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采访学教案

第五讲 采访对象的选择与分析

教学目的：１、掌握选择最权威的采访对象的技巧；２、理解处于不同利益关系的采访对象的类型和

态度；3、理解人们接受采访的心理需要；4、理解拒绝接受采访的心理原因。

教学重点及难点：１、理解人们接受采访的心理需要；2、理解拒绝接受采访的心理原因。

教学内容提要 临时准备——选择熟悉采访对象（选择最熟悉和了解情况的人、选择某些具有事实认定权威的个人或机构、多方面地选择采访对象、选择不同意见的采访对象、选择典型的采访对象） 教学过程 知识回顾 课堂讲授 凡是记者在采访活动中向之索取情况和意见，或者那些以各种方式向记者提供情况和意见的人，我们都称之为采访对象。由于采访对象的范围很广，既包括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和直接参与者，也包括目击者、知情人以及其他与之有关联的人，因此恰当选择采访对象并对其进行分析就成了采访前期准备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选择权威的采访对象 （一）选择最接近事实来源的人 最接近事实来源的人指的是事实的当事人、事实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因为他们最了解新闻事件的过程和内情，讲的情况最真实可信，并且具有权威性和不可替代性。 （1）我们要采访一个事件，就要找到这个事件的当事人和目击者。因为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而对报道的第一个衡量标准就是它的“真实性”和“真实感”，事件的当事人和目击者给我们的正是这种“真实性”和“真实感”。 案例：河北大学校园“飙车案”调查—— 案情再现 ?‘嗖’的一下，车从我身边过去，速度特快！? ?超过我大概１５米后，听到‘砰’的一声，车撞人了，没减速，直接拐弯走了。? ?看见晓凤的脸惨白地躺在地上，……看完之后我一直做恶梦。? 以上是几位学生目击者对当晚现场的回忆，经过多重努力，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找到了１１位事故现场目击者，试图还原现场。 （2）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工作报道或经验性报道，就要去寻找主持这项工作或创造这个经验的人采访。他们大多是某个单位负责全面管理的负责人，对这些工作和经验的了解胜过一般的工作人员。 《一样的田野，不一样的收入——农作制度创新让浙江农民在土地上有了更多收入》 第二十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作品（通讯） 稿件通过浙江农民在风起云涌的农作制度创新改革下的创富经历，反映浙江省农作制度改革为?三农?工作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报道全方位地再现了浙江农民在山野田头迸发的热情，用农民朴实的话语，真实地体现新农作制度的生命力，也为更多农民拓宽视野、致富增收提供了鲜活样板。稿件是浙江农民创业创新的一次全景再现。 记者花了数周的时间，深入浙江平湖、嘉兴、临安、绍兴、余姚、丽水、云和等地的田间地头，与当地政府部门、农民、农技人员一同体验农作制度改革后的新变化。由于采访充分、择取的事例鲜活，思考成熟，角度新颖，写稿一气呵成。稿件文风清新，文字朴素，十分可读。 （3）如果去报道一个先进模范人物，那么最权威的采访对象就是这个人物本人。当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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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要从侧面去采访这个人物的事迹，就要找到这个人物最亲切的人，包括他的爱人、孩子、父母、秘书、邻居。这些人最了解这个人物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因此他们最有发言权。从他们口中，我们可以了解很多新闻人物自己可能已经忘记或自己都观察不到的一些故事和细节。（任长霞、郑培民、方永刚） （二）选择某些具有事实认定权威的个人或机构 1、各类专家 在采访一些专业问题的时候，相关的专家常常被认定为权威的采访对象，因为专家对本行业的知识比较丰富，也掌握了比较完整的背景材料，所以其在认定事实和评价事实方面比一般人具有权威性。在采访专业问题的时候，记者常常首先要找到这方面的专家，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评价。（英国核潜艇搁浅报道中对军事专家的采访） 碰到突发性事件的时候，尽管暂时还找不到见证者和参加者作为采访对象，那么找到某方面的专家作为采访对象仍旧是一个比较可靠的补救措施。因为这些专家在这一领域有充分的知识和经验，他们对事物的判断就相对比较准确。（9.11事件报道中，凤凰卫视对相关国际问题专家的采访；菲律宾人质劫持事件中，对反恐专家的采访） 2、相关方面负责机构 所谓的相关方面负责机构，就是对某些新闻时间有行政领导关系的官方发言人。 相关方面负责机构不仅是新闻的重要来源，而且是最经济、最可靠的来源，也是防止新闻失实的一个重要方法。根据党政机关及有关职能部门依职权所发布的公开文件来写新闻，记者就不需要再去核实，在真实性问题上，媒体可以免责。 二、采访对象的分析 课堂讨论：谈谈你对著名记者艾丰的这句话的理解：“在记者的所有社会交往中，最主要、最经常、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 记者的访问往往面对的是单个的采访对象，整个访问常常是一对一的谈话。这种访问虽然具有人际交往的性质，却不同于私人间的交往。记者的访问都有着鲜明的目的性。采访对象可能是记者肯定的事实的当事人，也可能是记者要颂扬的新闻人物，还可能是记者要批评要揭露的事实的当事人。一般来说，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及其复杂的。我们可以根据与报道处于不同利益关系这个角度，对采访对象的类型和态度加以分析。 （一）肯定和颂扬型的采访对象 这类采访对象与记者的报道的根本利益和立场是一致的，而记者报道的结果是肯定这类采访对象的行为，一般来说，报道会给这些人带来好处。因此，这类采访对象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常常比较信任记者，容易采取合作的态度。这种合作的态度有利于记者顺利完成采访任务。他们往往主动提供材料，主动解释质疑，而且主动提供新的线索。 但是，在面对这类采访对象的时候，记者也容易出现“晕轮效应”。（与之相对的是“扫帚星效应”）。晕轮效应，也就是“一好百好”的思想，在报道先进人物是，很容易片面地强调其先进的一面，先入为主地、一厢情愿地用自己的理解去报道新闻事实，而对某些与原来印象不相符合的新事实而视而不见，或在报道中有意回避。（例如：关于大邱庄俞作敏的报道） （二）求助媒体解决自身问题的采访对象 这些人因为在社会上陷入了困境，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迫切希望通过媒体把他的问题反映出来，以便使自己脱离困境。这类采访对象一般态度积极主动，反映问题的目的也非常明确，提供的材料比较翔实，而且迫切希望记者能够尽快替他们呼吁和反映。 但是，记者对待这类采访对象要注意的是，不能“偏听偏信”，因为这类采访对象以自己的目的为出发点，片面地强调本人、本单位、本社区利益的重要性，也可能片面地抨击或责难对他们的利益造成损害的人或群体。记者在采访此类采访对象时，要防止“偏听偏信”，要做到“兼听则明”，收集材料要均衡、公正，才保证采访材料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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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类采访对象打交道，记者还要注意：不要轻易做出承诺。因为新闻媒体毕竟不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记者也不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派出者，媒体可以呼吁问题的解决，但绝无直接解决问题的权力。 （三）中介型的采访对象 这类采访对象，既不是记者要肯定表扬的，也不是记者要批评揭露的，而是向记者反映情况，介绍背景的中间型人物。 这种采访对象对待采访的态度比较复杂。有时候他们很积极热情地配合记者采访，谈事实、发议论、提建议；有时他们也可能对某些记者的采访采取回避、搪塞的态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没兴趣接受记者的访问）。 这类采访对象提供的信息材料的伸缩性也很大。有真有假，有深有浅，关键是要看他们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记者。如果遇到他们喜欢的记者，话题谈得拢，他们就可能畅所欲言。如果遇到的记者和他们“话不投机”，他们则可能闭口不谈。 这类采访对象是配合还是回避，很大程度取决于采访记者的态度和所提的具体问题。如果记者能和采访对象搞好关系，如果他的提问能够引起采访对象的兴趣，那么采访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材料，也可能会得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 （四）批评和教育类的采访对象 记者和这类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比较微妙了。因为记者对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是持批评的态度的，比如调查农村乱收费中的基层干部，就可能遇到对方的抵触情绪；比如在调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建筑单位的时候，也可能会碰到当事人的阻碍；比如在批评飞机晚点现象的时候，就可能遇到航空公司人员的消极抵抗。因此，此类采访有一定的难度，采访对象很容易采取回避、搪塞或转移视线的态度。 （五）揭露和批判的采访对象 记者和这类采访对象的利益和立场是根本对立的，这就是我们很多监督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的采访难关。因为这些人接受记者采访的态度是受采访的选题决定的，而这类选题的目的就在于揭露丑恶，曝光黑幕，打击丑恶行为的当事人，因此，理所当然会遇到这些人的激励反抗。 2001“南丹矿难”：首例媒体揭露的重大灾难事故 2001年的广西?南丹矿难?是中国社会变迁中一个重大灾难事件，与之前许许多多的灾难事故不同，?南丹矿难?是建国以来首个由媒体独立揭露的矿难事故。没有媒体锲而不舍地探求事实真相，这一黑暗一角将永远无从揭开。从媒体发展的历史看，南丹矿难也成为调查性报道和舆论监督的一个典型范例，媒体的?环境监测?功能再没有比这一次事件表现的更为鲜明。 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大厂矿区下拉甲坡矿出现透水事故，造成81名工人死于非命。事发后，南丹县的主要领导与矿老板竟恶意串通，长达半月之久瞒报矿难消息。一周后，广西新闻界开始前往调查，但当地的政府部门一律三缄其口，最早到达矿区暗访的记者甚至遭到武力追杀。7月下旬，互联网上首次以?据传?、?据不愿提供姓名的人士透露?等方式批露了南丹?7.17?事故。一时各路记者云集南丹，人民日报、广西日报、广西电视台等媒体也纷纷以内参形式将南丹事故向高层领导反映。顶着矿区打手的刀和枪，顶着某些政府部门的冷脸和白眼，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的各路新闻记者发挥各自的优势，终于全力用手中的笔揭开了矿难黑幕布一角。 ?南丹矿难?让我们看到了媒体在揭示社会真相上的力量，让我们看到了媒体专业主义精神的彰显，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媒体的智慧。新闻?异地监督?开始成为媒体对付?黑幕?的重要武器。南丹矿难发生后，广西媒体受到限制，但通过联合外地媒体，事实真相最终得以批露。《羊城晚报》接到消息后，组织发了一个整版的关于?南丹矿难?前期调查的报道，将南丹发生特大矿难而且瞒报的事实披露出去，引起举国震动。与此同时，人民网记者庞革平等人也以集体笔名?任桂瞻?(意即《人民日报》广西记者站)也开始在人民网上发稿，一鼓作气推出了150篇报道，和10余篇述评，大大扩大了事件的影响力。(赵世龙，2004：153) ?南丹矿难?的真相最终得以昭告天下，几乎完全是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结果。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人证实，媒体揭露的南丹特大矿难,是我国第一例首先由新闻记者揭露的重大灾难事故。这次舆论监督的意义还在于它促进了中国国家安全生产法的立法进程。2002年6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就是一部凝聚着包括南丹矿难深刻教训在内的新法典。?南丹矿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媒体的独立性及其影响力的强大，在重大突发灾难事故中，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第一次显得如此强大。实际上，在这之后的历次重大灾难事故中，我们总能看到媒体的身影，尽管困难重重，媒体揭露事实真相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次又一次地将转型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呈现在社会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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