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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非法经营罪之关系

作者：叶小舟

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2年第02期

案名：某某、祝某合同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7月，被告人罗某某与祝某经商议后成立了某软件开发公司并组织人员通过违法开展股票业务的方式骗取股民资金。在组织人员实施诈骗过程中，罗某某与祝某等人在公司不具有开发软件的能力、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的情况下，以4万元的价格，在外购买到所谓的炒股软件，欺骗客户说是其本公司自己研发的炒股软件。另外，罗某某、祝某在互联网上制作了该公司网站。并将虚假的资料、图片、信息放进公司的网站中，进行虚假宣传，欺骗股民。罗某某还制作了注册资金为500万元的虚假工商营业执照，祝某印制了欺骗客户所用的“话术单”，由公司业务员(包括公司业务部主任及升级手)按照祝某所教授的“骗术”向客户(股民)打电话，虚假宣称该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有专业的技术人才和股票分析师，公司在股票业有很好的业绩等，诱骗客户与公司签订合同，以2000至6000余元不等的价格购买该公司软件，客户被说服后便通过汇款的方式向被告人黄某所开设的个人账户汇款，后通过传真的方式与公司签订《软件定制单》或《软件销售合同》。之后，为达到骗取客户更多钱财的目的，该公司升级手按照事先的安排，通过一人饰演多种角色，冒充公司领导、高层人员或证券、股票行业知名人士等方式，进一步虚假宣传公司实力雄厚、有证券、股票专业人才和内幕信息，欺骗客户进行升级，签订合同购买价格更高的股票“软件”。上述嫌疑人以公司名义骗取北京市、山西省、福建省等30余省份的230名股民签订合同，骗得人民币共计293.3万余元。 二、诉讼经过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罗某某、祝某等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股票信息服务，骗取他人财物。同时，上述等人在非法经营过程中，客观上采取了夸大公司注册资金及实力、隐瞒公司没有有资质的股票业从业人员的事实等手段，诱骗被害人签订合同支付价款，从而达到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目的，数额巨大或特别巨大，其行为同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依法应以其中较重的犯罪即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2011年8月12日，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罗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祝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本案其他人涉案人员黄某、刘某某等9人以合同诈骗罪共犯论处，并依其罪行轻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至1年零5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至5千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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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裁判理由之法理评析

对于该案，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之规定，认为罗某某、祝某等人在非法经营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了夸大公司注册资金及实力、隐瞒公司没有有资质的股票业从业人员的事实等欺骗手段，诱骗被害人签订合同支付价款。诈骗行为利用了合同交易的形式，且其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被害人财物数额巨大或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

笔者认为，法院的裁判是正确的。具体分析如下： (一)本案不宜认定为诈骗罪

1.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犯罪客体的区分。根据《刑法》第266条与第224条规定之比对可见，合同诈骗罪相对于诈骗罪而言，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态，二者在理论上是法条竞合的关系。因此在犯罪构成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仍是有区别的，其中最根本、最直接的即是犯罪客体的不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单一客体，即国家、集体、个人合法的财产所有权，这一点没有争议。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具体内容还存在争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侵犯的客体是市场经济秩序和公私财物所有权；第二，侵犯的客体是合同管理秩序和公私财物所有权；第三，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第四，侵犯的客体是财产所有权关系和市场交易秩序，其中主要客体是市场交易秩序。这四种观点对公私财产所有权这一次要客体均的界定上基本一致，但对主要客体的界定则明显不同。笔者同意第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将主要客体等同于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这一类罪的同类客体，范围过于宽泛和笼统。第二种观点中“合同管理秩序”的表述已不适应合同法修订后的状况。第三种观点将侵犯客体界定为“制度”这一静态概念是欠妥的，应当界定为“秩序”这一动态概念更为恰当。第四种观点则准确的认定了犯罪的客体。合同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交易的重要手段，市场主体在签订、履行合同时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以保障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由此可见，合同诈骗罪侵犯的主要客体应当是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市场交易秩序。

2.准确界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都是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使对方当事人上当受骗、“自愿”交出财物。二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合同诈骗罪是利用合同，即以签订合同、履行合同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为手段骗取财物，而诈骗罪则是采取任何手段(金融诈骗犯罪和合同诈骗罪列举的方式除外)骗取财物。可见，是否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是区分二者的另一个关键点。笔者认为，并非所有涉及到合同的诈骗行为都应当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一概以合同诈骗罪论。而应当在准确界定“合同”的基础上，视具体案情而定。 从刑法的编排体例上看，合同诈骗罪被放置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是用来惩治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因此，该犯罪行为必定发生在市场经济领域内，并危及市场秩序。由此可见，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必须存在于市场经济活动中，它的签订与履行都必须受市场秩序的制约。国家合同、行政合同、赠与合同、调整身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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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民事合同等显然都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畴，只有具有规范市场秩序功能，体现财产转移或交易关系，并能够为行为人带来财产或可期待性财产利益的合同，才属于本文论述的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3.对“签订、履行合同”的理解。我国刑法对合同诈骗罪的行为方式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大体可以归结为利用合同作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媒介，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这里强调利用合同必须是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而不能是在其前或者其后。也就是说，是从合同一方当事人发出订立合同的要约直至双方当事人全面完成合同约定的过程。由此可见，在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签订、履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行为人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过程。

综上，结合本文案例的具体情节，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罗某某、祝某等人成立的软件公司以能够提供上涨股票信息为噱头。诱骗客户购买炒股软件或购买所谓的升级软件，并与客户签订了“软件定制单”或“软件销售合同”，由公司出卖炒股软件，客户支付相应价款。至此，双方建立契约关系并履行完成。这里，公司转移炒股软件的所有权于客户，而客户支付价款的行为，符合《合同法》第130条之规定，因此，本案中的“软件定制单”和“软件销售合同”是典型的商品买卖合同，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界定范围内。第二，罗某某、祝某等人在没有获得证监会的许可，其本身也没有专业的股票分析团队和具有相应资质的证券分析师的情况下，成立软件开发公司，虚构公司有专门的炒股老师带客服炒股、会定期不定期的发布最新的上涨股票等信息招揽客户，骗取客户购买炒股软件并签订销售合同，但却不能履行合同中约定的为客户提供股票咨询指导意见等义务。可见，本案中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至始至终存在着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和实际履约不能。第三，本案造成了数百名被害人29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同时，也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侵犯了财产所有权和市场交易秩序，符合合同诈骗罪关于犯罪客体的要求。由此，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适用原则，本案不宜认定为诈骗罪，而应以合同诈骗罪处理。 (二)本案不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1.本案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第225条第3款明确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构成非法经营罪。我国《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第3条第1款明确规定：“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必须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取得中国证监会的业务许可。”第12条明确规定：“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人员，必须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并加入一家有从业资格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后。方可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任何人未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的，或者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但是未在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工作的，不得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本案中，罗某某、祝某等人成立软件开发公司，该公司在未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公司所有员工也都没有证券投资咨询从业资格的情况下，销售炒股软件并承诺提供股票交易指导，属于从事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不能从事的证券业务，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