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与人的穷困抗辩权
我国《合同法》第195条规定了赠与人的穷困抗辩权，这项权利在学术界有诸多称谓，如“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紧急需要抗辩权”。赠与人的穷困抗辩权是对合同法“有约必守”的一个突破和例外。一般情况下，已生效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否则可能构成违约。按约履行合同也是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赠与人的穷困抗辩权看似违背了有约必守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但是它的出现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一、理论基础
（一）合同法的公平原则
《合同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公平原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对整部合同法具有指导性意义。
与典型的双务、有偿性的买卖合同不同，赠与合同具有单务性、无偿性。即使有某些赠与合同中在订立时约定好给受赠人设定了一些义务，即《合同法》190条的附义务的赠与，这些义务也不同于买卖合同中的义务，它们并不具有对等性。一般的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单方履行义务，将自己的财物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单纯获益，双方的权利义务极度不对等。但由于合同自由原则，只要当事人不损害第三方、集体、国家利益，可以自由约
定权利义务。另一方面，赠与合同的前因一般是感情因素，赠与人不会无缘无故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漠不关心的人。赠与人在选择受赠人时，或选择需要帮助的亲人朋友，或是给予特定困难对象，如捐助灾区。总之，赠与的前提一般是包含着赠与人的感情因素。
在合同自由原则外还有公平原则。在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没有考虑公平因素时，合同法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双方的公平。因为从整个社会利益看，合同法要促进长远的公平正义，要协调各方的利益，如果任由一方长久居于纯粹获利的地位，必将导致社会的不公正现象，长此以往必然出现冲突矛盾，各方利益平衡局面将不复存在，社会现存平稳秩序将会被打破。基于赠与合同的单务性、无偿性，法律的天平也对赠与人做了倾斜性保护，以维护实质公平。《合同法》规定了赠与人的穷困抗辩权，让赠与人在“穷困”的特殊情形下，不因自己之前的赠与行为而雪上加霜。
赠与行为促进社会的和谐，是一种道德高尚的做法。正是由于赠与行为给社会带来的诸多正面效应，《合同法》第十一章也是浓墨重彩地规定了赠与人的一系列保障性权利，包括法定撤销权、任意撤销权和穷困抗辩权，以更好地维护道德高尚者的权利，实现法的公平价值。 （二）情势变更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了情势变更原则：“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订立后现实情势发生了改变，若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显失公平，法院根据当事人请求改变合同已经确定的条款或撤销合同，重新分配交易双方在交易中应当获得的利益和风险，其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公平和公正。 赠与人穷困抗辩权的规定正是蕴含了这一理论基础，赠与人本是出于善心做出善举，给予受赠人帮助，但在合同成立后若情势变更，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有充分理由根据情势变更这一法律规范免除继续赠与的义务，以维护自己正常的生产经营和生活，这时也不能苛责赠与人必须继续履行赠与合同。 二、穷困抗辩权的性质
从穷困抗辩权面世之日起，有关它的性质一直是民法学家们热衷讨论的一个学术问题。目前学界关于其定性主要是围绕它属于撤销权还是抗辩权展开讨论。之所以要厘清穷困抗辩权的性质，是因为不同的定性，将会带来不一样的法律后果，切实影响赠与人和受赠人的利益。
众所周知，民法中权利主要分为四大类：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和形成权。它们区分的标准是作用不同。有的学者主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