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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与吉安地区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
作者：叶福林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13年第06期
[摘 要]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培养工农运动骨干的基地。罗石冰、曾延生等人在上海大学接受教育并受党派遣回到吉安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不仅为该地区党组织的创建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为该地区工农运动的迅速兴起打下了扎实的组织基础。上海大学为吉安地区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上海大学；吉安地区；党组织；创建；发展
[中图分类号] K2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06-0018-03
江西吉安地区是中国革命的摇篮。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该地区相继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东固革命根据地，不仅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而且为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吉安地区能够具备这些条件，与当时中共早期领导人1922年创办的“红色学府”——上海大学紧密相联。 一、上海大学开明的办学宗旨与革命人才培养
1922年10月，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创办了一所著名的文科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大学作为一所新型革命大学，办学富有创新精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风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一，成为当时国内宣传教育马克思主义的基地。于右任担任校长后，请李大钊举荐办学人才。李大钊便介绍邓中夏、瞿秋白等人来上大。在邓、瞿到任后，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沈雁冰、陈望道、杨贤江等也陆续来校执教或主持工作。1923年，大量中共党人进入上大执教，开始全面、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据阳翰笙回忆：“瞿秋白讲社会学就是讲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蔡和森讲的社会发展史就是讲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张太雷讲列宁写的《帝国主义论》（英文版）。除任弼时教的俄文是工具课外，其他人都是讲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邓中夏讲工人运动，就是讲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讲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情况。以上课程对我们的启发很大，他们的学术水平都是第一流的，而且又是党中央的领导人，各方面的水平都很高。”“上海大学的社会学系主要是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其他系也都受马列主义的影响。”[1]
其二，培养师生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工作能力。上海大学注重独立思考，不拘泥于常规的教学理念和模式。如在社会学上，瞿秋白不赞成美国学者把“一切杂七杂八无所归的东西都推入社会学”的做法，对德国、苏联学者的观点也坚持一分为二，批评传统的社会学“偏于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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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写的”，他鼓励“抽象研究”。他说：“欲了解一国的生活，决不能仅单凭几条法律、几部法令，而要看得见那一社会的心灵。”为了看见“社会的心灵”，上大师生走出校门，到工人居住区和街道兴办平民夜校、工人子弟学校、识字班等。上大还联合复旦大学、东吴大学等校举办夏令讲习会。据阳翰笙回忆，当时我们党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不仅在课堂上讲马列主义，而且还带着我们帮助办工人夜校，学生轮流到工人夜校去教书……在罢工时期帮助工人写传单，写标语，写口号，并且还教工人自己写。”“总之，学校一方面在课堂上讲马列主义，从理论上武装我们，另一方面又引导我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到群众中去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在实践中锻炼我们。”[2]
其三，输送了大批组织工农运动的革命骨干。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上大师生前赴后继，谱写出许多感人的篇章。1924年轰动一时的黄仁事件，是上大学生献身革命的首次尝试。1924年春，中共上海地方党组织在上大建立了基层组织——上海大学党支部，有党员11人，占全市党员数的四分之一。支部成员中的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等都是中共中央或团中央的领导人。由于上海大学的学生不仅有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而且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在当时上海革命斗争中非常活跃，重要的革命组织都有上海大学的学生。1925年，五卅运动中为国捐躯于南京路的何秉彝，以及五卅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刘华、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都是上大的学生。据《上大五卅特刊》记载，仅在五卅惨案的当天，上大学生受伤的就有13人，被逮捕关押的达131人。五卅运动期间，上海有20万工人起来了，各行业都成立了工会，迫切需要干部，我们党就从上海大学调学生去这些组织工作。同时，上海大学先后为国共双方都培养了许多革命骨干，并不断向外输出人才。黄埔军校第一期在上海招生，就是由上海大学代招的，招考官就是戴季陶和施存统。据阳翰笙回忆：“哪里需要干部就从上海大学调学生，所以上海大学成为当时我们党的干部‘储蓄部’”[3]。 二、上海大学培养了吉安地区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
上海大学为江西吉安地区培养了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并由他们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共产党员和创建党的组织。[4]罗石冰和曾延生就是这一使命的担负者。罗石冰是吉安县塘东人，曾延生是吉安县锦源人，他俩曾是江西省立第七师范学校（设在吉安，以下简称“第七师范”或“七师”）的同学。
为了探求革命真理，他俩于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读书。在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蔡和森等人的悉心教导下，罗石冰和曾延生开始认真系统地攻读了社会进化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并积极参加社会斗争实践，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信仰，并于1924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上海大学的共产党人设立了“书报流通处”，向全国销售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罗石冰和曾延生在上大求学期间，也经常把一些党的刊物，如《向导》、《新青年》、《唯物史观》等从上海寄回第七师范。因为第七师范是他们的母校，校长李松风等又是靠拢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分子，经常与罗、曾保持密切联系。同时，考入第七师范的学生大多数是农村劳动人民的子弟，从小便受到封建豪绅阶级的压迫剥削，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痛苦生活，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和革命真理。这样，在第七师范传播马列主义就有了群众基础，也为他们在吉安进行革命活动提供了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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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石冰、曾延生入党后，为了广泛传播马列主义革命真理，经常由上海秘密回到吉安，在先进知识分子中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1924年2月，第七师范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吉安临时支部，5月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吉安特别支部。团组织建立后，积极领导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使之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到1925年8月，吉安先后成立了米业、染布、染纸行业工会，接着又成立了吉安总工会和其他一些手工业工会。吉安团组织、工会组织的建立，为吉安党组织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为了深入发动群众、扩大革命影响，罗石冰、曾延生在城市中创办业余夜校，秘密组织工会，在农村中进行个别联系，培养建党建团对象，使马列主义迅速与工农群众紧密结合起来，并动员群众开展各种反帝反封建斗争。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为吉安党组织的成立作好思想与组织准备。
1926年初，罗石冰奉中共中央的指示，回江西工作。他于1月22日来到吉安，考察社会主义青年团吉安特别支部升格为团地委的有关事宜。经过深入考察，他认为按照“党团分化的原则”，吉安团员中的重要骨干都应转为党员，尤其是工界的团员大都到了“大学”（即中共）的年龄。为此，他于1月26日召集郭化非、刘承林、谌光重等人，创建中共吉安小组，设在第七师范，隶属于中共南昌支部。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如陈正人、梁一清、梁明哲等人也先后在第七师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2-3月间，中共吉安小组又将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和在“大学”年龄的工人团员30余人转为中共党员。除工人党员外，其余几乎都是七师的学生党员。3月下旬，在中共吉安小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共吉安特别支部。特别支部成立后，大力在吉安城发展党员和扩展党的组织。从此，吉安的党团组织发展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吉安地区党组织的发展，主要以第七师范为策源地，以各县在七师读书的学生党员为传播者，以迎接大革命高潮，支援北伐军入赣为契机，利用假期回家的机会，大力发展共产党员，积极创建各级党组织。[5]由此，吉安地区各县党组织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了，主要有12个支部：罗石冰、胡庭铨等领导的中共延福支部，梁一清领导的中共吉安总工会支部，周鉴清领导的中共桐坪支部，赖经邦、刘经化等领导的中共东固小组，郭承禄、李景玉等领导的中共陈坑口小组，欧阳洛、刘真等领导的中共永新县支部，陈正人、刘万青等领导的中共遂川县特别支部，朱绳武、朱亦岳等领导的中共莲花支部，李精一等领导的中共安福县委，宋大勋、薛佐唐等领导的中共永丰支部，康纯、翁德阶等领导的中共泰和支部，廖子清领导的中共梅元支部，党组织负责人均为七师学生。
可以说，第七师范为吉安早期建党工作在思想、组织和干部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吉安地区建党的策源地。
三、上海大学与吉安地区建党关系的几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