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园林散文的意蕴(一)
确认江南园林为言说对象，并不是要从史学的层面作追本溯源的学理化探究，也不是要在建筑艺术学、知识考古学的谱系中作某种技艺性阐释。在这里，江南园林已幻化为一个精神性空间，成为晚近一种别致散文的书写话语。在被喻为最贴近人自由心灵的散文体式中，我将江南园林与当代文人的精神建构作共时性研究，勘查江南园林如何使诗性江南成为可能，江南园林又如何幻化为诗性江南的显象表征、代偿符码，来浸润抱慰当代参差各异的生命主体。 诚然，“江南”很多时候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所指，是一个历时的流动的具有空间指向和文化特质的范畴。就通常而言，“江南”的概念缘于自然地理、行政区划或者其他约定俗成的某些习惯用法，其地域文化、精神方式、生产方式与中原北方文化存有千差万别。我所关注的是以浙北苏南地理空间为中心的“园林化的江南”与“江南的园林”（前者是后者存在的背景，后者在某种角度是前者的一种“缩微”），研究以1990年代以来江南园林的现实存在和历史文化为书写对象的散文类写作，试图探访或者抵达的是，在一个主体生命日益皱缩的时代，江南园林是怎样被预设为烙着个人主体印痕的审美意味、趣味调制的诗性处所；又如何成为当代自由生命的隐逸虚拟、精神休憩的静默现场。 “应目”之游：诗化的物理
园林首先在于形胜：“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白居易《池上篇》）检阅诸多江南园林散文的文本，以形态、景象、色彩等形式美为审美第一要义，对物质性园林进行游历与认知，即古人所说的“应目”之游，当是先在而直接的话语给定。“园林艺术是一种‘象教’，它诉诸人类最本质、最原始而也是最普遍的感官机能，所以它的力量与影响永远比哲学科学深厚广大”。这里，园林作为“应目”的存在首先深深印在以其作为审美怡情对象的当代文人心底。他们着重于“形式的价值”，追求形式美以感观的某种愉悦，把物质时代人精神的紧张、空虚、浮躁，消弭于园林山水之间，恣意自由自适的生命，以“慢慢走，欣赏啊”的闲适之“雅”，把玩、消遣物化的江南园林。当然，因着游历者的主体差异性，他们对审美对象范畴的圈定与叙说也有着显在的差别。
同为“应目”之游的散文，一类有着“泛园论”、“泛艺论”的美学倾向，他们惯性般地将整个泛化江南预设为园林，看取自然造化演绎而成的“园林化的江南”。以水为媒，将台、室、亭、廊、石等园林景观一一做实在自然风物，在更为自然自在的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意生存空间、审美视野与思维空间中，界说着写意的园林化的江南。段宝林、江溶主编的《山水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丁少伦主编的“文化中国诗性江南”系列丛书（济南出版社）、陈益着的《如花似玉的江南》（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每每便可静读到这样的文字。恰如陈益所叙说的：“江南是水做的……因为有水，江南显得精巧，像一帧铺展的苏绣。”（《水与稻作》）“江南传统的民居或建于滨河街巷，临街面河。宅后门常常有下河的石阶，有逐级挑出水面的，也有凹进在驳岸边沿的”。（《诗意的栖居》）这图景往美学里说，恰似造园的要旨“借”字，就是借景借境借势借意，在山水秀美间，因地制宜，浑然天成一泛化的大园林。用汪逸芳的话说，“江南小镇文化其实是水文化。”（《文化江南》）仅就江南苏州为例，其“坐落在水网之中，荡泊星罗、川渠错综。漫步水城，情趣盎然；河道纵横，密如蛛网；小桥千姿如虹卧波；巷坊民居，临水而设。”（《山水中国》）而“水是园林的灵魂”（苏旅主编《幽雅的江南古典园林》，中国旅游出版社），在这样一个“人家尽枕河”，“春城三百七十桥”的园林化的苏城，“江南却从来自古随随便便地颇漫不经心地写它的意”，摆布零散的丘山和纷披的河流自有其殊众的秀丽和清新。难怪蔡海葆由衷地慨叹到：“散读和散写江南吧。读错一片土地，我们便没有散文了；而写错一种文体，我们也就失去江南了。”（《江南散意》）蔡海葆真正想说的，也许是被现实生活逼仄抑制的当代文人，已无力再去绞尽脑汁地在含蓄暗示中蛰伏，散文与江南因着某种散漫的诗意存在，使他们更多地选择散文文体沉潜于园林化的江南，以应目而养心，将早已不能承受生命之重的劳心焦虑的生命自由释放，以便抵达海德格尔所说的澄明之
境。另一个将视线逗留在苏州的女子叶文玲，在其散文《城与梅花一样清》中更是将苏州定位于“一座雅静的城市。”而“静”在她眼里是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