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清代文献数量的因素
张寅彭
本人治清代诗学有年，深感最需要认真对待的，是文献数量特别巨大这一有别于历代的基本的“物理”特点。从前陈寅格先生选择专治隋唐史，就曾考虑到明清史料过量的问题。现在我辈才学不如陈先生，却不得不直面这个横亘于前的难题，能不慎之又慎乎!
这个问题的性质当然不止于研究态度端正与否而已，主要还是在于数量直接关系到认识的准确程度，亦即结论的科学性。举例来说，研究者的头脑中如果没有现存清代诗学著作多达8的种以上这个数量概念，如果没有读过至少500种以上的经历，那么就不太可能认识记事类和诗法类著作在清代的数量优势及其重要性，当然也就无从建立起清代诗学论评、本事和谱法三者并重的大势判断。尤其是大量记事类著作反映出的作诗、品诗越来越依赖于“今典”的新现象，没有充分的阅读是不可能感受到它在当时的普遮性的。诸如此类“质”变的新认识，显然都有待于“量”的积累支撑，方才能够达成。
文献量特别巨大这一事实，使得研究界无论个人还是全体，对于文献的全面把握都需要潜心经历一段不短的过程。所以在目前的阶段，先将整个清代分成几个时期，逐期进行研究，似乎较为适当。如可将有清一代267年的历史，按五六十年的长度分为五期来看：由顺治朝与康照朝的前30年合成第一个时期，康照朝的后30年与雍正朝合成第二个时期，乾隆一朝为第三个时期，嘉庆、道光合为第四期，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合为最末一期即第五期。按照拙著《新订清人诗学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7月版）的统计，这样一划分，清代最初两个时期即顺、康、雍的百年间所存的诗学著作的数量，就已经超过宋代而接近明代的现存数了。乾隆以后更是逐期递增。因此清代大抵每五六十年间提供的诗学文献之量，就已经超过明、倍于宋等历时300年左右的大朝代了。显然，先进行分期研究，将庞大的总量按“时期”为单位切割开来，这样缩小下来的“量”就便于掌握了，也较易于保障每一种材料能够分别得到最大程度的观照。这以后再进入更为概括的有清一代诗学的整体研究阶段，量多的难题也就得以缓解了。可见这种先分期后总括的研究程序，同样是文献数量巨大这一因素制约的结果。
当然，如果先选择一些人物作彻底的个案研究，那就更为切实可行了，如蒋寅对于王士棋的研究等。
上述将乾隆朝单独划为一个时期，有别于历来的乾、嘉合期，其依据也是首先从文献数量受到启示的。在这一期60年中，留存下近200种诗学著作，较前一个印年中的数量，引人注目地增加了一倍有徐，而后续的一个60年中的数量又几乎与之不相上下。故这一个陡然出现于本期且此后持续稳定的“200”之数，乃是一个基本的“物”据，表明清代诗学至此时达到了它的繁盛期，诗学的面目至此一前惯现的“粗线条”，呈现得前所未有的清晰丰满。
具体来看，如南宋出现的《唐诗纪事》和《全唐诗话》两部大著作，由于在元、明未见嗣响，如果没有清人的续写，则计有功之举在历史上就不过是一偶然为之的现象。而清代在乾隆以前，虽已有沈炳龚辑成《续全唐诗话》一百卷始予回应，但在当时仍不过是一孤立之举，其书也一直未能流传。至乾隆期，乃一下子出现了厉鹤《宋诗纪事》，郑方坤《五代诗话》，孙涛《全唐诗话续编》、《全宋诗话》，周春《辽诗话》等多种同体之著。这个数量表明，断代纪事体诗话这一体例，至此时方算是获得了普遍的认可。还不仅此，此时又出现了一批以本朝为时限的纪事小传类诗话，如叶之溶《小石林文外·本朝诗话》、卢见曾《渔洋感旧集小传》、郑方冲《本朝名家诗钞小传》、杨际昌《国朝诗话》，及王农《蒲揭山房诗话》等，体例虽还不尽划一，但显然也是断代纪事体诗话体例影响下的产物。
再如地域乡邦诗话，此题明代始有二、三种（如郭子章《豫章诗话》、曹学栓《蜀中诗话》等），入清后即有人承之，但清初也只有一种（康熙间裘君弘《西江诗话》）。至乾隆时，乃又一下子涌现出郑方坤《全闽诗话》、陶元藻《全浙诗话》、赵知希《径川诗话》、曾廷枚《西江诗话》、戚学标《三台诗话》与《风雅遗闻》、吴文晖与吴东发《漱浦诗话》等大小同题之著多种，并有题旨与之相近的记录一地游踪的杭世骏《榕城诗话》、檀苹《滇南草堂诗话》、徐柞永《闽游诗话》等，谈诗从乡邑地理着手的一代风气遂由此凸出。
又如诗法类著作，从本期多达30种以上的数字中，也使人能够领略其声气之盛。其中如徐文弼《汇幕诗法度针》多达八集三十四卷，顾龙振《诗法指南》广收唐宋诗格类著作及元人诗法之作，都是有宗旨、有规模的著作；而纪的《唐人试律说》、叶葆《应试诗法浅说详解》、林昌评注之《河间诗律矩注释》等，则是直接应乾隆二十二年科举恢复试诗的需要产生的。而亦带有诗法之性质的声调谱一类著作，在康熙后期创成之后（赵执信《声调谱》、王士棋《律诗定体》），此时也得到广泛的响应，如翁方纲《小石帆亭著录》仃定的数种及翟晕《声调谱
拾遗》等，凡十徐种。诗法谱式类著作的大量涌现，又从一个方面凸显出乾隆时诗人学者热衷于研讨诗艺所达到的普遍程度。
至于以记事录诗为旨的诗话类著作，此时亦有颇为明显的发展变化。以《随园诗话》为例，这种以诗坛盟主身份记录诗人、诗作、诗事的著作，宋代欧阳修《六一诗话》的篇幅是一卷28则，明代李东阳《麓堂诗话》是一卷137则，清代康熙时王士棋《渔洋诗话》是三卷250徐则，逐代递增，未可谓异；但至哀枚此著，忽达到2000徐则之巨。这一方面跟作者的自觉搜采有关，一方面也是当时作诗风气的极大普及使然。如书中记载采诗区域之广：“近日十三省诗人佳句，余多采入诗话中”；参与诗人之众：“自余作《诗话》，而四方以诗来求入者，如云而至”，“以诗来者千人万人”；而求入者的主动程度也历历可见，如哀氏外孙某日访吴江之黎里镇，“有闻其至随园来者，一时欣欣相告，争投以诗，属其带归，采入诗话”。可知有大量爱诗、玩诗者直接间接地参与了《诗话》的写作过程，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故《随园诗话》之篇幅，是一个含有某种“质变”性质在内的数量，实未容小觑，不可如寻常以一个“滥”字责过了事。而且在这一期的200种中，此类诗话数量最多，每一种的篇幅或不及《随园诗话》，但汇总拢来，记载下的当代诗人诗作以及他们或独处、或交往的逸事，达到了空前详尽的程度。排比此类材料，将有可能把乾隆时期诗人的日常艺术生活，具体还原到如同现代长篇小说一般绘声绘色的程度，而这也是要由一定量的支持才能作得到的。
总而言之，清代诗学文献所独具的数量优势是一个需要首先予以正视和充分利用的性质，否则不仅对于现存的文献材料是一种颇为遗憾的浪费，而且清代诗学研究的成功也是无从谈起的。
原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