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的现代阐释
“文学是人学”是中国当代文论界一个重要理论命题。钱谷融受“双百方针”鼓舞在1957年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提出后，立即受到猛烈批判，随后成为理论禁区。新时期以来，随着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在文学创作中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个命题似乎在一夜之间又获得了新的理论活力，重新成为理论焦点。只是与刚提出时的遭遇不同，这一次，质疑与阐释并存。对高尔基是否说过“文学是人学”的考证，对命题学理逻辑的争论，随着生态文艺学的崛起对“文学是人学”忽视自然维度的指责，以及对于命题中“人学”理解的歧义，都引起过范围不同的论争。总结归纳这些论争给人很多启发，但也有意犹未尽之感。面对质疑被动防御似乎并不能找到这个命题永远确立的理由，反身回到现实问题域，现代社会人文精神的困厄似乎暗示了新的阐释之维。
当代学者刘为钦的《“文学是人学”命题之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基本囊括了以上提到的几种质疑，特别是其中第三部分“‘文学’与‘人学’的复杂关系图式”，集中探讨了以往争论的一些重点问题。但这种探讨似乎并没有将研究引向深入，而是引向了另一种似是而非的方向，对此有必要重新加以反思，真正回到现代人学的立场上，从人的自由与文学的自由性的维度，对这个命题的精神内涵重新进行现代阐释。
一、对命题学理逻辑的质疑与阐释
首先，刘为钦提出了一个总的问题：“文学”是否就一定等同于“人学”？［1］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与“文学是人学”是不是同一个问题？关键是对“是”的理解，刘为钦把“是”理解为“等同于”，所以提出了他的总问题，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如果“等同于”就是“=”，那么就会得到“文学=人学”的荒唐结论。文学怎么会等于人学呢？如果“文学=人学”，那还要提“人学”做什么？这从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何须长篇大论来反驳？“是”在特定情况下可以理解为“等于”，如“5加3的结果是8”，可以理解为“5+3=8”。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能用等号来代替“是”。如“苹果是红色的”，能说“苹果=红色”吗？同样的道理，这个命题里的“是”肯定不能看作“等于”，否则就犯了偷换命题的错误。进一步说，钱谷融对文学的认识针对的是季摩菲耶夫“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2］，即，“文学是人学”针对的是文学中“人的描写是工具”，这有没有问题？很显然，钱谷融认为人的描写不是工具，所以才提出“文学是人学”。只有理解了钱谷融的“不是”，才不会误解他的“是”。用“是”把“文学”和“人学”联系起来（我倒倾向于认为这个命题是他提出来的），只不过要强调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应当遵循的一个最重要的准则。钱谷融从来没有试图证明“文学=人学”，这在《论“文学是人学”》中是很清楚的。
据我所知，今天努力阐释这个命题的人们，没有一个在“文学=人学”这个方向上浪费心智。以童庆炳《“文学是人学”新论》为例，看看童先生的论证策略。首先，童庆炳认为，西方看待人和宇宙有三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上帝至高无上，人不过是神的奴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也就是科学的模式，把人看成自然的一部分，人与其他的生物都是科学认识的对象，科学才是至高无上的。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在宇宙中人才是核心，以人的经验作为对人、对神、对宇宙的了解的出发点，人是人自身的主人。“因为人是自身的主人，尊重人的不可估量的尊严，发挥人性的巨大的潜能，看重人所独有的良知，塑造人自己的生活，人应该成为自己命运的建筑师，成为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这种人文精神的资源最集中储藏在哪里？“应该说文学、历史、哲学、教育等一切人文学科的著作中都有人文精神，但最集中储藏在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童庆炳才认为“文学是人学”能够成立。［3］
童庆炳这篇论述“文学是人学”的文章并不长，但是却非常有启发性。简而言之，他的论述策略是：人学存在于文学之中。如果说钱谷融的论述更多地倾向于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角度进行，那么童庆炳的论证就主要落脚在文学价值上。但是文学价值的论证维度与钱谷融的维度又密切相关。因为，既然人学主要存在于文学作品中，那么作家创作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更多地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