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各阶级、民族、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兵学家关于战争和军队等一系列军事问题的系统理性认识。是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人们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它随着社会的前进，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的发展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而逐渐深化，反过来又指导各时期的军事实践，对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产生深刻影响。它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历史上频繁激烈、规模巨大、空间广阔、形式多样的战争实践是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所经历的独具特色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形态，几千年高度集权的政权体制,以农业为主,兼有游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结构，以汉民族为主、多民族共存的民族构成，尚德、勇于反抗侵略和压迫、爱和平、重谋略、荣誉心和凝聚力极强的民族心理素质，长时期领先的科学技术，以长于理性概括和辩证思维为突出特征的诸子思想的相互斗争和融合，平原沙漠、江河湖海、崇山峻岭皆备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气候条件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决定和影响着它的发展趋势和特色。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是兵书。它出现早、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哲理性强。散见于其他典籍中大量的论兵篇章，史书中关于军事人物、战争、军事制度等方面的记载，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军事思想内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萌生、形成、充实提高、系统完善四个历史时期。萌生时期 大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8世纪,即夏、商、西周时期。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部落间的战争，人们

对军事问题也开始有了一些初步思考。夏王朝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成为国家机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周时已有师、旅、卒、两、伍等编制，青铜兵器广泛应用于军事。著名的战争有甘之战、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周公东征等，作战样式有步战、车战，多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交锋。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也开始萌生，在甲骨文、金文和《尚书》等古代史料及大约在西周时期出现的《军志》、《军政》等兵书中都有反映。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是：①在对战争的看法上，强调天命、申张正义和保民。《尚书》的《甘誓》、《汤誓》、《泰誓》等都提出以天命作为出兵征战之由，以“恭行天之罚”、“吊民伐罪”、“保民”相号召。军事决策和行动要以天象和占卜的吉凶定取舍。②治军上强调齐众以律，“师出以律，失律凶也”(《易·师》)；“尚桓桓”(《尚书·牧誓》),以成威武之师；严赏罚,“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尚书·甘誓》)。③战争指导上，以重礼信仁义为主导思想，主张“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不穷不能”，“成列而鼓”(《司马法》)；战争实践中也已注意到以谋取胜。鸣条之战、牧野之战，都采取了阴蓄其力、争取与国、剪敌羽翼、运用间谍、侦察敌情、掌握时机、攻其腹心等方略。《军志》、《军政》中有“允当则归”，“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地利为宝”等谋略思想的记载。④在作战指挥上，已注意到前锋和主力、车兵与徒兵的配合及阵法的应用。由于这一时期战争样式简单，规模比较小,持续时间短,人们对军事的认识还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形成时期

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中。争霸、兼并、统一战争激烈，用兵数量增多；铁兵器应用日益广泛，军事技术和筑城等均有进步；军制上，步兵、骑兵、水师逐渐分离为独立兵种,步、骑、车配合作战,形式多样；打破了“兵民合一”兵制，出现了募兵制和郡县征兵制；战争指挥复杂，要求高，将帅专职化；学术上百家争鸣等，促进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以《孙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兵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理论体系的初步确立。对战争的认识逐步深化 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师直为壮，屈为老”；“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战国时兵学家进一步将战争区分为“义”和“不义”,指出：“禁暴救乱曰义”(《吴子·图国》),“义者,兵之首也”(《孙膑兵法·下编·将义》)，并由此确定了自己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对战争的起源问题,提出“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吕氏春秋·孟秋纪》)的观点。对战争的起因问题，认为由于人民众、财货寡、事力劳、供养薄，故民争而不免于乱，已注意到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探讨战争的起因。在对战争与政治、经济、地理的关系和制胜因素的认识上，指出国家安危“在德不在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战法必本于政胜”(《商君书·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