厥旨渊放 响逸调远

正始后老庄之学盛行，自嵇康、阮籍始，“师心”、“任气”成为魏晋名士行为的主要特征，举止从心源出发，而不以世情为据，以真气为根本，不从俗套而行，体现一种自适其性的行为模式，任性所之。{1}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说，玄学主流文化思潮对士人的心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及理想人格产生了极大影响，然而不同的个体对理论理解深浅不一，其人生态度、行为方式也不尽相同。{2}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对一切世俗礼教视而不见，抛弃礼教，追求精神上的逍遥自足。阮籍“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沉醉六十日以抗婚，为“贮酒三百斛”而求为步兵校尉，母终而饮酒食肫，“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晋书?阮籍传》）。终其一生，推崇儒家积极入世之思想，又因现实与理想的极大落差而生出消极避世之心，信奉儒家礼制又放浪形骸，行为怪诞。《咏怀》诗八十二首凝聚了阮籍一生复杂的思想变化和激烈的情感撞击，从中可以探析其人格特性。 一、厥旨渊放――儒家积极入世与老庄消极避世思想的激烈碰撞

阮籍出生于儒学世家，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幼有奇才异质，八岁能属文”；性笃学“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其思想渊源受父亲阮?影响。其父阮?建安七子之一，少受学于蔡邕，以尊儒

为其思想基础，但因动荡的社会现状、政治集团的不断纷争，又有隐居避世之倾向。尽管自幼丧父，但父亲阮?及“诸阮前世皆儒学”的家族影响，阮籍对儒家忠义观念推崇备至，即《晋书?阮籍传》中所述“籍本有济世志”，因此在前期的诗文创作中表达了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有着建安文人渴望建功立业的高情远意。“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咏怀》十五）这首诗推崇颜闵，以珠玉自喻。他还自比英姿飒爽的侠少，希望有文韬武略，渴望立功报国。“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晌。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咏怀》六十一）《咏怀》组诗中三十九、四十二首都是歌颂效命疆场的壮士和辅佐明君的贤相。在歌颂的同时，他还鄙视那些囿于一隅、老死一经的“乡曲士”、“蓬户士”，自己则愿有如一飞冲天的云间玄鹤，胸间的积极用世的人生抱负显而易见。但阮籍身处魏晋易代的乱世时期，司马氏为夺取政权，大肆诛杀名士，可谓“一时名士少有全者”。身为当时名士，阮籍虽多次拒绝仕途，但终究无法摆脱政治斗争的纠缠。同时，阮籍所代表的士族与皇权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使其内心产生巨大痛苦，“籍由是不与世事”，进而有种种怪诞不羁、狂放愤世的举止，“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这样的至纯至性，是常人无法理解的，却是阮籍内心无比痛苦的体现和宣泄。阮籍放达的表象之下掩藏着深重的忧

惧，其放诞既蕴含着自污以自保的意味，又借此表达对时政的强烈愤慨。{3}自身及家人生命朝不保夕的深度畏惧，致使阮籍的入世精神逐步由经世济国退化到极力保全自身及家人的境地，其实这也正是魏晋时期包括竹林七贤在内的士人们入世精神退化的主要原因。{4}

阮籍自幼所受儒家经典的教育奠定了其崇儒的思想基础，形成其积极入世的政治倾向，以及对个体生命和现实皆有的非常强烈的关怀意识，但现实的残酷与理想的巨大落差又使其产生了深深的忧惧和焦虑，促使其消极避世。因此，《咏怀》组诗中既有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和豁达“穷达自有常，得失有何求”，又有对现实的批判“丹心失恩泽，重德丧所宜”，还有其心理巨大变化的直接流露“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五言三十三）同时，《咏怀》组诗中游仙诗的比例亦不小，阮籍的游仙诗充满了难以超越现实生命的苦闷情绪，带有前人游仙诗中所没有的冷峻深沉、感慨淋漓的审美特征，“变庄子的体道境界为游仙境界，赋予这些作品自由、超脱、清虚、玄远的特点，为游仙诗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5}。儒家积极入世与老庄消极避世思想的激烈碰撞凝聚在《咏怀》诗中，构筑其诗风。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评价云：“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钟嵘《诗品上》云：“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