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从之。寄居苏、浙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由赣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

一般认为，客家有五次大迁徙，在瓯江上游地区，族群之迁则班班可考。

客家的第一次人口大迁移, 发生在两晋之交至南北朝，因著名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而扰动中原。

大批汉人因避战乱和灾荒, 从中原迁到江淮流域，迈出了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步。北方人口迁到南方的总数为九十余万，大约北方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人南迁，南方人口有六分之一为北方的侨民。后来这些南迁的人们被称为“流人”，出现了史载的“青徐流人”、“司豫流人”、“秦淮流人”。其中，原居住在中州（河南）及山西太原、长治一带的“司豫流人”，他们越淮渡江，有的到达江苏太湖区域，有些则到达浙江、福建沿海，还有其中一部分继续迁徙，后来就演化为闽南人。而这些“流人”就构成了客家先民的主体。

在“汀州人”大规模迁来处州之前，云和县境大多为徐姓所占，县城内现有两个村的地名为“大徐、小徐”，紧水滩镇内有村名为“徐湖”，并存徐候之祖庙，即为最好的佐证。处州徐姓，均为“青徐流人”之后。《徐氏族谱》云：“偃王开国，发迹下邳。溯当年，文法咸学，归附诸候，同引义士，建坊辟基上考。看此时，众支荟萃，苗裔尽朝宗。上核本支宗，统承伯益治水，溯当年，遥知平地成天祖武曾为神禹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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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成氏族，派自彭城，修文贻后裔，惟冀施仁，由义家声，丕振偃王风。”云和《邱氏谱序》云：“爰及东晋五胡乱华者，复渡江而西，由江西入南闽，散处于宁化之石壁，所谓邱家坊者，即吾祖继龙公之祖籍也。”

第二次大迁徙大约发生在安史之乱、黄巢起义时期至五代十国时期，其迁移的动因多是为避战乱和自然灾害。

唐王朝经“安史之乱”严重摧残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都走向衰败。在这种社会形势下，不堪重负的农民发动了以王仙芝和黄巢为首领的农民起义，这场起义历时十余年，给沿途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无数原籍于战区的无辜民众都遭受了死亡或逃难的悲惨命运；五代时期，各地割据势力为夺取或捍卫政权，各方军事力量内部之间常发生

战争，并且以各种惨无人道的军事与暴力形式施加于人民；长江流域的灾荒频繁发生，如在10世纪到11世纪，长江流域的水、旱、蝗灾多达数百次；闽粤赣边区，特别是闽西和粤东，在唐末至北宋时，相对安定与人烟稀少，于是，前一阶段从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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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的河南等地迁到长江流域聚居起来的客家先民，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再度向南大规模迁移。

（图：宁化石壁古驿道、凉亭）

汉人移民向闽、粤、赣边大量流入，迁徙路线大体上是三条：一是从都阳湖溯赣江而上进入赣南各县，有的再从梅岭关隘进入粤北；二是从都阳湖溯抚江、汀江而上，进入赣南于都、石城等县，再转到闽西的长汀、宁化，有的翻山越岭进入粤东北；三是经江西、浙江交界处, 越过仙霞岭，沿武夷山东麓进入闽西，有的沿汀江进入粤东。在第一次南迁时期走得不够远、仅到达河南南部的客家先民, 这一回也因为那里战乱而迁到客家大本营闽、粤、赣交界处。

《云和黄氏族谱》云：“泊乎九十二世祖侃公，由江夏迁至光州，始入闽，卜居邵武之和平。”后有：“化公，峭山九子，字维杭，生於后梁末帝乾化三年（９１３）癸酉正月十一日午时，居汀州宁化县石壁村，官至广州刺史。”古代光州辖区包括今潢川县、光山县、息县、固始县、商城县、新县、淮滨县七县全境和安徽金寨县部分地区。光州襟带长淮，控扼颍蔡，自古为戍守重地，从公元220年至1952年，光州历朝历代均为豫东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以证明，云和黄氏为第二次客家迁徙中的一个大族。

这一时期的移民，无论是规模还是路线都比上一次的迁移大得多、远得多。江西师范大学客研所许怀林教授在《客从何来》（广东经济出版社）一书中，对这一时期迁入大本营的人数作了统计：“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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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粤、赣边界九州，唐宋间由三万户净增十三万户，达四倍多”。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迁入，以及相对和平的环境，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导致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中国人口比重也变为南重北轻。而客家先民们叩开了赣闽粤边三角的山门，大举迁入闽、粤、赣交界处，促使客家大本营逐渐形成，为汉民族一个崭新民系的诞生准备了足够的人力资源。

第三次大迁移发生两宋之交至明朝中叶。这一时期，北宋国力软弱，最终导致北方民族入侵，元兵入主中原，实行元朝政权的野蛮统治。动荡的社会促使更多的中原人迁入较为平和的南方，更多的汉人涌入客家大本营，与当地的畲族、瑶族等土著民族相融合。不过，客家大本营的人口聚集过多，导致有的客家先民从客家大本营迁往粤东北、闽西、赣南等地，而且人数逐渐增长，如闽西汀州，在南宋德祐年间，人数更达到223432户，比起北宋元丰年间增长了2.7倍。

这一次的大迁移带来的影响有：从中原进入客家基本住地的长距离迁徙现象已近式微，变为多由客家基本住地向外地扩展；在大本营内的人口大流动中，客家民系走过了孕育、形成、完善的路程，实现了由“自在”到“自为”的飞跃，客家民系正式形成。在客家大本营中，始终秉持着魏晋“衣冠士族”所持有的清流思想和因两宋积弱而激发的民族自尊，致使客家民俗表现出与当地民俗所不同的色彩，如语言上保持了中原古音，精神文化上保持了汉族传统的内核，如“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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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湖《李氏宗谱》中的多篇谱序载明：“唐高祖承尧皇帝，名渊，字淑德，陇西成纪人也……盛于唐，后稍觉式微，至宋高宗时，忠定公纲为相，又復振家声，生五男，长火德公，由宁化移居上杭丰稔市丰朗岗头……鼻祖原居闽汀州上杭县岭背坑。”明确说明，这一时期，客家人开始由石壁村开始外迁。小顺《谢氏谱序》云：“以继南宋，而有灵运公，注史大夫，住金陵乌衣巷，贤豪济济，世人皆仰曰‘乌衣子弟’。”说明谢氏是随着南宋朝廷南迁的要员。

第四次大迁移则发生于明末清初时期。这一时期的客家迁移活动，最初因为清兵入关，对汉族实行的异策，激发了客家人维护汉族统治的民族自尊。东南沿海的战乱和明末时期张献忠入川，战争连年不断，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清廷就采取了“移湖广填四川”的政策，鼓励湖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入川垦殖。所以这一时期的客家人主要是迁出大本营向外发展，主要迁移路线有：由闽西、粤东进入粤北，再进入到桂东北、桂东，乃至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追随郑成功家族迁徙到台湾，成为台湾较早的一批客籍移民；从闽西、粤东回流到赣南；客家农民在“移湖广填四川”的政策下，迁入了湖广交界地带或者是四川，在四川形成了一个个的“飞地”或“方言岛”。

而这一次的大迁徙所带来的历史影响主要有：由于客家人大量迁徙, 使很多棣莽之区得到开发。客家人从大本营相继迁入广西、台湾、四川等地“ 垦荒贸易”，对于进一步改变广西、台湾、四川的经济面貌起了很大作用；历史上客家人的几次大迁徙，与南方的畲、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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