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带给我的思考
班级：12国政 学号：1224120 姓名：王淞
《政治学》是公元前35年亚里士多德根据他和他的学生对希腊158个城邦政府政治制度的调查结果写成的。全书分为八卷，第一卷主要论述人与城邦，包括城邦的起源，目的。第二卷主要论述公民与政体，包括两项城邦的原则及柏拉图“理想国”的批判等。第三卷主要论述公民与政体理论，主要包括公民的本质，城邦的性质及几种不同的政体等。第四卷主要论述政体的种类，包括政体划分的标准，各种政体的种类及它认为最优良的政体——共和政体等；第五卷，主要论述政体的变更与保全，主要包括了引起政体变更的原因，政体变更的方式及对苏格拉底政体变更思想的不足的补充等；第六卷，主要论述平民政体与寡头政体的构建，第七卷主要包括通过教育实现理想城邦；第八卷主要论述城邦青年的培养。感觉核心整体来说就是对政体的一种合理性的思考，什么样的政体是对多数城邦都很优良的，对于其他各种政体来说，哪一种政体适合哪一种人，我们的社会要想稳定都要哪些因素，如何通过教育使得人们都能够管好自己的事等等问题。
《政治学》是立足于希腊城邦的现实来阐发的政治理论。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理论之初，首先认为政治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在政治学开篇不久，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提出了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或者说，人类在本性上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因此，作为天生政治动物的人，就是指一个城邦当中拥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城邦自然生成的过程，贯穿着人的对作为最高善的幸福的追求的天性，只有在城邦当中，人的许多本质属性才能真正得到展现，城邦是人之为人的前提。这样才有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学。正是于此生发出后来政治哲学领域中的诸多命题和假设，并且在丰富和发展理论的同时推动着人类政治活动的不断完善。
读过《政治学》的人都知道，整本书的核心就是一种“中庸适度”的思想。这种中庸表现在他思想的各个方面，因为自己的主流思想是这样，所以在他看问题的时候就会处处反映出来。
在政治方面，他说：“显然，最优良的政治共同体应由中产阶层执掌政权，凡是中产阶层庞大的城邦，就有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中产阶层最强大时可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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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超过其余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话，至少也应超过任一其余的阶层。中产阶层参加权力角逐，就可以改变力量的对比，防止政体向任何一个极端演变。因而一个政府辖有数量充足的家境小康的公民实在是极大的幸运，因为在有的人家财万贯有的人身无分文的地方，就可能产生极端的平民政体或登峰造极的寡头政体，从两种非常形式的政体中都可能产生出僭[jiàn]主制或暴君制来。僭主制可以产生于极其鲁莽的平民政体或暴虐的寡头政体，相形之下产生于合乎中庸的或其中没有太大差别的政体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小了，其原因在后面我们讨论政权的更迭时将会有所叙及。毋庸置疑，合乎中庸的政体是最优秀的政体，惟有这样一种政体才可以排除党争。凡是中产阶层庞大的地方，公民之间就很少有党派之纷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大邦比小邦更少有党争，因为大邦中的中产者人数较多，而各个小城邦中全体公民很容易分成两派，他们要么属于穷人一派，要么属于富人一党，几乎没有中产阶层存身的可能。平民政体比寡头政体更加稳定和持久，就是因为平民政体中的中产阶层人数和中产阶层在政体中的地位都超过了寡头政体。若是一个政体中缺少了中产阶层，穷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那么内乱很快就会发生，城邦也随即归于解体。”
在通过教育实现理想城邦的角度，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必须借助本性、习惯和理性来实现教育，包括在家务管理方面，他认为要想实现中庸之道，需要照顾到三个因素：一为，主奴关系——有关管理奴隶（作为家主）的技术。他认为，奴隶只是一种工具和财产，只不过是一种有生命的会说话的工具和财产而已。作为一种工具和财产，自然应当从属于主人。所以他说：“我们还是维持尚善的宗旨，认为主奴关系应该以善良和卑恶为准则。”在亚氏看来，主人的学术就着重在怎样运用奴隶，主人并不是由于它占有多少奴隶而成为主人，能够运用奴隶，这才真正成为主人。二为，配偶关系——运用父权的技术。它好像君王的统治，父权对于子女就类似于王权对于臣民的性质，父亲和他的子女之间不仅由于慈孝而有尊卑，也因年龄的长幼而分高下，从而父亲在家庭中成了严君了。三为，亲嗣关系——运用父权的技术。这种统治又好像共和政体，男女在家庭间地位虽属平等，可是类似民众对那轮流执政的崇敬，丈夫就终身受到妻子的尊重。这充分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管理技术的社会技术思想。人类社会活动、行为是有目的的活动，为了达到预想的目标或目的就必须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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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想在这里重点强调一下政治上的中庸对今天我们中国的一点启发。“中庸适度”的思想，以及亚里士多德于几千年前提出的共和主义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亦有着深层意义的启示：我们知道，当今中国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在这种情况下，只一味强调政治上的民主，或许远不足以解决社会中存在的贫富矛盾问题。在中产阶级仍十分弱小的情况下，强制推行民主只会使社会中极贫、极富这两类群体中更强大的一方执掌国家政权，而这又必然会导致失势一方的不满，有资料表明：在当代中国，是7%的人口掌握着80%的财富。因而，在完善民主制度的同时，培养和壮大中产阶级的力量亦是必须的。民主是左，共和是右，民主共和是中间。而共和主义思想的一个显著倾向，就是“行于中庸”。它反对极左与极右的主张，因为无论是左和右，都只是社会中一部分人意志的体现。极左或极右的政策，要么是在损害富人利益的基础之上增进穷人的利益，要么是在损害穷人利益的基础之上增进富人的利益，因而对于整个社会的长久发展都是不利的。 亚里士多德的“行于中庸”，也就是采取调和矛盾的方式，才是解决贫富矛盾的最佳办法。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有一件事是办不到的：同一组的人不能即是富人又是穷人”而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说：至少在实现真正完善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前，贫富差距是无法完全消灭的。因而共和主义混合政体，不失为一种调和贫富矛盾的良好政体。中国走向“中庸适度”有其自身优势：首先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为其铺垫了舒适的温床；其次当前中国中产阶级占多数，这与上文亚里士多德所述的“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是城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其他两部分而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他单独一个部分为强大”相契合；最后，当前中国政府也正在积极采取相关政策与措施缓解贫富差距及由此产生的相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阻力：先富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动摇；其次实现中产阶级参政掌权的途径是什么等。亚里士多德的“中庸适度”主张对于维护城邦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的政权若如亚里士多德所愿由中产阶级执掌，中国或许也就能缓和当前的社会危机而走向更加繁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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