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选中国古代文论选读复习资料

中国古代文论选读复习资料

先秦

1、《尚书.尧典》

《尚书》也称《书》或《书经》是战国以前流传下来的关于上古历史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汇编。 《尧典》是我国古代文论的最早记录。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舜命夔用乐教胄子,使他们“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阐明了文艺的教育作用。二、从“诗言志”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讲述了诗歌与音乐结合的具体情况。“诗”是“乐”的歌词。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都源于节奏这一命脉。由于诗歌本来是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因而使得语言具有音乐性,我国古典诗歌一般都有和谐的节奏和韵律,表现出音乐美,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三、诗言志,概括了诗歌抒情达意的基本特点。(朱自清:诗言志是我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纲领) “志”基本义指人们的主观方面,包括我们所说的思想感情在内。历代文人把“志”解释为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而以“情”为与政教对立的“私情”,遂产生了我国文学批评中“言志”与“缘情”的对立。

所谓“诗言志”并不是忽视反映现实,而是要求诗人在有了对现实的真情实感的前提下以抒情的笔触,反映激动过他的现实。

2、《论语》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记录了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行,是研究孔子生活、思想的重要资料。孔子,名丘,字中尼。在世界观上,强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对鬼神宗教迷信又采取存疑的态度,认为“未知生,焉知死”。在政治上,他提出“正名”、“复礼”的主张,意在恢复、维护贵族等级秩序,但又大力宣传“仁”的学说。 孔子的文艺思想:一、内容与形式:主张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用“思无邪”概括《诗经》的全部作品,说明他重视内容,并把“仁”看成“礼”和“乐”的本质。“辞达而已矣”说明他既注重内容,又不忽视形式。由此可见,孔子兼重内容与形式,他不以内容代替形式,也不以形式偏废内容。这在文艺批评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二、文艺的社会作用:兴观群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说明诗和乐可以培养人们的品德;“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说明他认为诗歌可以提高人们从事政治、外交等实际工作能力;“可以兴”说明诗歌可以感动人、鼓舞人,具有艺术感染力作用;“可以观”说明诗歌可以“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具有认识作用;“可以群”说明诗歌可以交流思想感情,使人们相互切磋,达到团结的目的;“可以怨”说明诗歌可以“怨刺上政”,对政治发表批评意见;“事父”、“事君”,则是孔子从他的政治立场出发,说明诗歌要为礼教服务;“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说明诗歌还能给人以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三、诗歌的艺术特征:孔子已经注意到了诗歌反映现实的特征,并且认为诗人是带着激情反映现实的,同时他也注意到诗歌具有“言外之意”的艺术特征

3、《墨子》

墨子,名翟,战国时思想家,墨家派创始人,做过木匠,在政治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和要求,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其文艺思想集中体现在《非乐》篇中。“非乐”就是反对、否定音乐。“仁者之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于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这是墨子社会思想的总原则,也是他文艺思想的总原则。音乐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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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怎样不符合“圣王之事”“万民之利”呢? 第一、古代圣王也向万民收税,但那是为了造“舟车”,于万民有利,而后代统治者却“亏夺民衣食之财”,置办乐器设备;并且“废丈夫耕稼之时”,“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为他们演奏。第二、从王公大人、士君子直到农夫、织妇,如果沉溺于音乐享受,都有害无益,或荒废政事,或影响生产;第三、遇上大国攻小国,大家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之类的问题,也不能用演奏音乐的办法来解决。

《非命》篇中的“三表”是他判断“文学”、“言论”是否有利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提出的三个标准:第一表:“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要求根据古代圣王的实践经验;第二表:“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要求参酌但是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第三表:“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要求在“刑政”的实践中去检验,看他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

《小取》中“举他物而以明之”的“辟”虽然是从逻辑角度讲的,但却是对“比”的特点所做的最早的解释。 4、《庄子》

庄子,战国时哲学家,名周宋国人。其思想明显呈现出相对主义和宿命论的特点,所著《庄子》又称《南华经》,是道家经典之一。《庄子》一书在文学领域里发生的影响是复杂的,它有时称为某些封建知识分子消极避世、自我解脱和自我慰籍的的药饵;有时又成为有些知识分子蔑视名教和对抗当时统治者的精神支柱;有时甚至可以成为某些人追求理想的引诱力。从《齐物论》、《天道》的两段文字来看,庄子从根本上否定事物的差别,并且否定认识事物的必要性。轮扁这则故事,说明了文章写作的精妙之处是长期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并非语言所能表述的。这种文学主张成为我国文学批评中所谓“言意之辩”的重要理论。

5、《荀子》

荀子,战国末年思想家、教育家。名况。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学生。荀子批判和总结了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建立了“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反对孟子“性善”说,认为人的天性是“恶”的,而立意道德之类“善”的东西,并不是先天就有的“良知良能”,而是人为的结果,特别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由此建立了他的礼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政治观。

《乐论》一篇集中反映了荀子的文艺思想,一开头将音乐的产生。认为人的喜怒哀乐之类的感情必然“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表现为音乐;接下去讲“立乐之方”。其目的在于“感动人之善心”,而排出“邪污之气”对于人的影响。“立乐之方”是荀子进行诗教、乐教的总原则。 荀子把国家的治乱兴衰归因于音乐的邪正,当然有片面性,但是他充分估计了音乐的社会作用,有其可取之处,同时,文艺作品不可能直接对社会发生作用,而是通过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这一点荀子的认识是深刻的。另外,荀子认为“礼”和“乐”必须相辅相成而行。使礼乐相辅相成,为“王道”服务,这是荀子乐论的实质。

两汉

1、《毛诗序》

“毛诗”二字,是汉人的称呼,在汉代流传的有齐、鲁、韩三家的诗说,是立于官学的,赵人毛苌传的《诗》,在每首诗题下面都有序。本文是诗之大序。本文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诗歌要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文章开头提出《关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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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表现的是“后妃之德”,就是说,它的作用就是服务于统治者对“乡人”与“邦国”的教化和统治。接着,作者用儒家的诗歌理论来作为论据:“是故治世之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紧接着,他认为变风、变雅的产生,是由于现实政治发生变化的影响,是为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而“大雅”“小雅”之分也是由于政有大小之分。至于“颂”则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总之,他肯定了诗歌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把文艺发展与现实生活的变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说明变风、变雅的产生,人民讽刺上政,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这是重视客观现实生活能影响文艺的进步观点。

2、《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本文从文学思想角度应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历史著作是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的;第二、历史应该从政治观点出发,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评价,有肯定有否定,即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第三、最值得注意的是“发愤著书”的观点。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人民群众和正直的、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内心郁结着愤懑的感情,这种感情抒发出来,表现为文字,就成了天地间的至文。“发愤著书”是封建社会的进步观点,韩愈的“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欧阳修的诗“穷者而后工”都是对此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3、《论衡.艺增》

王充,字仲任,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著作《论衡》主要是在哲学上阐述他的进步主张。王充生活的时代,谶纬迷信之学盛行,形成了一种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针对这种虚伪浮华、因循抄袭的现象,作者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疾虚妄”、“归实诚”的主张,对“虚妄”的文风进行全面的批判。王充在《语增》、《儒增》、《艺增》等篇里系统地对历史上流传的书籍和“传语”,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指出了人们喜好“言事增其实”的“虚妄之传”是一种歪曲历史,夸大事实的恶劣作风。他强调书写和评论事情必须实事求是,“不可增损”。在这些篇章中,表现了王充敢于反对虚妄,蔑视不良倾向的进步观点。他在反对虚妄地夸大事实的同时,对“经艺”上的增语,并未持绝对的否定态度。在《艺增》中明确的指出“经艺之增”和“百传之语”的夸大事实有一定的区别。他认为经书上描写的事务,“增过其实”,是“皆有事为”,即事出有因。他已经初步觉察到文学作品应用夸张的语言是为了达到一定的褒善和警恶的社会目的。说明他已经朦胧地意识到并且开始探索关于艺术夸张的创作规律问题,这对后来的文学理论家起了良好的影响作用。但是由于他还不完全清楚文学的特点,以至于他在本文中详细的考察“鹤鸣”能否“闻于天”,武王伐纣,血能否漂杵等问题,用自然科学的真实去要求艺术的真实。认为文学作品是“增之也”,这说明他不完全了解文学作品的规律和特点。另外,在他的文学理论中还存在一些形而上学的思想。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除了它思想上的矛盾以外,还在于他对“文”的概念的了解比较含混,分不清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的界限。但他肯定“经语之增”,实际上承认了文学作品的夸张手段,这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不失为重要贡献。

4、《两都赋》

班固,字孟坚,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著有中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两都赋》是班固大赋的代表作。他反对迁都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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