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县志

明代倭寇祸莆（草稿）

（反侵略反压迫斗争史资料之一）

莆田县县志编集委员会

196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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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倭寇祸莆（草稿）

明代倭寇之骚扰，是莆田历史上最大兵祸之一。其对莆田的骚扰，开始于明初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而以明中叶嘉靖二十二年至四十一年最严重。这20年时间里被兵达15次，其蹂躏地区，东至江口、涵江，南起南日岛、平海、笏石、黄石至莆郡城，沿这两线的各乡村以抵于滨海各地，概遭其劫掠。最后一次，莆田郡城被陷二个月，自11月至第二年4月，寇还据莆不退，调浙、赣等地兵来，才平定之。20年间倭寇15次祸莆，烧杀劫掠，极其凶残，人民起来抵抗牺牲的，被掳被杀自杀的数以万计，财物被劫去，被破坏烧毁的更难胜记，给莆田人民以很大的灾难。特别最后一次陷城，城内外尸首枕藉，腥秽不堪，群众财物，官家库藏，被劫无遗，民房、官署、祠宇、寺观、典籍，焚毁殆尽。倭寇对福建的骚扰，北则福宁、福安、宁德，南则惠安、南安、同安，以及福州、福清、仙游、永春等地皆被兵，受害的不单是莆田，但莆田却是被祸最烈，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最为惨重。

一、 倭寇的来历

考倭寇在唐代就有了。唐林披述刺史黄峰迁居云：“自桂州航海归，道颉洋，避倭兵，风浪飘荡，登延福山，爱山水之秀，因居焉。”又林藻行述云：“从南越海道归，见蒲田延福山山水之秀，因家焉。”南越就是现在的广东，延福山就是我县现在的囊山。可见唐时倭寇就出没沿海一带。但倭寇成为侵扰我国之外患，却还是在明代。盖自元至元到大德，30余年持续对日本用兵后，日本同我国的关系就很紧张，禁其人民同我国通商，纵其边民侵扰我国沿海。元中叶后，其国分为南北朝。至明初，南并于北，遗臣流落海上，和海盗合伙，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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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之势更盛，屡次骚扰我国沿海各州县。明太祖即位的第二年，即颁谕日本，努力改善中日关系，并派使臣持诏责问日本寇侵沿海的问题，日本不答。于是明太祖就在沿海整饬海防，置兵防倭。洪武二十年，派江夏侯周德兴来福建。当时江侯到莆田相度地形，增筑平海、莆禧城寨，加强海防工作。至永乐初日本受明朝封赐，辽东总兵刘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埚后，于是寇掠才见稀少。我县也是从明永乐八年10月倭寇在平海舣岸，被平海卫指挥同知王茂击溃后，一直至嘉靖二十二年的130年中就都没有倭警。至明中叶嘉靖二年，中日通商决裂之后，倭祸才又开端。谷应太《明史纪事本末》、《沿海倭乱》记载：“世宗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5月，日本诸道争贡。……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僧宗设，右京兆大夫高贡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宋本中国人，投奔日本而归附日本者，此次竟充日本贡使来中国），先后至宁波，争长不相下。故事，番货至市舶司、阅货及宴坐，并以先后为序。时瑞佐后，而素卿狡。贿市舶太监先阅佐货，而宴又坐设上。设不平，遂与佐相讎杀，太监又以素卿故，阴助佐，授之兵器。而设众强，拒杀不已，遂毁嘉宾堂，劫东库，逐瑞佐及余姚江。佐奔绍兴，设追之城下，令缚佐出，不许，乃去，沿途杀掠至西霍山洋，杀捕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执指挥袁进、百户刘恩，又自育王岭奔至小山浦，杀百户胡源，浙中大震”。就是因为这一段纠纷，嘉靖下令罢市舶司，禁止对日通商。但是市舶司罢去，对日通商却禁不绝，沿海豪势之家仍同日本商人交通，日本海贾仍然往来自如，由此又再挑起了倭寇对沿海的骚扰。《明史纪事本末》、《沿海倭乱》又载：“自罢市舶后，凡番货至，辄主商家。商率为奸利负其债，多者万金，少不下数千。索急，则避去。已而主贵官家，而贵官家之负甚于商，番人泊近岛坐索其负，久之不得，乏食，乃出没海上为盗，辄搆难，有所杀伤，贵官家患之，欲其急去，乃出危言撼当事者，谓番人迫近岛，杀掠人，而不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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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驱之，备倭固当如是耶？当事者果出师，而先阴泄之，以为得利，他日货至，且复然，如是者久之，以嘉靖二年后，倭寇的骚掠就频繁起来了。山东、江苏、浙江受扰较早，及浙江倭大恨，言挟国王资而来，不得直，曷归报？必偿取尔金宝以归。因盘踞岛中不去”。所巡抚胡宗宪招降毛海峰，计杀陈东麻叶，复杀毛海峰、王直，浙江及江南的倭祸才平定。而其余党就窜来福建，于是倭祸中心移来福建。所以莆田受蹂躏最利害的，是发生在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5年）以后，而在嘉靖三十年至四十二年特别严重。

所谓倭寇，日本人实际只是其中一部分，有很大部分是我国人和他们同伍，或入海同真倭一起为寇，或潜在大陆做奸细。祸莆倭寇中也有莆田人和漳泉人。莆田各地都潜有内奸。《明史·日本列传》载：“大抵真倭十分之三，从倭者十分之七，倭战则驱其所掠之人为军锋，法严，人皆致死，而官军素惴怯，所至溃崩。”陈伦炯《海国见闻录》云：“倭寇者，薩峒马岛人也。其始市舶于永嘉，薩岛渔者18人，被风吹入中国，奸人引以为乱，髠鬚矱额，什以旁近土语，迁相攘掠，群称倭奴。”《皇亲文献通考》说：“明代入寇者，薩摩肥后长门之人居多。市舶所集，内奸勾引故也。”再看赵翼《廿二史劄记》：“嘉靖中倭寇之乱，先有闽人林汝美、李七、许二诱日本倭劫海上，继有汪直、叶碧川、王清溪、谢和等据五岛，煽诸倭入寇。又有徐海、陈东麻叶等偕倭入巢柘林、乍浦等处劫掠。内地亡命者附之，如萧显、池南山、叶明等实繁有徒，……是奸民不唯向外番滋事，且引外番为内地害矣。”（原注：郑晓传谓倭寇中国，奸民利倭贿，为之乡道，以故倭人所据营砦皆得要害，尽知官兵虚实，倭恃汉人为耳目，汉人以倭为爪牙）。可见真倭是不多，内奸参加勾引，并互为耳目、爪牙。《明史纪事本末》、《沿海倭乱》记载：“番人……盘踞海岛中不去，并海民生计困迫者纠引之，失职衣冠士及不得志生儒亦皆与通，为之向导，时时寇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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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诸郡县。如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华人，僭称王号，而其宗族妻子田庐，皆在籍无恙，莫敢谁何。”日本史也载：“明太祖欲通涄日本，道阻不通，当时日本边民侵明之沿海，明称倭寇，甚畏之，足利义满统一南北朝之后，遣使于明成祖，修邻交。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边陲诸侯亦各自通于明，得其勘合符，盛行贸易，明之奸商结连朝臣，给日本之商民，睹物不偿价，于是日本商民愤怒，剽掠其沿岸。当时足利氏威令不行，四方不逞之徒，皆集于明之海岸。明之臣不平者，亦来投，倭寇势益猖獗。嘉靖间最盛，至嘉靖四十二年戚继光痛击之，破倭于平海卫，其难始止。”日本史的记载也与明史相同。可见所指倭寇，实际有日本人，也有我国人与之同伍。人数不但占大多数。而且如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还称王。再从通倭的人来看，任何阶级都有，官僚、地主、富商、大贾、凶徒、逸囚、流氓、无赖等都参与。《嘉靖东南平倭录》载（见《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小民好乱者，相率入海从寇，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倭奸细，为之向导。于是汪五峰、徐必溪、毛海峰之徒，皆我华人，金冠龙袍，称王海岛，攻城掠邑，莫敢谁何，浙东大震。至是巡按御史陈九德请置大臣，兼制浙、福，乃以朱纨为御史，巡抚浙江兼领福、兴、泉、漳。……时浮人通番，皆自宁波定海出样，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往往诸达官家为之强截良贾货物，驱令入舟。纨因上言：“去外夷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之盗易，去衣冠之盗难”。国内有“衣冠之盗”说得很明显。莆田受倭祸，也同样是这种情况。康大和《重建郡治记》云：“倭寇内侵，土民向导。”《戚少保年谱》及莆旧志载：“嘉靖四十一年，寇由三江口入屯，……是时福清、莆田、惠安三县各大村皆散布寇党”、“ ……船户请郡愿各奋身决死战，一鼓而前，歼贼百余级，侯熙兵阴遮道翼贼，船户反胜为败，多伤退。又虎匠数百人入杭头，以毒矢中贼，贼大溃，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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