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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不抵抗”原因透析
作者：朱宇
来源：《学理论·下》2017年第03期
摘 要：张学良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他政治生涯中许多做法都值得人们深入探讨。本文拟对他“九一八”事变“不抵抗”表现，做一考察分析，从侧面追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阴谋历史，使我们对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表现有更多了解，这不但有助于全面正确评价历史人物，也会引领后人对一些历史事件进行思索，审视历史，警策未来。 关键词：张学良；不抵抗；误判；军事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3-0147-02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经过长期精心地准备、策划，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短时间里，东北沦陷、华北危机，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中。因此，人们对张学良的“不抵抗”发出了多种多样的责难，使张学良将军陷入极其困难与尴尬境地。关于“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不抵抗”的错误与责任，历来有许多说法。本文拟对张学良“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原因进行分析，以正确评价历史。 一、张学良不抵抗政策形成的社会基础
“九一八”事变前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帝国主义的经济占绝对优势。中国的财政金融，铁路、航运、轻工业，石油、电力、钢铁等统统由外国操纵和控制。中国重工业非常落后，几乎等于零。日本投资绝大部分集中于东北地区。日本在东北设立的工厂达二百九十家之多。日本的银行遍设东北各地。一方面投资铁路、矿山、扶植日本工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发行纸币，吸收存款，以控制东北的金融和财政。此外，日本对东北土地的掠夺也很猖獗。为掠夺土地，特设东洋拓殖会社。所谓“拓殖”，就是“开拓领土，移植人民”。有资料显示，九一八事变前所谓日本侨民在东北就有二三十万人。他们按照关东军的军事旨意，不断制造事端，日本以“日侨生命财产有受侵害之虞”为借口，直接武力干涉，扩大侵略方针[1]。“满铁”名义上是单纯的经济机构，实则和日本关东军等一起成为侵略东北的主要渠道。它除了进行经济侵略，掌握侵略动态，还广泛地进行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侵略活动。它还用巨款收买汉奸、拉拢中国军阀官僚，为日本侵华政策效力。“满铁”在长期侵华活动中，不断扩大、膨胀。1931年时，已成为一个拥有四亿多资本、三万四千八百名职工的庞大机构。它按照日本侵华的宗旨，极大地发挥了它的能量，威慑着东北的政治形势。
我们再从张学良的家底看看东北的经济状况。自从1916年张作霖督理兼奉天巡按使起，到张学良掌管东北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止，前后达十五年之久。但在军阀混战中，庞大的军费开支严重地损害了东北经济，一度产生通货膨胀、外债累累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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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学良对日本最高层决策的误判和对国际势力作用的幻想
1920年的经济危机造成日本多方面困境。日本统治阶级认为：要想从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缓和国内矛盾，必须把国内斗争引向国外，其具体实施办法就是武装占领中国东北。这样，关东军恶化了一系列活动，制造事端。皇姑屯事件目的是趁炸死张作霖之际，造成东北政局混乱，借口“维持治安”，出兵占领东北。但这一阴谋由于主客观条件不成熟而没有达到预期之目的。另外，日本又制造万宝山事件，中国当局为避免纠纷，以忍让态度与日本领事馆交涉，而事件中，日本指责外相“软弱”，应逼近中国给予无限的利益。日本随后又蓄意制造了大兴安岭地区中国边防军处死日本军事间谍为导火线的所谓“中村事件”。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确曾一再告诫张学良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1931年7月12日，在一次电话中，蒋介石指示张学良要避免引起冲突，现在还不是与日本作战的时候。“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又发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挑衅东北，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2]这应该说蒋介石的指示是张学良力避与日本冲突，不奋起抵抗的重要因素。但是，纵观张对日本一系列的挑衅事件的忍让过程，直至“九一八”事变坐失江山，也是由他个人的错误估判所造成的。
这种误判有两点所致：一是他认为日本最高层的元老级将相不会贸然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这些稳重的日本政治外交家会阻止骄狂的日军少壮派；更为错误的是张学良过高估计了“国联”的威信和作用，认为一旦日本对东北有较大的军事野心和行为，国际势力会出面加以干涉和阻止，这其实是张学良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特点的认识缺乏，是政治不成熟的一种个人幻想而已。
1930年10月至1931年7月，日本关东军先后在沈阳及附近等地进行军事演习五十余次。9月2、3日，日军整天在北大营附近之旺官屯、关帝庙、老瓜堡等处进行野外演习。9月4、5日，日军又先后举行包围东北兵工厂和沈阳城的攻进演习。9月8日，日军竟公然在沈阳北边门外架起机枪，作攻城演习；并在合堡大街实行巷战演习。随后又不断进行城市边沿战、夜战、拂晓战等等演习。9月14日至17日，日军在北大营一带连续进行实战演习，有一次甚至贴近北大营的围墙。17日，竟有日本警察两人闯入北大营将电线切断。这些异常状况足以暴露出日本侵占的野心。然而，这些并没有引起张学良的高度重视。当时，关东军还经常在街上挑衅东北军士兵，看到东北军的士兵扛着带刺刀的步枪，日军还过去划火柴点烟。更有甚者，这种挑衅经常被演变成群殴。张学良表现出来的处理方式是“别出声，你别理他。日本要你惹事，他愿意挑拨，你把事扩大了那最好，他赞成，他好打你。”据张学良晚年回忆：“我没判断出日本会整个儿来。我判断他要挑衅。（就是先）找事件对中国挑衅，然后军人好有借口说话。当时中国有好多事情，譬如南京事件、济南事件，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假如我知道这件事不能了，那就不同了。”[3]79日本自由派领袖币原外相为首的几位日本高官确曾不同意关东军急于在东北发动军事行为。1931年9月15日或16日，币原外相收到一份来自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电报，电报宣称一周内将有一场大事件爆发。币原外相向陆相南次郎这位日本军人中最权威的将领之一提出抗议。陆相南次郎鉴于政府的压力和天皇的干预，立即派遣建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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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作为特使前往奉天，尽全力阻止关东军鲁莽行为。然而，东京企图阻止事变发生的努力未能奏效——日本关东军提前下手了。
张学良说道“我们要想判断一件事，我们不要用主观来判断，我们应该为对方也想一想。替人家的环境想想，处境想想，想想这件事对他的厉害。当时我想，如果日本真要这样做的话，第一，日本的军人想这样做，头一样，日本政府会控制，因为他这样做违犯了国际条约，惹起了国际问题。还有，这样做，于他本身也是不利的。他不会这样做，想这样做也做不到的。我刚才说过西原寺或币原的话，九一八事变等于日本吃了一颗炸弹，他们的元老重臣跟我的意见差不多是一样的。这是我判断的原因，判断的理由。我不是拿我的主观判断，我要看看对方，对方的利害、对方的环境，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用不着九一八事变这样厉害，是不是？（当时）差不多的利益都在日本人手里，你这样做就更不好了，把你自己的利益都损坏了。”[3]78张学良一直认为外相币原等能通过日本政府制止日本关东军的行为。张学良在1957年写的《杂忆随感漫录》中也写道：“当时在情理上，对日本的判断，我想虽然日本少壮军人们浮动浅识，但仍有其重臣元老。如日本无故对中国发动战争，以军事占领中国土地，蛮横侵略，凡有深远眼光的人，会明白将来的结果，对日本不会有利的，他们负责的人，安能见不到这一点吗？我对于这一观察，虽然是错了——而日本终于不顾一切发动蛮横的侵略的战事。但至最后，日本自食其惨痛的结果，这一点也可以说我是没有错的。”[4]到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再次提到“九一八”事变时对形势判断的错误“：你要是骂我是封疆大吏，没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
三、张学良“不抵抗”决定是基于深厚爱国思想的策略上的妥协
从前面对中国社会经济现状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与日本军事对抗时极为不利的。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看1930年“中原大战”刚刚结束，冯玉祥、阎锡山背叛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致使国内分裂。由于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蒋介石才得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结束了现代中国军阀时代最后一场大战。然而，冯、阎和广东、广西军阀仍期待着东山再起，国内形势并不稳定。而此时蒋介石又忙于“剿共”，没心思对付日本的威胁。试想，假若张学良“九一八”时逞一时之勇，与关东军决一死战，东北军的下场是可想而知的。同时，冯、阎等军阀也必将趁蒋介石孤立无援之际再次造成军阀混战的乱象，刚刚以蒋介石为首的统一局面将随即崩溃，这于国于民都是不利的。因此，张学良听从蒋介石指示，对日本挑衅一忍再忍，直至“九一八”到来。
“不抵抗”政策断送了整个东北，张学良获得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但是，正如冯玉祥将军后来所说“他是有苦说不出来。”[5]众所周知，东北是张学良父子生存发展的根基，丧失了东北就等同于丧失了他的一切，他怎么能不想守住呢？但他深知日本这样的强国“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正如他在东北军向他请战时说：“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在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署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事件，其势甚猛，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它周旋。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沿是义不容辞的。”张学良珍视国家的统一、反对军阀纷争，寄希望于蒋介石为有权势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