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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汤一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
作者：高秀昌
来源：《中州学刊》2017年第12期
摘 要：在汤一介先生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一直都关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如果说1949年前汤先生自主奉行的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方法，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奉行的是“两个对子”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那么自1980年以后，他一改过去的不成熟和错误，自主而自觉地而且是大胆而坚定地提出并践行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范畴研究法、解释学方法以及“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的“以西释中”方法等，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为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构建以及中国哲学的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哲学史；方法论；范畴研究法；解释学方法；“以西释中”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12-0098-08
如果从1947年升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算起，到2014年在北京因病去世，汤一介先生的哲学学术生涯共有67个春秋。汤先生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主要是在读书、教书、写书和编书中度过的。如果从汤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看，他的哲学学术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前短暂的“实现自我”的时期、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长达30年的“失去自我”的时期和1980年至2014年20多年的“找回自我”的时期。①第一个时期的主要论著有《谈魏晋玄学》（1947）、《我所认识的玄学》（1947）等；第二个时期的主要论著有《英国经验主义学习报告（二）》（1950）、《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1957）、《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纲改革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容》（1958）、《关于研究中国哲学史特点的一点意见》（1959）等；第三个时期的主要论著有《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1981）、《郭象与魏晋玄学》（1983）、《儒释道与内在超越问题》（1991）、《在非有非无之间》（1995）、《我的哲学之路》（2006）等。汤先生在不同时期所提出或践行的不同的研究方法，从总体上说可以归结为：“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方法，“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和范畴研究法、解释学方法等。下面针对这些方法做一简要评述，从方法论角度凸显汤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一、“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方法
1947年暑假后，汤一介先生升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汤先生选择哲学系，这是他的兴趣和愿望所在。他由过去关注文学而转向关注哲学，特别是对西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他不仅是为了学习和掌握一般性的哲学知识，更主要的是他有一个宏大的理想和志向——当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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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在《哲学史讲演录》“开讲词”中希望青年人“只须信赖科学，信赖自己”，因为“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學的第一个条件。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和力量。人有了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坚硬顽固到不对他展开”②。 引用黑格尔这一段劝导青年人研究哲学、追求
真理的热情洋溢的话，主要是想表明，青年时期的汤一介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充满追求真理勇气的哲学探索者。汤先生的自信和勇气是源自于他的天赋和能力以及他深厚的家学。他喜欢思考一些人生问题和宇宙大问题，并勤奋努力地大量阅读哲学、逻辑、佛学和文学著作，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与此同时还撰写了跟哲学家讨论哲学问题的论文《我所认识的玄学》《对维也纳学派分析命题的一点怀疑》《论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等。而关于《论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一文，当时贺麟先生看后还写了批语：“认柏拉得列所谓内在关系仍为外在关系，甚有道理。对内在关系的说法，亦可成一说，但需深究之。”③
汤先生后来回忆说，他在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有创造性的、对哲学发展有所贡献的哲学家。青年汤先生有这样一股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和追求真理的勇气，有敢于质疑中西哲学家的气魄，并能够按照哲学的学术理路读书、思考、写文章，若是按照正常的发展来看，他成为冯友兰、贺麟、金岳霖和汤用彤等哲学家之后中国新一代独立思考的哲学家不是不可能的。④
尽管这一时期的汤先生初出茅庐，还没有提出自己关于研究哲学和哲学史的方法论思想，更没有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思想，但是，我们从他所撰写的论文中还是可以看出，他所遵循的研究方法很明显是前辈学者从事哲学研究所使用的思辨的、客观求真的哲学方法。汤先生当时在跟前辈哲学家讨论哲学问题的时候，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哲人思考的特点：不是只解释别人的思想，而是在跟哲学家讨论问题时能够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即自己的思想。 汤先生后来回忆说：
我写的《我所认识的玄学》和《对维也纳学派分析命题的一点怀疑》两文，是对冯友兰先生《新理学》和洪谦先生的哲学思想的质疑。这是因为在20世纪40年代，冯先生和洪先生在“玄学”（即“形上学”）上有所讨论。我认为，两方面都有可以质疑之处，所以写了上述两文，特别是我对“玄学”的四点看法，说明我确实在独立思索着形上学问题。⑤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冯友兰先生已经是创立了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声名显赫的哲学大家，而洪谦先生也是西南联大颇有影响的教授、维也纳学派成员，汤先生敢于跟这些大家讨论哲学问题，尽管其所论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但是他还是能够发现前辈哲学家的问题，质疑他们的思想，表现出汤先生在哲学上独立思考、探求真理的精神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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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先生在其父汤用彤先生的影响下，对魏晋玄学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和研究，并写成了《谈魏晋玄学：当时的玄学家怎样调和自然和名教的争论——魏晋玄学的第一个目的》《读〈庄子序〉书后》《读欧阳坚石〈言尽意论〉书后》等论文。从汤先生一生的学术发展看，可以说就是这几篇研究中国哲学的论文，开启了汤先生治中国哲学史的大门，奠定了汤先生一生以中国哲学研究为志业的基础。汤先生后来回忆说：
现在看来，我写的那几篇关于魏晋玄学的文章虽然幼稚，但确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有些论点今天仍有一定的价值，如对郭象《庄子序》和欧阳建《言尽意论》的分析都不能说没有意义，其中《谈魏晋玄学》可以说大体上勾画出了它的发展线索。我这一时期所写的有关魏晋玄学的论文对我在1981年教授“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大有帮助。⑥
这里主要想强调的是，汤先生是按照一般的哲学方法来研究哲学和中国哲学史问题的，他所提出的质疑及见解、观点，都是依照学术的标准和规范通过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汤先生所使用的方法称之为“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方法。
另外还想说明的是，对于一个刚刚步入哲学殿堂的热心追求真理的青年来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由此我们也可以认识并体会到，1949年后急剧变化的大势使得汤先生像众多知识分子一样在被迫失去自我时所表现出的彷徨、苦恼和挣扎，以及1980年以后思想解放使他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能够在激流勇进的大潮中逐步寻找自我、回归自我时所表现出的自信、坚定和欣喜。
二、“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
汤一介先生于194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内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1950年开始，汤先生听马克思主义的讲授课程，并研读马、恩、列、斯、毛经典著作等。他所听的课程主要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胡绳的“论毛泽东思想”、何思敬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最大的影响是让汤先生树立了对哲学思想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这一套东西。⑦汤先生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受到苏联‘教条主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这对于我以后的哲学教学和研究有着负面的影响”⑧。1951—1956年，汤先生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学习与教书，像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接下来就是自觉地用教条主义的哲学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且当时只能有一种愿望和一种选择，就是成为一名合格的“哲学工作者”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员”。⑨汤先生撰写于1950年的一篇文章《英国经验主义学习报告（二）》，就已标志着他开始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阶级分析的方法和党性原则来从事哲学史研究了。在这篇文章中，汤先生明确地指出：
今天写巴克莱的报告希望能够贯彻阶级分析的原则。纯客观是有害的，只可以使人更陷于主观的深渊中。以前我学习的态度是力求纯客观，现在我则一边倒了，首先我倒向无产阶级的怀里，然后用唯物的观点辩证的方法来处理问题。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