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的转折点。但有人曾提出这次会议确定的主要打击方向仍然是蒋介石、国民党，还是停留在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的范畴，没有变国内革命战争为民族革命战争，因而不能称其为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转折点。
事实上，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历史转变，有的是革命性质的转变，如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有的是不同阶段的转变，如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有的是中国共产党自身不同路线的转变，如从错误路线到正确路线的转变。在这些历史转变的过程中，都有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历史转折点。而且，由于历史转变的多样性，也必然存在各种不同内涵的历史转折点。 的确，遵义会议没有变国内革命战争为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成为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转折点，但它却是中国共产党自身不同路线的转折点，即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转变的历史转折点，这是一个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兴衰存亡的历史转折点。正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
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首先，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思想路线看，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大家知道，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全党的革命积极性很高，领导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胜利地进行了北伐战争，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但是，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还懂得不多，又缺少革命经验。因此，到了大革命后期，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领导下，没有能够采取有力的革命措施，以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反革命势力的欺骗，使革命遭到失败。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战斗，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开展了土地革命战争，创建了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可是，党内又接连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他们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外国的经验，把革命引上失败的道路。事实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国进行革命，需要解决许多特殊和复杂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不可能提供现成的具体答案，照搬照抄外国经验，不
能取得成功。毛泽东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从来就反对脱离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他强调“必须作实际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只凭照搬照抄“本本”去指导斗争的教条主义。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制定了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适合农村分散环境进行革命战争的军事路线，提出了建设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等等，把革命引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但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还没有被全党认识，而且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排斥。只有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实现了思想路线的转变，这种党的指导思想的转折，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其次，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由失败开始走向胜利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撤销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同时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作战原则，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此，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就成了党中央的军事路线，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指引行军作战，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表明，中共中央第一次在会议上和文件中肯定了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并把它作为中央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