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中进行解难研究。”所以制度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康芒斯把“制度”定义为：“集体对个体行动控制的逻辑。”他们认为对制度这一集体行动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个人的经济行为。
4、具体化特征
制度经济学家在研究方法上带有具体化的特点，其理论核心总是围绕着制度的内涵和构成、制度变迁和创新、产权制度和国家理论这些具体的制度范畴。认为制度安排是约束特定经济行为和关系的一整套行为规则。在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具体涉及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分析。在研究中，往往从具体的经济目标出发，去研究如何制定具体的制度和规则以保证行为主体进行创新活动。 三、行政改革的动力问题
社会利益结构和政府内部利益结构大致给我们描绘出一幅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阻力图样。但关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阻力问题并非仅仅像这个图样那样简单，事实上其中还包含着相当深刻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值得进一步的分析探讨。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探讨，能够帮助我们更深人地认识改革的背景和实质。
在从利益结构研究行政体制改革问题时我们发现，除了作为改革对象的行政机构本身会设法阻延改革行动外，改革在社会甚至国家权力体系的其它组成部分内似乎都没有理由遭遇阻力。但同时却又存在另一个问题:作为推动者的动力源泉又在哪里呢?不反对改革并不一定意味着主动去推进改革，即使有主动推进改革的欲望也不一定能够
将其变成现实行为。因为行政体制改革行动本身并不是社会各阶层乃至国家其它部门都可以参与的事件。因此，在这
里，改革的源动力从理论上说似乎出现了缺位，而这是一个不能不予以填补的缺位。对此，还必须从现实出发进行理论追踪。我们看到，改革行动的直接发起者和坚定推动者是中央政府最高决策层。他们针对行政体制改革做的决策是对社会舆论和来自各种渠道的改革需求作出的一个最后反应。社会舆论和各种渠道的改革需求显示是在现行制度环境下会能够作出的推动行政改革行动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换言之，它们是改革的社会动力强弱的一个信号。决策者依据这个信号感知社会对改革需求和动力的力度是“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因而作出最后决定:“下决心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党政机构进行改革”，“必须通盘考虑，组织专门力量，抓紧制定方案，积极推进”。
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在现实中面临的不是一个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使其有形化或得到更充分体现的间题。决策层正确地把握和代表了这一力量，但它的落实还需要更具体的途径。这是一个很有意义但难度很大的课题。在改革中保留下来的人.员会更加珍惜现行职位和利益，提高工作效率。类似这样的方法其可行性可能更大一些。或者，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经济原理的角度，设计出一种使阻碍改革的成本内部化的更有效的具体形式。
四、行政改革的阻力问题
改革必然遇到阻力，这是因为改革只能是一种“非帕累托最优”，它不能做到使所有的人在同样的时间获得相同的收益。这时所发生的事情就必然包括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虽然改革设计的总体目标是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总效用的增加，但因改革而受益的群体和因改革而受损的群体在冲突中形成的合力，决定了改革目标实现的程度和进度。分析阻力因素就是为了清楚地分辨它，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化解它，比较顺利地推进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由于范围比较明确，改革中受到效用损失的主要是某些行政部门和人员，以及相关的既得利益群体。从理论上看，２０年来，我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在政府的领导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这些变革的内容和范围主要是非行政系统的行政环境或者是在行政系统自身的非核心、非框架部分。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的改革逐渐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在继续推进社会经济文化系统改革（这种改革仍由政府设计、领导、发动和操作）的同时，必须对政府自身或自身的核心部分进行改革。这样，中国的行政改革本身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悖论：政府既是行政改革的设计者、组织者、实施者和推动者，又是被改革的对象和被改革客体，改革的主体和客体二位一体，所以，行政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外部压力的、被动的自我“手术”。当这种“手术”需要伤筋动骨，改变有利于政府及其人员权力和利益格局的时候，行政改革的特殊阻力就产生了。这一悖论所产生的制约性会通过公务员———改革的具体操作者而体现出来并得以强化。显然，再科学、再完善的行政改革方案，如果在公务员这一方
面受到阻滞，它们都会走样、变形，甚至流产。产生于公务员的阻力，可进行如下的概括：
1、基于利益和权力的调整而产生的阻力
如前面所指出，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再调整、再分配。这种调整和分配的任何举措均会涉及到现存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公务员是国家行政权力的载体，权力是能为局部和个人带来利益的条件之一。尤其中国社会是一个“行政化的社会，行政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广泛深入的指导、协调及干预和控制，社会现象、社会关系无不围绕行政权力而呈现、形成、展开，即便是在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条件下，政府权力在社会生活中也将扮演不可替代的作用。公务员属于社会中权力和利益的既得者阶层，任何改革的大动作无疑会使他们相当一部分既得利益丧失，产生抵制是必然的。
2、基于习惯和官本位意识产生的阻力
改革本身就是对既定模式和习惯的一种否定，因此，它必须要受到习惯势力的阻挠和影响。对公务员，尤其是对可能被精简掉的公务员来说，行政机构改革意味着自己现存的工作方式、工作内容、工作环境、行为模式等的重大改变。这可能导致留恋目前状态，死抱毫无希望的习惯不放的阻力的出现。另一方面，官本位意识在中国国民意识和社会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官”被看成是身份和地位的最好体现，官职级别的高低是衡量一个人价值与成就的最主要标尺，且各项福利待遇与官职紧密关联。因此，为官只能上不能下，机关只能进不能出，一旦离开官场便人走茶凉，事事难办。这种社会思想氛围，是
广大公务员走出机关，下海分流的一大思想障碍和阻力。 3、基于对不确定性的忧虑而产生的阻力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因素使人产生紧张和忧虑。对公务员来说，本次行政改革，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存在许多不得不忧虑的不确定性因素。如本职能部门能否被撤消？精简人员时，自己是否属于被分流之列？若被精简，自己的出路是什么？前途如何？这些忧虑使公务员产生压力，如不能持正确的态度，就会使他们对改革产生怀疑，进而形成消极态度和抵触性行为，防碍和制约改革的顺利进行。
4、基于依赖性而产生的阻力
我们管理体制的高度集权性，造成下级机关和下级人员缺乏创造性和主动性，事无俱细依靠上级的指示、指导和推动，而且这种依赖性有时被看成是稳重老练的表现。因此面对矛头针对自己权力和利益的行政改革，大家更是不能也不愿为天下先，“不推不动”，互相观望和等待，可能造成“上动下不动，越动越被动”的局面，坐失良机。 5、基于曲解而产生的阻力
一个人一旦确立起自己的态度体本系之后，就必然对外部输入的信息在既定的态度体系框架内作出反应。每个公务员对当前行政改革的目的、机制和前景是怎样理解看待的，出入会很大，其结果可能导致基于理解不清或理解混乱而抵制、干扰改革。如许多人对市场经济无非又是换汤不换药，重走“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老路。因此，就用前几次改革的“经验教训”对待这次改革，以不变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