠人应返还原房屋或车辆等。
有观点认为，实际生活中一方不知道对方有配偶而“被小三”的情况也不鲜见，此种情况应区别处理，对“被小三”一方的利益该也得保护。我们不赞同这种观点，审判实践中对一方是否属于“被小三”的事实，认定难度比较大。另外，感情问题不是商业行为，有付出未必一定有收获，在当事人双方均为成年人的情况下，其应当明确预知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夫妻一方擅自赠与婚外情人大额财产，是否属于《婚姻法解释》（三）第4条“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从辞典的解释来看，“转移”一词是指改换位置，从一方移到另一方；另外还有“改变”之意。我们认为，一方擅自赠与婚外情人大额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与“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概念有重合之处，应当认定属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4条的情形，即构成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重大理由”，另一方可以要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六、关于夫妻债务问题
在离婚诉讼中，经常出现一方当事人持已生效的债务纠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或调解书，主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而另一方当事人则主张该债务系伪造或者为举债一方的个人债务。如果简单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会导致一些当事人恶意伪造债务，使婚姻充满风险。因此，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应注意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即举债一方应证明所负债务基于夫妻合意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
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在债权债务纠纷中，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除外的情形只有两种，即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或与债权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实际生活中这两种除外情形极少，从而导致在债权人起诉的案件中，绝大多数债务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实际上有的却是夫妻一方借的赌债或与债权人串通伪造的债务。我们认为，夫妻债务问题的确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一刀切。2003年底出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背景是，许多案件中夫妻双方恶意串通逃避债务，极大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经过一段时间适用后，审判实践中又出现了夫妻举债一方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权益的情形。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握尺度，平衡地保护债权人和夫妻中未举债一方的利益。
从理论上讲，夫妻之间享有家事代理权，在家事代理范围内一方对外举债应视为夫妻双方共同负债，而判断超出家庭日常需要范围一方所举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则应从《婚姻法》的立法本意来分析。一是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如果夫妻举债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不论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是否为夫妻共享，该债务均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二是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实际生活中，大多数民间借贷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即债权人信任债务人自身有偿还能力，而不是信任债务人的配偶有偿还能力。有观点认为，将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一概推定为共同债务，不仅违反了民法上债的相对性原理．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推定过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几乎免除了债权人在缔结债务时的一切谨慎注意义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效力只及于合同双方，对合同以外的其他人不产生约束力，即便其是合同义务人的配偶。债权人除了对自己的签约行为承担责任外，同时还应承担由交易产生的风险。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实施后，许多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对该解释第24条的规定提出质疑，认为其过分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而让婚姻充满了风险，不知情的配偶一方可能会为一段婚姻背上一辈子的债务。实际生活中因夫妻一方赌博、信用卡套现、高利贷等债务，导致无辜的配偶一方含辛茹苦为其还债。“这
个司法解释强调的仅是合同中有无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这一形式要件，而在实践中又不能排除签约方的债务确实并非用于婚姻共同生活的实质内容，所以就难免使非签约方的财产权利受到损害。”[2]在起草《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过程中，也曾考虑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进行一定程度的修订，但最终因为争议过大而搁置。
仔细研读《婚姻法》第19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换一个角度考虑，如果第三人不知道该约定呢？是否就得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笔者从立法者的书中找到了比较权威的答案：“在第三人与夫妻一方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时，如果第三人知道其夫妻财产已经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就以其一方的财产清偿；第三人不知道该约定的，该约定对第三人不生效力，夫妻一方对第三人所负的债务，按照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下的清偿原则进行偿还。关于第三人如何知道该约定，既可以是夫妻一方或双方告知，也可以为第三人曾经是夫妻财产约定时的见证人或知情人。如何判断第三人是否知道该约定，夫妻一方或双方负有举证责任，夫妻应当证明在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时，第三人确已知道该约定。本款中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是指夫妻一方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之间产生的债务，至于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还是个人债务，在所不问，即无论是为子女教育所负的债务，或个人从事经营所负的债务，还是擅自资助个人亲友所负的债务，都适用本款的规定。”[3]从《婚姻法》本身条文的结构来看，第19条规定在“家庭关系”一章，第41条规定在“离婚”一章。由此可知，《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是按照《婚姻法》本身的规定精神进行解释的，将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一方举证证明两种除外情形才能否定共同债务的性质，适用的是“推定”标准。债务诉讼不应当然沿用离婚诉讼的“用途”标准，因为“如果允许债务人通过离婚协议或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来移转或改变夫妻双方对外承担的连带清偿责任，债权人的权利就可能因债务人关系的变化而落空和丧失，这种不以自己过失为基础的权利丧失有悖公平和正义之法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