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先锋小说
余华是一位有着独特生活体验的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是中国早期先锋文学的杰出代表。《十八岁远门出行》、《鲜血梅花》、《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都是余华的先锋小说。在人们的印象中，余华的先锋小说彰显出他理解生活的聪明和敏感，描绘人与人之间的残忍，世事命运的无常，现实生活的死亡和血腥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意义世界的荒诞，等等。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谈余华与先锋小说的关系：
一、小说的先锋性表现
（1）先锋话语。余华以一种先锋的姿态走上文坛后，便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出超越常规语体界限的叙事特征，传统小说中的词语、句子是用来描摹客观实践的自然行程的，它的意义在于传达出现实世界的表象和内容，即作者直接用感官感觉到的世界形态，但是余华看到世界并非一目了然，要想使得外部现实做最真实的表现，就要在语言上打破常规并做一些创新。在余华的先锋小说中，语言不在依照客观逻辑，而仅仅是依据“叙述”本身的规则，而这个关于“叙述”的叙述使文本的传统界限受到严重的损毁，同时，也表达了对现实的寓言式书写。在余华前期小说中表现出对远离现实的“幻觉”的着迷。如他的《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世事如烟》、《劫数难逃》等，余华便用这种不确定性的语言将生活中那些概念化言语的喜悦、悲伤、战栗、痛苦等形象生动逼真地表现出来。通过整个的话语系统像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不曾被人感知过的世界。如在《世事如烟》中，作者故意将故事中的人名来代替：频临死者标号为“7”，负辱自杀的十六岁少女是“4”，与十七岁粗壮孙子共眠的祖母为“3”，垂钓者是“6”。余华说：“没有了姓名的男人和姑娘同时又有了无数姓名的可能”，犹如“没有被指定的交谈也同时表达了更多的可能重复的心理历程”。符号式的不确定性语言更具寓言性。
（2）小说的结构---对常识的反叛。就小说的时空而论，小说处于两种时空关系中：一是艺术家所面对的客观物质世界的时空关系，另一个是由艺术家所制造的主观化的时空关系。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区别在于现代小说破除了以往小说时空中陈旧的观念、单调的套路，余华对时间的看法是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在那里，时间固有的意义被取消，十年前的往事可排在五年前的往事之后，然后引出六年前的往事。同样这三件往事在另一种环境时间里再度回想时，他们又将重新组合，从而展示其新的含义。这种结构的小说主要表现在《在细雨中呼喊》、《世事如烟》、《献给少女杨柳》等文章中。
前面说到的暴力和死亡等也是余华小说先锋性的体现。 四、余华先锋小说的创作特征 （1）循环叙事、时间幻觉等手法的运用。结构作为先锋小说最重要的形式话语，对先锋小说文本的表现形态可以说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先锋小说家们既可以通过借鉴了西方形式主义小说，获得相近似的结构品格和文本魅力，又可以把形式作为展示他们才华及智力的舞台。 （2）苦难和“人性恶”之主题
八十年代中期先锋小说在中国文坛兴起，先锋作家们在主题上大多都选择了对人生人性的关注，而余华对这种关注似乎显得更惊心动魄，更让人触目惊心。
他把生存苦难作为小说的基本主题，从他八十年代的小说来看，“苦难”就像原罪一样是人类永远挥之不去的阴霾，人类生来就是受苦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忍受隔膜，忍受伤害，忍受亲情的丧失和理想的破灭，暴力、死亡、世界的荒诞性和非理性构成为人类生存困境的表征，构成了这个苦难世界的本质。余华小说中采用了不介入的方式，把世界的苦难加以冷酷地铺排渲染，使苦难获得了某种纯粹透彻，某种与生俱来性和非意志动摇性。现实的荒谬和非理性是余华表达人生苦难的一种重要手段。余华前期的先锋小说对现实的认识定位便是现实是荒谬的。
（3）符号化的人物形象。对人性神秘形式的本质阐释。余华通过暴力这种形式化的隐喻，完成了对人的主题的解构，他通过特别的符号化方式来虚化这一昔日大写的“人”的角色.余华说：“我实在看不出那些所谓性格鲜明的人物身上有多少艺术价值。那些具有所谓性格的人生几乎都可以用一些很抽象的常用词来概括，即开朗、狡猾、厚道、忧郁等等，显而易见，性格关心的是人的外表而非内心，而且经常粗暴地干涉作家试图进一步深入人的复杂层面的努力。《世事如烟》是余华小说中最典型的这种抽象化、符号化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