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绝唱之《史记》
论文摘要：
作为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史记》无论是在其创作目的、内容、艺术手法（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所体现的文学思想，都可谓之“无人可及”，与《汉书》的比较更彰显出他的千古绝唱。他以独特的魅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世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形象；其创作艺术也为后世散文家竞相模仿。
关键词：纪传体 人物刻画 悲剧性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先生对《史记》的高度赞扬。袁著《史记·文学之研究》①甚至称：他简直可以与英国的莎士比亚互相伯仲。的确，作为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史记》也是我国纪传文学的开端，标志着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全书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然这种体例各有区别，但他们确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皇帝，下至汉武帝时代三千年的兴衰沿革。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与其共同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展开，如果说本纪是北斗，那么世家就是环绕北斗的二十八宿。至于七十列传，则是历史天宇上北斗，二
十八宿以外的群星。《史记》的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勾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同时也使他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十二本纪按帝王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始终，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在体例上冲破了以往历史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司马迁的文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夫子自道和“发奋读书”说中。白寿彝《史记新论》
②写于1964年，辨析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
之言”的内涵。他认为“究天人之际”指的是司马迁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司马迁把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和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加以区别，通过对人事的分析，说明天道不可信，用宗教的历史揭露宗教迷信的虚妄，司马迁的天人思想既有进步意义，也有他的局限性。“通古今之变”重要表现在编纂古今关系、略古祥今，眉门分明的处理，对历史事件，人物评价的历史发展的观点，对当代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的揭露，以及对学术发展变换的记载上。“成一家之言”则表现在综合古今典型及其他资料创造出一部通史、综合古今学术辨析源流得失、综合已有的实体创立新的史书题裁等方面。通过对这三点的细致分析，深入探讨了司马迁的思想内涵。
《史记》的对于人物的刻画更是入木三分。其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同为战国策士，苏秦主要是一位发奋者的
形象，而张仪身上更多的却是狡诈权谋。张良、陈平同是刘邦的重要谋士，但在司马迁的笔下，张良令人高深莫测，带有几分神异，而陈平这位智囊却更有人情味。《史记》的同类人物形象之间尚有如此明显的区别，不同类型人物之间的反差就更大了。
更可赞的是司马迁在表现人物时，既能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给以恰如其分的表现，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且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征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显示，有时一开始就为人物性格的发展做了铺垫。陈平年轻时勤而好学，所以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见识高远，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樊哙发迹前以屠狗为生，成为将军以后仍有莽撞豪爽之气，对刘邦项羽也敢直言直语，大声大气。
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史记》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使全书具有浓厚的悲剧气氛。项羽这位英雄人物，他爱人礼士却又嫉妒贤能。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有恻隐之心，不杀刘邦，还时常虑念百姓疾苦。他有时与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时又非常吝啬，兼有风云气和儿女情。然而这样一位旷世英雄最终却自刎乌江，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悲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性格悲剧。
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寄予自己深切的同情。他赞扬弃小人、雪大耻；他笔下的蔡泽、彭越等人，都是在逆境中成功。无数的苦难都带有悲剧性，当然也暗含了司马迁的人生感慨。
《史记》、《汉书》同为历史经典作品所载事实又有重合部分，因此自汉代起，就有关于班马异同的讨论。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
③分十个专题研究两汉历史和史学的发展，运用丰富的史料指出，《史
记》“重视人心向背，不是在为统治者献治安策，而是重视人民群众的爱憎，表达对人民群众处境的同情和义愤，揭露了统治者的罪恶与丑态”具有异端思想，有人民的成分。《汉书》则“用正宗的观点挤掉了《史记》的进步精髓而加以改写”，以封建性代替人民性，有维护西汉统治的正统思想。因此，无论是在题材的创作上还是历史的见识上，班固都不能与司马迁并提。
韩兆琦的《史记通论》④中《史记与汉书》一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了史汉的异同高下。他认为《汉书》继承发展了《史记》的成就，包括：《汉书》的体例比《史记》更为严整更为统一了；《汉书》记载汉代的典章制度更为详细具体了；《汉书》多收经世之文；《汉书》补充了许多重要事实；班固拨正了司马迁的一些偏颇之见，突出了他要表达的某些思想。与此同时，指出：《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反迷信思想，而《汉书》相对迂腐。《汉书》来源于《史记》，但从此开始转入正轨，更自觉的形成中国后代的正史，于是，《史记》自然地成为文学历史两个支派共同的祖先了。
总之，《史记》无愧为汉代散文最杰出的代表，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注：①【中央大学半月刊第一卷第13期 1930年5月】 ②【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 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版第4期】 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参考文献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先秦两汉散文研究》 本卷主编 费正刚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第一卷 本卷主编 聂石憔 李炳海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两汉散文的历史地位》 汪耀明 《复旦大学学报》
先秦两汉散文研究
结课论文：千古绝唱之《史记》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姓名：孟晓旦 班级：1005班 学号：1011030107