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彻底的。她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没有明确的生活理念，也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祥林嫂在《祝福》中唯一的一次“笑”，是后来柳妈的盘问，勾起了她曾经在贺家的那“幸福美满”的一段生活：“他们娘儿俩，母亲也胖，儿子也胖；上头又没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有家有夫有子，对于旧中国的妇女祥林嫂来说已经满足了，所以她才会舒心地“笑”了。这或许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祥林嫂的生活观，然而毕竟是零碎的。 祥林嫂两次丧夫，应该说面临的是两次重大的人生道路的选择，而她，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并没有好好地思考自己前途，而是选择一逃再逃。祥林嫂走的仍旧是那么一条老路，她没有主动的去探索新的生活方式，更没有找到那条适合于她走的路。或许正是因为祥林嫂走的总都是那条老路，所以才会处处遇难。祥林嫂几次到鲁镇，都是“顺着眼”，对于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她都总是逆来顺受，没有做出应有的反抗。有家有夫有子，对于旧中国的妇女祥林嫂来说已经满足了，所以她才会舒心地“笑”了。这或许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祥林嫂的生活观，然而毕竟是零碎的。从祥林嫂的整个人生历程来看，她也并没有真正的主动的去争取过：丧夫就选择逃，再丧夫再逃，最后鲁家不要她，她还是“逃”。

从祥林嫂的整个人生历程来看，她也并没有真正的主动的去争取过：丧夫就选择逃，再丧夫再逃，最后鲁家不要她，她还是“逃”。祥林嫂处世态度过于被动体现了她自身的懦弱。祥林嫂面对自己的困境没有主动的去改变，本身就是一种懦弱。实质上，正是因为祥林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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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的懦弱，正是因为祥林嫂的这种懦弱已经成为了一种惰性，才会在生活中一步一步地使她跌入悲剧命运的深谷。 （二）封建社会本质

祥林嫂所在的社会，始终受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束缚，农村的劳动妇女所受的压迫最深，痛苦最大。她们不仅没有地位，而且没有人身自由。祥林嫂生活的年代，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刚刚结束了二千年来的皇权统治，但并未改变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五四运动，虽然对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封建思想发动了有力的冲击，但也远没有将这些污泥浊水荡涤净尽，当然更谈不到封建制度的溃灭。政权还是掌握在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的手里。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绳索，而农村的劳动妇女所受的压迫最深，痛苦最大。她们必须从一而终，不能改嫁，如果是再嫁寡妇，就更加受人歧视，甚至连劳动和生活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这种畸形的社会文化思想，注定了祥林嫂悲惨的命运。无论在哪个社会发展阶段，都有其固定的文化和思想，社会文化思想构成了社会存在的主要因素。

（三）封建礼教 当时的社会环境

二十世纪最初一、二十年的鲁镇，是一个封闭式的社会。在这里，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传统习俗，而封建的等级关系则仍旧是天经地义的观念；男人很有尊贵的地位；婆婆为了赚钱，可以用买卖方式将新寡的媳妇强行再嫁；男尊女卑，长尊幼卑，上尊下卑的封建等级关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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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镇的人与人之间是被异常严格地遵守着的。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初年兴起在中国大地上的变革飓风，暂时还没有影响到鲁镇这个地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些震动全国的事件，似乎并没有在鲁镇人们心灵的湖面上吹起半点漪澜。民主革命的风吹不到鲁镇的上空，一切封建旧物都没能受到冲击与洗刷。因此，当“我”离开了五年之后重又回到鲁镇时，最强烈的感觉是一切“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可见鲁镇是一个停滞的、凝固的、封闭的地方，它是当时众多中国偏僻而落后的一个角落。

传统封建思想和意识

鲁镇人们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但鲁镇受到理学严密的思想统制。鲁镇的迷信气氛浓厚，在年终时，鲁镇的人们家家忙碌，都在“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的好运气”。然而，我们同时也看到，鲁镇人们这种对人欲的肯定，这种对人间幸福的追求，并不是寄希望于人的力量和人的斗争，而是寄托在对神的祈求。因而这种追求幸福的合理愿望是包裹在各种散发着浓厚的迷信色彩的活动中的。

在婚姻关系上，它就要求女子从一而终，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论，以牺牲妇女的幸福为代价来维护“夫为妻纲”的神圣法则。因此，寡妇祥林嫂的再嫁，在讲理学的鲁四老爷看来就是“败坏风俗”，理应受到歧视。因为女人拜祖先、拜福神是不吉利的，是对祖先的大不敬，这种“不许忏悔”正是理学不同于其他宗教的一种特殊要求，因而祥林嫂即使捐门槛赎罪，也仍然未能得到鲁四老爷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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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和饶恕，她始终被看成是“不干不净”的浊物，而这正是造成祥林嫂悲剧的致命因素。

从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的宗法制度正是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绳索把祥林嫂活活地勒死的。叼走阿毛的是狼，夺走贺老六的是疾病，把善良的祥林嫂逼上死路的是比狼和疾病还要凶残的封建礼教。祥林嫂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更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她的悲剧，表现在她不仅受到封建主义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更遭致封建礼教与神权迷信的残酷精神虐杀。她周围的世界，也被封建伦理道德所支配。在这个冷漠无清的世界里，她不仅生前哀苦无告，还须怀着更大的恐惧走向死亡。从肉体到精神都被封建礼教与神权迷信摧残虐杀，正是她悲剧的根本所在。祥林嫂的悲剧还在于，她一生顺从封建礼教，到头来却被封建礼教活活吞噬。她受尽封建礼教与迷信的迫害，却又被摧残麻木得自觉和不自觉地去维护封建礼教与迷信的迫害。比如，她反抗再嫁，固然表明不愿被婆家当作牲口一样地出卖，要维护自己作为“人”的起码的尊严，但支配她采取“出格”的反抗的内在原因，还是那种“从一而终”的封建观念。祥林嫂花了极大的代价去捐门槛，也表明她信服了神权迷信，要以门槛作为替身，“给人千人踏，万人跨”，好赎自己一世的“罪名”，免得死后到阴间再受酷刑。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高压与愚弄，就是这样残害、扭曲了祥林嫂的灵魂。通过这一完整的悲剧性格，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道德极端虚伪、残酷的本质，向整个封建宗法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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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围环境

鲁四老爷

鲁四老爷，是造成祥林嫂悲剧命运的罪魁祸首。在他的思想里，一个人的生命还不及要维护封建礼教来得重要。 从头到尾，从鲁四老爷对祥林嫂的态度，以及他的书房的摆设都可以看出，鲁四老爷是程朱理学的一个忠实信徒，封建礼教的坚定的卫道士，是他一次又一次地把祥林嫂推向了命运的苦海。对祥林嫂他的态度始终是蔑视。第一次见到祥林嫂他就“皱了皱眉”，“ 四婶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讨厌她是一个寡妇。但是她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便不管四叔的皱眉，将她留下了”；当得知祥林嫂被抢走了，他的第一反映便是“可恶！然而??”。他的一句“可恶”所表现出来的憎恨，便昭然若揭；他的这种不满在祥林嫂第二次丧夫后再回到鲁镇时表现得更加明显了。后来第二次丧夫，又没了孩子的依靠，她不得不再次到鲁镇帮工。从她“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的“眼光”里，我们不难看出，这时她忍受的精神痛苦，比第一次出现在鲁镇时更为深重，她的悲剧命运进一步发展着。

“我”

《祝福》中接受过新思想的“我”对祥林嫂是同情的，“我”不愿背负这样沉重的责任，所以用一句 “说不清”来打发。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种不敢面对现实的心理，是祥林嫂可悲下场的最致命一针。这个离开五年后重回鲁镇的知识分子身上即带着外界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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